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王铭章号召官兵：“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娘子关战役自开始以来，事实上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军第20师团采取逐次增兵的方法，不断往前推进。守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虽暂时在某些阵地阻止了日军的攻势，但那些被严重打残的疲惫之师终究无法长期固守。
10月19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在如焚的心绪中赶回太原，找阎锡山商量办法。作为战区最高长官的阎锡山几乎把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晋北的忻口，而不能对同一战区之内的娘子关战役有所兼顾，令黄绍竑感到些许的愤怒。而在阎锡山眼里，自己原本就是“客人”，况且几乎未带一兵一卒前来上任，那些七杂八牌的部队又掌握不住，黄绍竑有气只能闷在肚子里。
见到阎锡山后，黄绍竑顾不上寒暄，便切入正题。
黄绍竑道：“娘子关方面冯钦哉第27路军显然是有意躲避作战，曾万钟第3军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面虽不是敌人攻击重点，赵寿山第17师也已打得很残破。攻占旧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他们攻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钟两部的接合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旧关的我军，威胁太原。”
阎锡山说“季宽兄，你分析得对。我没料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没想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军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
黄绍竑说：“其实平汉线上的中央军自石家庄一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军的作用，所以娘子关战役自始即是处于疏忽被动的。”
阎锡山生气地：“如果娘子关过快丢失，太原被敌攻占，第一战区的中央军负有严重责任！”
黄绍竑道：“副委员长所言极是。事已至此，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
阎锡山陷入沉思。许久，他才说：“川军邓锡侯集团军已奉令调来山西，先头部队从风陵渡过河后，已乘火车北开，预定是增加娘子关方面。”
黄绍竑道：“时间来得及吗？”
阎锡山答非所问：“忻口方面担任正面作战的部队，是不好抽调的。”
黄绍竑告辞后，阎锡山感到很疲倦，坐在太师椅上不想动。自抗战爆发以来，山西一直是华北的焦点，尤其是忻口和娘子关的战事，令他身心交瘁，日渐苍老。日军的铁蹄踏进山西后，他自认为自己尽了全力，他把晋绥军全部投入进去，数万将士的牺牲，数千兵员的溃散，使他感到悲痛，更使他心里发毛——如果部队都打光了，往后依靠什么生存？
此时的太原已经风声鹤唳，大街小巷流传开一首老百姓编的歌谣：“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丢部属，小兵扔大枪。”太原不保已在阎锡山预料之中，他把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调回太原，给他做搬家撤离的准备。又电召忻口前线副总指挥傅作义到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石岭关督修工事，以求忻口守不住后，在石岭关再抵挡一阵。
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传来，阎锡山不用看就听出，来者是照顾他日常起居的堂妹、五姑娘阎慧卿。
这天晚些时候，阎慧卿来到阎锡山的住处，给他讲了几个五台老家的笑话。阎锡山并没有笑，他唉声叹气地说：“日本人从北、东两个方面进攻咱们，忻口、娘子关难以久守，太原很难保住，五妹子，你要做好搬家准备。”
阎慧卿问：“去哪里？”
阎锡山说：“先去临汾。”
在太原会战最激烈、紧张的关头，一支装备十分简陋然而士气极为高涨的队伍正日夜兼程，向山西挺进。这支队伍便是出川抗日的邓锡侯第22集团军。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14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川军领袖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不久，又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所部沿长江东下，经武汉北行到许昌集结；邓锡侯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辖第41、45、47军，开赴山西抗战。
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上，48岁的邓锡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20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藉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如战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欢送大会之后，邓锡侯又召集第45军驻成都的出川官兵训话。他说：“125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国卫民，出川抗战。目前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他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愿立即出发杀敌！”将士们齐声答道。
两年前，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邓锡侯奉命率部堵截。一天，他收到了多年之前的故交朱德和刘伯承的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
那时邓锡侯不可能“来”，如今，他可以来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德阳县县城广场，孤儿出身的第41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宣称：“我王铭章此次出川抗日，不成功，便成仁。成仁就是壮烈牺牲……我过去不知为谁而战，为谁而死，我率领你们参加过多次内战，都是互相残杀，给地方和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痛苦……今天我们奉令出川抗日，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为民族生存而战。愿与诸君，共赴时艰……”
从9月8日开始，第22集团军按照第41、45、47军的顺序，由四川原驻防地出发。第41军一部离开成都时，前来欢送的民众挤满了大街小巷，口号、鞭炮和锣鼓声惊天动地，许多人情不自禁，泪水涟涟。多少年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同全国的民众一样，饱受内战的苦痛，他们多么希望有朝一日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善良的中国人一直不能如愿。而今，内乱未停，外祸又起，早已厌倦了战争的中国人民只有一个选择，那便是自己的军队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这一天，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将他新创作的《抗日战士出征》像，竖在成都街头，表达人民对川军出川抗日的真诚敬意。
王铭章的第122师作为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率先开拔。他们身着单衣草履，背负竹席斗笠，徒步出剑门，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以每日行军60里的速度，跋涉在漫漫征程上。然而，他们满腔的爱国热忱无法掩饰近乎原始的装备带来的隐忧，川军将士的手中，尽是一些川造步枪，甚至还有一些手工制品，打几枪就拉不开栓，手榴弹每人只有2颗；一个团或一个旅仅有三五挺机枪；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也没有。几乎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缺医少药，伤员无法救护。冬季将临，北方已是寒风萧瑟，每个士兵仅有两套粗布单衣，脚上是赤足草鞋。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电请蒋介石予以补充，蒋复电说：“俟到西安照办。”消息传到部队上，大家喜气洋洋，委员长开了口，当然是打了保票啦。
10月中旬，第122师到达宝鸡，然后从宝鸡乘火车抵西安。部队尚未下车，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却派人手持蒋介石的手谕来到车站——“限令川军原车东开，迅速渡河。”与此同时，紧随在前卫部队后面的王铭章接到南京军事委员会急电：“晋北忻口战况甚急，41军先头部队，应不待全军集结及换发装备，即向山西开拔，受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指挥。”
第41军高参章雨初代表邓锡侯面见蒋鼎文，说：“川军武器窳劣，作战配备全无，蒋委员长有电，允在西安补充。现在官兵还是单衣草鞋，如何上雪地打仗？”
蒋鼎文说：“蒋委员长刚发来急电，第22集团军划入第二战区序列，当然应由二战区直接补充。”
蒋鼎文推得一干二净。
邓锡侯偕同他的副总司令孙震飞赴西安与蒋鼎文面商，仍无结果。部队却不能停顿，继续前进。
10月15日，第122师渡过黄河。在渡河后举行的临战誓师大会上，同普通士兵一样身着单衣脚踏草鞋的师长王铭章号召官兵：“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
10月19日深夜，第122师先头第364旅到达太原。部队尚未吃上一口热饭，便传来了阎锡山的命令：“娘子关战况甚烈，饬364旅，不待全师集结，即转运晋东，受黄副长官（绍竑）指挥……后续部队，不必再运太原，即由榆次转车，陆续至晋东参加作战。”战令下达，急如星火，而作战必要的配备，却一概不予考虑，甚至连作战地图，也不发一张。
邓锡侯令孙震立即飞往太原面见阎锡山，要求解决武器、棉衣、医药、地图等作战要务。阎锡山两手一摊，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抱歉得很，仗打到现在，战区内已无武器装备补充。”
阎锡山答应代为电呈中央解决。
就这样，远道而来的第22集团军未得到一枪一弹的补充，便紧急开赴娘子关。
风陵渡。年轻的上海《大公报》记者陆诒站在黄河岸边了望。这时，诗人李白的诗句在他的脑海里涌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陆诒是一个月前离开上海的。那天，当报社决定派他到山西战场当战地记者时，大名鼎鼎的范长江对他说：“我始终认为山西是华北的根本，我们决不能放弃山西，山西不守则华北永远不得翻身，而敌骑蹂躏又决不仅止于黄河。眼前，我们虽然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在淞沪一带作战，但论到战略意义的重大，远不能与山西战场相比。”范长江劝陆诒要从远大处看战局的发展，下决心到山西战场作深入采访。
当时日军的炮火已经封锁了上海北站，铁路交通在白天受敌机的威胁，只能在晚上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先到嘉兴，转乘由嘉兴至苏州的火车再转沪宁路到南京，然后渡江北上，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到达潼关。
河防司令部安排陆诒随川军第22集团军的后续部队一起渡河。陆诒注意到，川军军纪良好，秩序井然。在同蒲路车站候车时，他遇到了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3年前，陆诒曾在成都见过邓锡侯。交谈中，邓锡侯说：“我们四川军队连年打内战，名声不好，人民厌恶我们，痛恨我们。这次奉命出川抗战，徒步行军，翻越秦岭到陕西，沿途群众热烈欢送，对我们刮目相看，家乡父老也对我们寄以厚望。我们决心与战区友军团结战斗，密切配合，争取抗战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