1937年9月25日拂晓。
聂荣臻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他看到，在关沟两侧的树丛下、荒草中，以及冰凉的山地上，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潮湿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第115师指挥所设在白崖台北面山峦前的一个土包后面，土包上丛生着杂草和树木。这里离第343旅指挥所很近，距第685团和第686团的指挥所也不远。此时雨已停歇，冷风仍在飕飕地刮着。
冷风吹不动这个凝固的历史时刻。
延安。毛泽东居住的山村小院坐落在延安城西南方向的凤凰山下。传说远古时代这里曾是凤凰降落憩栖的地方。西安事变后，毛泽东迁居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运筹全国的抗日战争。
窑洞坐西北而面东南，深秋时节，它显得宁静而温暖。在每一个静静的夜晚，毛泽东读书、写作或思考问题。如豆的灯光将他巨大的身影折射到刚粉刷过不久的墙壁上。
西安事变和日军大举入侵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伟大的转折点，身居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中国美好的未来正向共产党人招手，恰似站在宝塔山巅，遥望东方喷薄欲出的太阳。他对未来充满了喜悦和信心。他自然已料定，出于其反动本性的蒋介石不可能动员全国的力量，赢得抗战的胜利，断定国民党依靠片面抗战的路线，必定招致失败。那么，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头。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只有几万人的红军怎样应付抗战的局面？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发电报，第一次郑重地涉及到这个问题：
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1/3的兵力为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8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人，明确提出红军在协助友军部队作战时，只宜作侧面的钳制和打击，不宜作正面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头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22日晚，在冯家村头一个权充会场的私塾小学的土窑洞内，毛泽东从容道出他的深谋远虑：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一、创造根据地；二、牵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日军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如此一来，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世界军事家们颇感新鲜的话题：为坚持持久战，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战略问题。
有些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此感到不解，林彪首先把自己摆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他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种论调并不使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深知，红军由正规军重新变为游击军，由运动战变为游击战，在现象上表现为倒退性的转变，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对于某些红军指挥员来说，这既是战略上的大转变，更是思想上的大转弯。他耐心地开导他的将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必须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扩充实力，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战到底，最后战而胜之……”
毛泽东又说：“从战略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怕日本人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要游击战在广大地区发展起来，整个中国会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
毛泽东认定，游击战是红军对付日本人的惟一策略。因此他特别强调：只打游击战，不打运动战；只能打小仗，不能打大仗，要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
他并不为八路军出师后是否尽快获得声望所困惑。相反，针对高级将领中比较普遍的“速胜论”思想，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开导他们：“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这就是我们的家当。拿这点家当同掌握现代化重武器的日本人硬拼，会是什么结局呢？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军队去深壕对垒，无论如何是不适宜的。”
当然，毛泽东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果只讲山地游击战，似乎又窄了点。因此，八路军出师华北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前方硝烟正浓，后方的将士磨拳擦掌，但毛泽东仍然在作着他高瞻远瞩的部署：八路军3个师不一次开出去，而是循着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至少可以避免被国民党把这3个师用到同一个战场上去打阵地战。
规定八路军出师以后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分散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尽快扩大抗日力量，在完全独立而不是协同作战中壮大自己，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面前点了头，但他的思想疙瘩并未真正解开。
9月14日，林彪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他已将“343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日军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
此电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林彪担心起来。
16日，毛泽东直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蒋介石）、何（何应钦）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两天后，林彪回电：“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
随后，林彪在另一份电报中，进一步说：“关于一方面军目前行动方针，我意不只陈旅应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徐旅亦应以同样任务靠近陈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
他的理由是：“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由于林彪一再坚持，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又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为了及时纠正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接着指出：
阎锡山现在处在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部下全无信心，他的军队已失去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须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和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的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利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
若干年后，彭德怀检讨说，他当时也存在“速胜论”的思想，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只认为是个战术问题，八路军应该全力配合友军对日进行正规作战。
还有少数高级将领认为，“华北也许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日军前进”、“日军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只能在日军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和前途是不大的”，因而，他们主张“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日军前进”。
9月25日，即第115师平型关战斗打响的这天，毛泽东仍致电八路军总部：“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伺机在“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贺师在晋西北使用同此原则”。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北方局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如兵运、统一战线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责任……发动华北全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全党和八路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极其正确的。这再一次证明了他超出于众人之上的远见卓识和战略预见。
但林彪眼下的主要任务是打好平型关这一仗。
埋伏在关沟两侧的数千名八路军官兵在焦急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光荣时刻。
天大亮了。终于，从小寨村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汽车马达声。
林彪说：“友军出击部队没有希望了。现在日军的后续增援部队来了，我们在这条山沟里正好消灭他们！”
聂荣臻道：“必须通知各团，加强隐蔽，没有师部的命令不准行动！”
这股日军由灵丘方向开来，他们是第5师团第21旅团的一个大队和部分辎重部队。大约近百辆汽车和百余辆大车沿着公路鱼贯进入沟内，车上除军用物资外，坐满了戴着钢盔的鬼子兵。马达声和马蹄声在山沟里回响。
时候差不多了。林彪大声喊：“发信号弹！”
聂荣臻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怀表。他记下了这个时间：清晨7时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