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太原后营坊街北边靠近城墙的地方，有一所私立中学，名叫平民中学，它和私立成成中学、进山中学、省立第一中学，被誉为四所名牌中学。如今战火将至，平民中学于数日前就已停课，学校教职员工皆不知去向。有一些军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紧张的神情显示出大战将临的迹象。
从忻口前线撤出后，傅作义便将他的第7集团军总部设置于平民中学内。尽管是自己挺身而出领受了守城任务，但傅作义仍然感到这个任务来得突然，他似乎觉出了前所未有的沉重。阎锡山向他交代了太原城中尚有大量的粮食和枪械弹药，答应将王思田代师长的第73师归还第35军建制（第73师原属第35军，抗战前夕，阎锡山为削弱傅作义的实力，决定第35军取消师一级建制），第211旅孙兰峰部和第218旅董其武部各补充一个半团的兵力；其余供傅作义调遣的部队还有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的旧部第213旅，独立新编第1旅3个团、原正太护路军两个团、3个炮兵团，以及高射炮连等一些七零八碎的部队，共约1万余人。
这么点部队，面对的却是无论从人数还是从装备上讲都强大得多的日军，战斗结果已不言自明。如果不能坚守较长时间便将太原丢掉，那么，他傅作义以往的几乎是百战百胜的显赫功业，也许就要尽付东流了，把太原视作自己命根子的阎锡山怕是也不会轻饶了他……被阎杀掉的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凭多年的经验，傅作义认定阎锡山是一个狡诈、阴险、自私、冷酷无情、翻脸不认人的小人。
1918年，傅作义23岁那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所部第10团当见习官，第3年即升任该团少校团副，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每天早晨，他总是亲自带部队急行军三四十里，训练场上，他身着士兵服装，每项课目自己先做示范。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该团获得第一名，他因此得到了阎的赏识。在此后的岁月中，他追随阎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被阎视为难得的大将之才。1928年，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蒋介石施展分化瓦解的惯技，两次以重金收买傅作义。傅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对阎如实报告，还将5万元现金如数上交。阎十分高兴，对赵戴文说：“傅宜生真是咱们的关云长，义重如山。”
然而，随着傅作义翅膀逐渐变硬，阎越来越对他不放心。傅作义在张学良的举荐下担任绥远省主席后，他们的关系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1936年绥远抗战以来，傅作义声名大振，引起一些晋绥军高级将领的忌恨，更引起阎锡山的猜疑，全面抗战爆发后，阎、傅的矛盾一度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阎锡山安排傅作义守城，除了考虑到他是守城名将，所部具有守城经验外，还可以保存他的亲信部队——杨爱源第6集团军的实力，同时又心怀叵测，深藏寓意——胜则自己可以居功，败则加之以罪。
在平民中学第7集团军总部，当各部长官得知第35军防守太原时，绝大多数将领都对阎锡山此举感到气愤，责难之声四起。副军长曾延毅说：“阎长官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本应守绥远，可他硬调我们守山西，开战以来，都叫我们担负重要作战任务，可他的第6集团军，平型关打了一下，就给藏起来了，杨爱源、孙楚，这回干脆跑到晋南去了，他们常驻太原，明摆着该由他们守。说穿了，阎长官就是想牺牲我们35军！”
类似这种悲观论调极不利于守城，傅作义将手中的水杯猛地往桌上一放，大声说：“不要再说这些！我既然领受了任务，就要把太原守住。我们不是给哪个人守太原，而是为国家守，为民族守！现在咱们研究守城计划！”
参谋长陈炳谦忙说：“请总司令指示。”
傅作义说：“首先要命令守城部队迅速集结，4日以前必须部署完毕。北城、东城将是敌人攻击的重点，我们35军就部署在敌人重点突击方向上。213旅可部署在南城，估计沿正太路的敌人除进攻东城外，还会进攻南城。西城外有汾河，不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可配备战斗力较差的新编独1旅。”
傅作义沉思片刻：“关于城防工事与火力配备……我提出一个要旨：城防各种兵器的配备，应能集中所有火力，以达歼灭敌人的目的。为使接近城垣的敌人完全消灭于我火网内，城外近距离的死角，须以最大努力消除。各城角、各瓮城及城根掘洞，伏藏山炮，对接近城墙的敌人，以零线子母弹构成交叉火网。各城墙突出部，构筑机关枪地下室，用侧射火力辅助山炮火力。监视哨所一律设置在城墙腹部，采用互相监视法。城内房院可形成复廓者，须加筑外壕，形成纵横无数的方形阵地，以备阻绝突入城内之敌。城内较高坚的建筑物配备远射炮，并能向各方随时集中射击。”
为维持城内秩序，傅作义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并任命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为戒严司令。
11月4日下午，阎锡山又在绥署会议厅主持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这是太原失陷前的最后一次高层会议。黄绍竑、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等高级将领到会。重点商讨从晋北、晋东两个方向撤退下来的部队依城野战计划。
会议一开始即陷入僵局。卫立煌不同意这个计划，所以他保持沉默，一言不发。黄绍竑也不同意此计划，但他率先发表意见。他说：“太原固然要守，但怎样守，值得研究。是以野战支持守城？还是以守城支持野战？我认为应以守城支持野战部队的休整。因为忻口和娘子关两方面的部队正在败退，恐怕在他们还未占领阵地时就被敌人压迫到太原城边来，前方后方这许多人马都混杂在太原城边的锅底里，其危险后果不堪设想。我主张晋东方向的部队撤至寿阳以南、榆次以东的山地收容整理，从忻口撤下来的部队除派一部分人守太原北郊的工事外，其余的撤至汾河以西的山地整顿。因此，我觉得，即使守城部队都作了牺牲，来换取大多数野战部队休息整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黄绍竑的意见和阎锡山的本意相差甚远，阎锡山是既要守城又要野战，只要能保住太原就行。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来争去，相持不下。
夜深了，会议仍无结果。有的将领多日休息不好，疲惫已极，居然在会场上打起呼噜来。阎、黄二人就在这种连成一片的呼噜声中继续争论。
4日晚上，上海《大公报》记者孟秋江怀着伤感之情在太原街头踯躅。他是昨天随卫立煌的总部从忻县返回太原的。一缕新的感触，使他不忍心遽辞这座古老的危城，他想在这最后时刻周览太原城的景况。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把小汽车借给他随意使用，但白天不停地遇到敌机前来轰炸，他只得夜晚出来游逛。
孟秋江细心地观察着。由于敌机的轰炸，市区电线网已经紊乱，电力不能送达全市，仅有几处路灯在亮着，黑暗处的行人，只好互相以咳嗽声来探路，避免碰撞。稍不留意，就会被路上散乱的电线绊倒。孟秋江看到，在一条寂静的、狭窄的小巷里，有一群人手握黄豆大的灯光，在大肆搜罗富人们遗弃的财物，他们中有穷困的汉子，有平素以拾垃圾为生的小孩子。那些平时他们无法接近的红墙深院，今夜里可以自由出入了。几天前，政府召告民众迁出城外，人们纷纷外逃，全市骚然。从前线撤回的军队，希望过太原时补充一些冬季用品，但大商店都已关门，所幸小商贩们仍留恋这最后的市场，以剩余的劣等货物，卖上等的价钱——这么好的销路，20多年来不曾见过。孟秋江注意到，商贩们推销的商品有鞋、袜、毛线编织物和洋蜡，有老糟子（酒酿）滚鸡蛋，还有豆腐煮粉条的小食担——小食担早已被饥饿的人们包围了……
几天之后，孟秋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阎百川先生这夜里离开太原了，离开他经营20余年的太原了！……11月5日天明后，在太原城里的人物，可以数得清，除卫立煌、孙连仲、傅宜生、周恩来、彭雪枫五位先生外，还有一个不负军政责任的新闻记者。”
时针已指向5日凌晨1时，在某些将领的呼噜声中，阎锡山同黄绍竑的争执仍无结果。阎锡山本来就对黄绍竑指挥的娘子关作战极不满意，只不过碍于情面不便发火而已。情况紧急，他不想再争论下去，断然道：“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从改变了！”
然后，阎锡山站起身，对赵戴文、朱绶光、楚溪春等亲信说：“咱们走吧。”
他们悄悄往外走，参谋处长楚溪春指了指那些正在睡觉的将领：“还未宣布散会，他们还不知道呢。”
阎锡山说：“不用管了。”
阎锡山随即离开太原。黄绍竑走出会议厅后，却发现阎锡山指定给他使用的小汽车不见了。他吓出一头冷汗，慌忙带十几个卫士摸到大南门，狼狈出城而去。
事实上阎锡山所幻想的依城野战计划根本无法实施——正太路方面的部队均已失去控制，这些溃兵未退到太原便折向晋南，太原城东的工事里连个兵影都没有；晋北方面的部队除少数进入太原以北的既设阵地外，大部过汾河撤向晋西。那些仓皇进入阵地的部队久战疲劳，军心涣散，日军仅以少量的穿插部队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破溃已在预料之中。
据说中央军后撤，是由于有蒋介石的命令，晋绥军王靖国等部的后撤，则是他们受到中央军行动的连锁反应。岂不知，摸透了阎锡山心思的王靖国，率部后撤的心情比中央军还要急迫，对他来说，只要能为阎锡山保存了实力，阎锡山就不会亏待他。
原忻口战役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被阎锡山委派为北线副总指挥（总指挥王靖国），在阳曲湾设立前敌指挥部。陈长捷的心眼远没有王靖国活泛，他很认真、很沉着地指挥第61军等部占领了预定阵地，自己则未见慌张地在阳曲湾指挥部坐镇。11月4日下午，第61军的两个旅被尾追的日军阻隔于15公里外，军部（即前敌指挥部）被日军的前卫部队包围于阳曲湾北端一块小高地的寨子里，十分危急。陈长捷督率警卫部队与日军交战至入夜，才掘开寨墙突围而出。陈长捷率残部退至皇后园去寻找总指挥王靖国，不料王靖国已带补充旅和第19军主力撤往汾河以西地区。王靖国临行前竞无耻地对部下说：“向第14集团军所在地集结去！”
北线各部随即闻风而散。
这样，原定的依城野战计划成了一纸空文，剩下的便是傅作义孤军守太原。
11月5日上午，傅作义将他的指挥部从平民中学搬入绥署大院内。4日夜12时之前，所有的守城部队都已入城完毕，并到达指定的位置严阵以待，傅作义对此感到满意。他下令从5日凌晨起，开始封城，除大南门因城内物资仍在向外输送，暂可通行外，其余各城门全部封闭，断绝交通。
傅作义刚把指挥所布置完毕，新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前来辞行。在忻口前线，卫立煌住忻县，傅作义住金山铺，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们彼此仰慕对方的功名和品德，每次交谈都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昨日上午，卫立煌刚从忻县赶回太原，即来到傅作义寓所拜访。当谈到城内尚有不少多余的武器弹药时，他们二人研究后决定，除了留下守城所需的军用物资以外，其余的武器都以卫立煌的名义，就近拨给八路军，作为抵抗日军之用。
这天，这两位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领，再一次从对方那里感受到了人格的力量。
卫立煌说：“阎司令长官和黄副司令长官都走了。现在敌人已占领太原外围的山地，他们是居高临下，太原城完全在人家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况且还有飞机助战，孤城岂能守住？宜生兄虽有守涿州的经验，可那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的对手是装备一般的奉军，如今的敌人是现代化坚甲利兵的日军，怎好同日而语？”
傅作义说：“卫总司令的分析作义完全赞同，但是，太原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城市，轻易放弃，则我辈军人有负国家和民众养育。作义既已答应守城，理应尽力支撑危局。至于后果，现在考虑不了那许多。”
卫立煌也许这时候想到了在忻口壮烈牺牲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他决不忍心看到傅作义会是这样的结局，于是，毫不犹豫地说：“是呵，你现在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过我看太原是无法固守下去的。从全局看问题，还是因时制宜为好，必要时，须要撤就撤。撤出太原的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傅作义极为感动：“作义永远难忘卫总司令的关怀！”
随后，卫立煌掏出笔记本，唰地撕下一页白纸——他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写下“相机撤退”的手令，郑重地递给傅作义。
时候不早了，傅作义还要去城内各处检查部队进入阵地情况，卫立煌告辞。临上汽车前，二人紧紧握别。卫立煌又一次关照说：“宜生兄，请你保重，我暂在汾河西岸指挥，请你多与我联系。”
卫立煌离开太原后，总觉得还不放心，他担心如果太原丢在傅作义手中，会引起蒋介石的恼怒和阎锡山的加害。所以，他想了想，又亲拟一份电报，将太原军事会议的情况、守太原的部署、傅部历次参加抗击日军的战绩，以及部队减员情况，还有阎锡山当初不得不处决原第61军军长李服膺的经过，均如实地电呈蒋介石。这份电报，后来确实助了傅作义一臂之力。
正是11月5日这一天，华中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淞沪战场的局势顿时恶化。而太原守城战即将开始。
11月5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守城部队连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我们要守住太原城，阻止敌人前进，才能掩护大部队和太原市民及物资安全转移。”接着，他用通俗的语言比喻守城之战，他说：“现在城门已封得差不多了，我们城内的官兵，就像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棺材盖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守住太原城，就能把棺材盖子给顶开了，大家也就得救了。否则，棺材盖子就被敌人给咱钉死了。”
傅作义抬高嗓音，继续说：“困兽犹斗，我们抗日军人，为何不能和敌人决一死战呢？希望弟兄们发扬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爱国精神，努力杀敌，完成保卫太原城的光荣任务！”
最后，傅作义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坚决奋斗，尽到守土抗战的神圣职责！”
傅作义的训话给了守城将士很大鼓舞，但他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活人躺在棺材里，只差钉上棺材盖了”——自然也吓跑了不少胆小鬼。20多年后，参加过太原守城战的绥远省警察局督察长韩伯琴回忆道：“当天晚上，不只士兵和下级军官有越城潜逃的，就连总部里傅的亲随中校副官尹绍伊、第35军上校处长李荣骅等，也都乘黄昏封城的空子，相偕出走。”
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但中共代表周恩来仍然没有出城。5日下午，周恩来和彭雪枫安排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撤退完毕，并组织群众将卫立煌和傅作义赠送的武器全部抢运出去后，他和彭雪枫来绥署大院同傅作义告别。
傅作义惊讶地说：“怎么，周先生还没走？刚才接到218旅报告，今日敌人已与我军发生前哨战，在城东十几里处，也已发现敌人骑兵侦察部队。敌人很快就要攻城，请周先生赶快出城吧！”
周恩来幽默地说：“傅将军，你还没有发给我通行证呀！”
傅作义即刻叫过机要秘书王克俊：“你马上安排周、彭二位先生从水西门走，出水西门不远就是汾河桥，那里还好走一些。”
临别，周恩来用他炯亮的目光凝视着傅作义——这位他非常喜爱和尊重的热血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傅将军守城名将，是可信赖的。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要着眼于争取最后的胜利。能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务请深思。”
傅作义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到11月5日晚上，太原城四面城门都已关闭。晚8时许，周恩来等人来到水西门。水西门的守军在接到总司令部的命令后，只好派人从预留的道路口搬开沙包，放周恩来等人出城。
随行的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风闻攻城的日军已接近太原城，关闭了城门的太原已是一座死城，如果再晚一些就难出来了。但是，刚刚出城的周恩来看到汾河桥梁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的状况混乱而凄惨，周恩来眉头紧皱，当即又转身回城，找到太原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郗莘田，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离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这时已是晚上10时许。他步行过桥，乘坐预先停放在汾河对面的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运输汽车，先过汾阳，再转至临汾。
20天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周恩来的山西之行一共两个半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山西、华北，乃至全国的形势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太原城里，该走的人都走了。傅作义送别周恩来后，到附近的阵地转了转，回来时已是深夜。他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绥署大院内自省堂前面大楼的地下室内，他坐在桌前，思绪万千。回忆一下这几天来的遭遇，他再一次领略了老长官阎锡山的为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教诲极其重要，令他顿悟；卫立煌对他的关照使他感动。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既已接受了守太原的责任，就只能坚决执行，非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中途更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才符合他的性格。
眼下，太原城外那些“依城野战”的部队无影无踪了，晋北和晋东两个方向的强大日军自然会无任何顾虑地全力攻城，太原到底能守多少时间？……他有些不敢往下想，但是，他必须面对现实。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傅作义像突然想起什么，顺手从面前的笔筒里抓过一支毛笔，展开一张信笺，给大哥傅作仁写了一封遗嘱式的信件：
……我奉命在平绥线担任前敌指挥，虽经国军浴血奋战，仍未能阻止日寇的疯狂进攻。目前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我已奉命担任太原城防司令，肩负保卫太原之责。须知此次对日寇之战是一次外御顽敌和保卫祖国之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人人有责。作义身为军人，更是守土有责，责无旁贷。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作义自幼在外，很少关心家务。俗话常说，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亲尽孝，我看亦不尽然。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次保卫祖国，亦就附带保卫家乡，或可兼顾忠孝两面，此点差堪告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写罢信，傅作义感到心头轻松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