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活佛这个话题对我是极其困难的，大脑里除了能浮现出神秘这个词似乎还是神秘。隆务寺里现今拥有佛学造诣高深的活佛10余位。其中最大的活佛是寺主第八世夏日仓·旦增久美噶旦大师。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一世夏日仓噶丹嘉措于1607年诞生于隆务家族，被认定为隆务祖师三木旦仁钦的转世，从此夏日仓活佛系统就延续到了今天。
早晨9点钟，我如约来到八世夏日仓府邸。高高在上的宫殿金顶红墙，飞檐高翘。屋顶正脊的三宝瓶，四面角脊高昂的龙首。宫殿底部的藏式边玛墙，上面装饰着六字真言铜镜和盲窗，都使这栋合璧藏汉建筑风格的宫殿看上去超凡脱俗，庄重华丽。站在活佛宫殿前的平台上，整个隆务寺尽收眼底。而宫殿下的活佛官邸，经过历代夏日仓的扩建、重建，规模逐渐扩大，这座含有红、白、黄、黑、绿五色的二层建筑，与活佛宫殿相互映衬，暗示着主人独特的身份。
在早晨清冽的空气中，沐浴在这样的境界里，等待拜见夏日仓活佛，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大约过了20分钟，看见大管家站在活佛府邸二楼的走廊上向我招手，意思是说：我可以见活佛了。
八世夏日仓手捧哈达站在接待室门口迎接，这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大的活佛，不免有点紧张，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上午和煦的阳光普照在宽敞的接待室里，淡淡的酥油芳香在空气中流动，夏日仓活佛用流利的汉语表述的佛教思想就在这样安详的气息中，一点点地传入我的耳际。“国土净、众生安、天下平是佛心所愿。佛法教人正确认识人生和世事，正确对待自己和众生世界，培养美德和慈悲心，开发明察事物的真智和正确处世为人的方便智慧，达到利众和利己的目的。佛性就是知性，佛行就是善行，佛佛相传，善行不已，这是活佛和僧侣的本分。”
1991年10月，是个祥瑞的月份。同仁地区的僧俗群众亲眼目睹了八世夏日仓规模盛大的坐床庆典。12年前，他诞生在七世夏日仓贤侄久美环觉的家里，据说出生时就显现出诸多祥瑞。在省城西宁完成的小学学业，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汉文基础。被认定为七世夏日仓活佛转世灵童后，他开始从师学习藏传佛教文化知识，先后在青海佛学院、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深造，系统学习了显宗、密宗的各类佛学经典。我曾在图片上看到八世夏日仓在藏地弘法的一些场景，其中最著名的时轮大灌顶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盛大佛事活动，对灌顶上师的条件要求非常严格。正式法会一般4天时间，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精心准备。从15岁起到今天，八世夏日仓的时轮大灌顶已经举办了7次。其中最大规模聚集了10余万人，辽阔的草原上扎满了色彩斑斓的帐篷，膜拜的信众排成绵延数里的长龙，等待八世夏日仓赐洒圣水。据说每一次的时轮灌顶大法会天空都会出现彩虹、花雨等瑞兆。这样的场面早已超越了我想象的边界。
隆务寺每年大小佛事活动很多，可我一次也没有亲历。很多年里，我始终感觉那是神的世界，俗人只能隔岸观火。具有规模的主要有农历正月的祈愿大法会、三月的尼丹（护法神）法会、九月的降凡节（释迦牟尼佛祖下凡人间）和十月的五供节（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等。特别是隆务寺的羌姆在青海省格鲁派寺院中影响很大。不但带有节庆的热闹，还极有看头。其中“六臂金刚舞”和“法王舞”，表演者头戴面具，身着华丽戏剧服装，手持如意法宝表演护法、赞神、斩魔等内容，节奏很快，动作幅度较大，即带有浓厚的说教意味，又有鲜明的青藏高原舞蹈艺术的色彩，不但深受远近僧俗群众的喜爱，还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的眼球。
作为隆务寺最大的活佛，八世夏日仓十分忙碌，我知道自己没有条件记录下他一天的生活，只能凭借他简单的表述去想象他密集的时间表。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做早课，用过早餐后开始学习，11点左右接待源源不断来访的客人和请他解决各种问题的群众。然后他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到各地做法事、讲经、参加社会活动。但即使再忙，他也会抽出空来关注新闻和国家大事，他是藏区最早用上电视和电脑的活佛。从交谈中我可以感觉到八世夏日仓开明、博学、佛学理论和现代知识造诣深厚。和活佛交谈时，你还会不时听到他埋伏在某些句子后面的笑声，单纯、快乐，很快就能将你感染。我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请教活佛，管家却推门说：你的时间到了。我只好起身与活佛告别，看见门外确实有很多人在焦急等候。
我知道我无力讲述隆务寺，更无力讲述八世夏日仓活佛。隆务寺近千年的冗长历史，对我犹如无际的大海，那么深，那么远，让我无法靠近，更无法触摸到它的内核。这些文字，只能算作站在俗界里的我对这个神异之地的一种感觉、一瞥充满敬意的目光，或者可以说只是我了解藏传佛教的一个神秘入口。
金红兰：1963年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86年中央民族大学朝文专业毕业。2003年鲁迅文学院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主编班）结业。创作小说、随笔、纪实文学等，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和编辑奖。出版文学作品集《今晚咖啡香浓》《永流之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吉林市朝鲜族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道拉吉》杂志社总编。
§§血燕窝
我曾在高级宾馆的餐厅受到过朋友热情的款待。那天各种菜肴中有一道菜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摆在我面前的第一道菜“血燕窝”。这道菜本身包含的故事把我带到了一片遥远而美丽的风景之中。
“血燕窝，就是带有血迹的燕子窝。我们这儿的燕子窝是用泥土筑成的，所以不能吃。而海边的燕子们是用唾液把海里的海藻压紧后在岩石缝里或绝壁上筑窝，所以能吃。白色的是纯鱼肉，称作雪燕，属于高级品种；灰色或掺有羽毛的叫做毛燕，属于低级品种。可是，像眼前这种呈现红色的，是燕子们在筑窝的过程中实在是太累而痛苦得流出鲜血，并与白色的海藻搅拌在一起，形成了血燕。血燕窝属于中国最高级的菜肴，据说还能化痰止咳。”
朋友没有忘记对菜肴附加了详细的说明。
血燕窝静静地躺卧在泰国产的木瓜中间，作为燕窝材料的白色鱼肉清澈透明，柔软的身子沉浸在静默之中，燕子痛苦的鲜血染红的汤水，仿佛静谧的湖水安睡在木瓜之中。
我怀着虔敬的心情舀了一匙血燕窝送入口中。既像是吞下了燕子的血泪，又像是感觉到了燕子为家人作出的巨大牺牲，使我不能不慎之又慎。
血燕窝不仅看上去极富美感，而且味道也极佳，香甜、醇美、爽口。仿佛是被燕子的精诚所感动，就连木瓜的瓤子也熟透了，呈现出淡淡的红色。那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淡红的颜色也能让人感到如此温馨和香甜。
我连一匙都没剩下，把血燕窝全都吃了。就连木瓜的红瓤也都一匙一匙地吃进了肚子。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吃到的高档珍馐，而且菜肴本身所拥有的超高价值，更是包含了巨大的意义。因此，虽然吃得过饱，但还是满足了我膨胀的欲望。从那天以后，在我如此充实的心里，总会浮动着朋友真诚的心意和燕子可敬的爱意。
这么看来，我远离燕子和燕窝生活得似乎已经很久了。过去小时候，在故乡家里的屋檐下很容易见到燕子和燕窝，在朋友家外屋的天棚上也筑有燕窝，因此就像好朋友一样熟悉。据说燕子都在心地善良的人家筑窝，还会给家里带来福气，所以，人们一般都不轻易毁坏燕窝。尽管也有燕子粪便到处跌落带来的麻烦，但是，人们依然像一家人那样亲切相待。每年春天，飞到江南去的燕子重新回来热心筑窝。没过多久，小燕子们就会从窝里探出头来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燕子一家过得温馨快活。燕窝的确是乡下一道含情脉脉的风景。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经与人们亲如一家的燕窝逐渐从我们的周围销声匿迹了。有人说，这是因为瓦房取代了草屋，所以燕子都飞到远方去了。据说，燕子的习性更适合草屋，即用泥土抹的墙和用没有涂过油的椽木、稻草等覆盖的屋顶。也就是说，瓦房不适合燕子们筑窝安家。虽然瓦房是人们日子富裕的象征，然而，是否花钱买来的砖瓦和水泥缺少了人的温情，或者说远离了自然的生态环境？
今天，在我们的故乡不仅是燕窝，就连人们曾经生活的“窝”也正在一个个地失去生气。抛弃了原先被认为是家庭根基和根源的故乡的家，为了挣钱，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一家人各自分散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找到曾在一个屋顶下享有的家庭温暖和情义。一家人相聚一堂，如今似乎变得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困难。
房子盖得再漂亮，没有人住的话就会逐渐破损。过去一家人欢聚一起享受爱情和幸福的房子，一旦失去主人空闲起来的话，总有一天会无声地垮塌。我们的房子正在这样垮塌，我们的家庭正在这样解体，就像燕窝消失一样。如果我们都以燕子流血筑窝那样的精诚组成了家庭，就有必须保护它的义务。
在头一次见面的聚会上，朋友告诉我，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四点是不应该忘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忘记生养自己的人和自己生养的人。当朋友请我吃“血燕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自己说过的这些话呢？我从心里想着燕窝开始，就明白了在朋友的心里早就已经筑起了燕窝。当我看到朋友夫妇悉心照料因患脑出血后遗症而行动不便的老母亲时，总会觉得是那么美。经过讨论，妻子打消了被一致看好的企业家的梦想，下定决心专门伺候患病的老母亲。他们容易吗？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条。
吃了“血燕窝”不久以后，我去延吉出差，在那里一家有名的狗肉馆的窗户上方看见了一个燕窝，在深感吃惊的同时觉得心里一阵温暖。（原来在城里燕子也能像这样筑窝啊！）能在城市中心的楼房窗户上见到燕窝，自然感到十分新奇，而似乎看到了狗肉馆火热的情意，更让我高兴。他们与燕子一起相处的情景显得更加温暖和富有情趣。虽然生活在热闹的城里，但是，狗肉馆老板似乎与自然十分贴近，更像是珍藏着一颗淳朴的心，为此，饮食也更接近于生态，味道也更加鲜美，也会有更多的客人找上门来。
木瓜按照燕窝的模样被切成稍长的两半，“血燕窝”就放置在半个木瓜里。整个菜肴宛如一个完整的燕窝，一个完整的家庭，一种完整的爱。我似乎明白了朋友在特别的日子里以特别的含义请我品尝“血燕窝”的意图，就是为了让我学习亲情学习爱。
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永远记忆的“血燕窝”！
§§冬青
十几年前，我曾陪同韩国客人登过龙潭山。冬天的龙潭山，白雪覆盖，树木萧瑟，寒风呜呜，几乎杳无人迹，如同冰山一般荒芜寂寥。就在我心怀恐惧，默默地安慰自己孤身一人决不上山的时候，韩国客人指着凋零的树枝问我那是什么东西。瞧着那模样像喜鹊窝一样的东西，我原以为是长在树上的树瘤，怎么可能知道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它绿茸茸的样子，肯定是生命体。一定是冬青，一种附着在树枝上维持生命的寄生物。不过，近年来它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宝贝。听说它有治疗癌症的功效，在韩国成了众人求购的稀罕之物，还出现了许多专门采摘冬青挣钱的商贩。”
这么一看，这种绿色的植物的确在冬天灰色的树枝间呈现出异样的色彩。了解了它真正的价值以后再仔细打量，冬青在我的眼里顿时变成了宝贝。
当我认识冬青以后，它就深情地占有了我内心的一角。从那时起，扑入我眼帘的冬青就显得十分亲切。在谈论药效之前，它首先是一种美好的生命体。在生命枯竭的冬天里，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中，它毫无疲惫之意，孤高地绽放着绿色，顽强地炫耀着果实。在这抗争强压的精神面前，我感到了人类自身的寒碜和惭愧。刚到冬天，我们不就畏惧寒冷，穿上两三层冬衣，套上棉鞋皮帽，全副武装，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吗？
虽然为冬青事实上是一种寄生物而感到惋惜，但令人欣慰的是它在寄生物中是程度较弱的半寄生植物。其实，它从寄主那里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等养分，又把叶子和枝子中生成的一部分养分返还寄主。就好像人租借了房子，向房主交付水费、电费和煤气费一样。更让人吃惊的是，冬青返还的养分远远超过了从寄主那里吸取的养分。这也许就是冬青隐含的魅力吧。
我们人类也有许多靠从父母、老师、前辈那里获取或吸取为生的例子。从被赋予生命到抚养成长，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取了许多许多。然而，都说是“爱只对下而不对上”，因此，子女返还父母的根本不能与获取的相比。对父母来说，子女的存在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然而，逐渐年迈的父母对始终疼爱有加的子女来说，却沦落为讨厌的存在，不仅受到慢待，还不得不孤独而居。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吗！
对于从老师那里获得的恩惠，学生们甚至连说一声“谢谢”也做不到。这同样是我们的现实。
如此看来，我们人类其实有着许多不如冬青的地方。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大多是互为利用的关系。必要时拉拢利用、不必要时撇置一边的冷漠的人际关系，实在是令人寒心和失望。
区区一介寄生植物冬青尚懂得守信和报恩，而被称之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竟然如此贬视信义，轻易忘却恩惠，实在是应该在冬青面前自惭弗如。
冬青的叶子始终如一地伸向天空，冬青的果实熟得像要爆裂，看上去是那么的壮观，完全看不出作为寄生植物的卑微样子，而是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大部分草木凋谢的冬天，唯有冬青格外引人注目。自古以来，冬青就被我们的祖先认为是神圣的植物，并且相信寄生在村子里面和周围树木上的冬青一定能够保卫村子免遭灾祸。据说，当长在村子旁边的栗子树上布满冬青的话，我们的祖先对保全冬青的关心甚至胜过了对栗子树本身的关心。部分民族把冬青看作是包治百病的神药，而中医治疗腰痛、妇女产后病，以及冻伤时，都会把冬青用作药物。
尽管冬青从我们人类这里没有丝毫索取，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有形无形的有益帮助。今天，冬青是否依然朴实谦卑地居住在人的手够不着的高山阔叶林的树枝上，默默地酿造着返还寄主的养分呢？
冬天里最引人注目的冬青，在这个冬天里一定还在实现着自我价值。冬天的树林因为有了这样的冬青，看上去不再是那么荒芜和孤独。冬青是冬天树林的生命，有了冬青的冬天树林是冬天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温远辉：广东普宁人，生于海南。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二期高级研修班（主编班）。先后于华南师大、广东省作家协会、羊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文学创作一级。
情到深处人孤独
重读这篇小说时，正是黄昏，南国初春的雨季，只有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笼着轻雾，凄清、湿冷，仿佛小说里忧伤的气氛弥漫到现实里来了。初读这部台湾陈启佑的小小说《永远的蝴蝶》，还是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时代，在学生宿舍寒碜的天台上，两位女同学静静地反复地读着，我们围坐，屏息而听。月光如水，将所有的面庞在那一刻，洗得格外苍白。后来，我给学生讲写作课时，专门赏析了这篇小说，可容百人的偌大的课室，鸦雀无声，只有我竭力平缓的声音在空旷中拖曳，空洞的无法抵挡忧伤和湿冷的侵袭，我看见忧伤和湿冷，让许多眼睛潮湿起来。我说，这是一篇叫人伤感的小说，那么美丽，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美丽的散文来读。只要你读过它，不管过去多少年，你都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这样美丽的怀念和怀念中的那份美丽，不会忘记那个悲伤的人物，不会忘记白色风衣下，裹着的那茫然和悲怆。
怀人悼亡的作品，习惯上，是要颂祷亡灵的功德，要写得悲情恸恸，要洋洋洒洒以示追思无限。这篇小说却短，仅五百余字。全篇未着“悲伤”二字，却将悲伤和哀痛写透；未着“爱”一字，却将刻骨铭心的爱写到极致；未着“思念”如何深，却将深深的思念定格成永远的美丽的意象。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善解人意，男主人公的用情至深和懊悔哀痛，美好爱情却结局不幸的凄美悱恻，都予读者以深刻印象。不能不说，小说作者具有极高明的艺术表现力，现代小说诸多表现技巧，被他熔于一炉，繁复、多义、层层推衍、环环相扣、显得不露痕迹，自然妥帖，真可以说是：事单而味浓，言少而情深。
内省者自言自语的口吻，看似平缓而实则凝重的追叙笔法，平静克制却内蕴至情的基调，都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情绪心态和感觉相切合。
小说写的是甜美幸福爱情遭遇悲剧的那一片刻，写悲剧发生的一霎，对作者心灵永远的噬咬，写作者对恋人樱子再也无法述说的刻骨铭心的爱，和无力消解的哀痛，以及超越时空的永远的追悔。“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小说一开头，作者就把读者带进场景里，带到他身边，和他一起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心境里，感受邮筒的孤独和雨夜的湿冷。“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读者无法知道，时间朦胧，地点也不明确，仿佛那场雨把一切都搅乱了。这不太符合小说叙述故事的常规，倒像是作者以记忆的恒河中，艰难地捡出这一枚宝石，正慢慢地审视和回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此时已没有意义，因为这一刻的审视和回忆，打破一切时间的藩篱，它是永恒的。这时候的作者，仿佛又回到了当时，正穿着那袭白色的风衣，伫立在骑楼下，静静地等待历史镜头的重现。也许他曾哀痛万分，现在却是历尽沧桑，麻木呆滞了。他平静地回忆每一个细节，平静地检视每一分感受。他似乎已孤独太久了，禁不住要缓缓地讲述，讲给樱子听，讲给所有愿意聆听的心灵：樱子撑伞穿过马路去为我寄信，“随着一阵拔尖的刹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一个美丽的生命，真的就这样悄悄幻化了吗？我茫然无言，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那一刻，“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秋深了”，更大的雨点终于溅到我的生命里来，我懊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带了一把雨伞，我不知道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她舍了生命寄出的那封信里，写的是这样一句话——“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恰如低沉轻诉的老唱机，在唱出最重要的一句后便哑然无声，只留下无穷的余味。是的，不知道，谁都无法知道，就算樱子知道了，留给作者的伤痛就会减少吗？香消玉殒，天人永隔，唯有爱、追忆、哀痛和孤独，将永伴残生。上穷碧落下黄泉，所有对刻骨铭心的爱的思忆，这其中的滋味，只能主人公自己去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守护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读罢全文，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地老天荒般的爱，爱之中的哀痛，哀痛之下的美丽和至情后的孤独，禁不住想执手相慰。
小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写了主人公的痛苦和孤独，却没有去渲染和宣泄痛苦和孤独，他把有关樱子的一切回忆，都看得无比珍贵和美丽，他绝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的亵渎。于是，樱子鲜血四溅的死亡不再恐怖，而是幻化成夜晚的蝴蝶，轻轻地飞起，缓缓地飘落。这是采用了幻觉的表现手法，正符合回忆的口吻，它是小说的“文眼”，犹如雕塑中一瞬的把握。作者正是通过将所有刻骨铭心的怀念，浓缩成一个美丽的剪影，并借助超时空的结构方式，外表平静冷淡的口吻，暗示樱子一生的美丽，暗示他和樱子爱情的美丽，以及他对樱子的至情。情节被淡化了，凸现的是氛围和情绪，读者通过咀嚼它，感受到了撼人心扉的美丽。优秀的作品应该是由作者和读者来共同完成，它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融进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审美想象。这篇小说正是如此，我们随作者一起走进了那片天地，同样感受到了那氛围，同样触碰到了那美丽和忧伤。
现代小说表现手法有意识的密度的运用，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拓展了艺术想象的境界，有利于在尺幅之间而包蕴复杂的情思。
首先是虚实的结合。这篇小说在总体情绪和情节的发展上，带有邃变和虚化成分。时间和地点不实写，细节则写得很细致实在：一把伞；樱子的话语；刹车声；溅在眼镜片上的雨珠；给母亲的信……这样的艺术处理，符合人物当时的感受和情绪发展变化的需要。其次是反复采用幻觉和错觉，强化作品的情绪氛围感受：樱子幻化成蝴蝶；季节霎时颠倒了，感觉到了寒意；“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拥向马路中央”；“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这种感觉的往复变化，将哀伤推向了极致，获得更大的艺术共鸣。再次是象征性意象的多次出现，扩大了语言的张力。比如雨的意象：“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还有象征樱子的美丽的蝴蝶意象，等等。总之，小说写了撕心裂肺的哀伤和痛悔，写了爱的凄美，却没有采用强烈呼告的抒情方式，只借助层叠起来的意象，借助两个自言自语式的设问句，最后披露给母亲信的内容，借助结局这种裂帛穿金式的效果，将爱和记忆的叠片炸开，飞溅进读者心里，留下擦痕，甚至痛楚。
这篇小说的成功还在于细节运用严密。只共用一把伞，暗示是一对恋人；又正因为仅有一把伞，樱子才要独自穿过马路，才遭遇不幸；樱子遭遇不幸的刹那，“我”没看见，是因为“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镜玻璃上”，正如此，“我”只能听见拔尖的刹车声，才会在茫然中幻觉樱子成了夜晚的蝴蝶……这些细节表现，都是情节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对它们独具匠心的处理，为阅读审美想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小说中，这样的表现例子有很多，即便名字设计这样的细小地方，作者也照顾到了全篇情感基调的需要，女主人公“樱子”这个名字，不是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一种美丽而开放短暂的花，一种淡淡忧伤的美丽吗？说“樱子”是“永远的”、“年轻的”，正暗示了作者自感永远的衰老，而风衣是白色的，不同样有着纯洁的、忧伤的基调吗？此外，交错、复沓手法的运用，结局的巧妙安排，都表现出作者构思严谨、文笔功夫深厚。正因为作者将诸多的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熔于一炉，自然妥帖，才给读者带来真切新鲜的感觉，才使读者能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感受小说的精炼优美，感受到简单故事中蕴藏的那份至情、那永远的哀痛和怀念。
一篇读罢雨犹稠。放眼窗外，已是灯火次第，便恍若仍置身于那街市，仿佛见到一袭白色风衣的身影，仍伫立在雨中，仿佛樱子撑着伞走过来，忽然幻化成无数的蝴蝶，翩飞着，遮天幕地……这时候，还能忆起的只有一句老话：情到深处人孤独。是呵，地老天荒的事，除了叫人孤独，还能剩下什么！
鲁二届学员方文，1966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杂志社编辑。现为《中国作家》编辑部副主任。
让我们像孩子
20世纪对于人类来说，悲哀肯定大于喜悦。无论你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总能看到大群的人们被驱赶、被放逐、被杀害。同时，另一群人们，仿佛发了狂，自以为有权剥夺别人的思维权利、生存权利，乃至死亡的权利。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甚至外层空间，从自然界、肉体到意识形态，自由的生命被摧残，无辜的死者数以亿计，也就是说，在现今全球60亿幸存者中，每50个人就会有1人死于非命，更别说风暴荡涤之后留下的更多的行尸走肉了。
现在离新世纪愈来愈近了，我们几乎能数清所余的每分每秒。我希望众人和我一起，安静下来，回忆往昔。不是将来，不是新的千年，而是我们的来路。在各自经历的长短不等的春秋中，如果曾有痛苦，我们就大声诉说；如果曾有喜悦，我们就高声欢笑；如果曾有骄傲，我们就对万有宣告；如果曾有悲哀，我们就放声大哭。但有一点最重要，如果曾有仇恨，让我们去尝试遗忘。
我希望自2001年1月1日起，让我们像孩子。生活对于我们，如同一张白纸。让我们在意识深处，像人类本初一样，恢复自由的本性。让全人类在这仅有的蓝色家园里，尽情地玩耍，承继并且发扬先人那些纯朴的、真正有益的、伟大和高尚的文化精神。别再出现企图引导大众的所谓思想家，以人类现有的科技能力，几乎已无法抵御另一个希特勒或极端思想了。人类并非迷途的羔羊，而是无沿生长的青草。其中每一棵草儿，其生存和思考的权利，皆神圣不可侵犯。所有的草儿连绵起来，就是孩子一样的我们。别把我们拯救到刻意打造的方舟中，地球——这蓝色家园就是我们唯一的方舟。
让我们像孩子，把哭泣留下，把苦难留下、把战争留下、把灭绝留下，把仇恨留下，留给一去不返的20世纪。
§§关于阅读
当我们结束一天的紧张工作，安排好亲人的日常起居，余下的时间我们会享受快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快感的方式很多，但至少有一种古老的方式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那就是阅读文学作品。
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感染力归结为“宣泄、陶冶、净化”，我信奉一位值得尊敬的评论家所言，优秀的文学作品要具备三个层次：历史、哲学、诗情。
所谓历史，是指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再现其描写的时代的精神、物质形态，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格化的社会历史文献。在人类所有的荣耀中，没有任何事物比我们自身的历史更荣耀的了。漫长的岁月里，人类通过劳动得到进化、发展，建设了我们今天璀璨的世界，并确立了牺牲、勇敢、同情和怜悯之心等种种美德。阅读具有历史感的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郁积于平凡的日常中的情感得到宣泄，仿佛是在镜中，更真切地看到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所谓哲学，是指文学作品在描写真实的基础上，还要表现深刻。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境遇和言行，传达创作者睿智的人生体会和善恶观念。让我们在关注作品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的同时，心灵得到陶冶，思想得到升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如一盏明灯，可以照亮我们的来路和归途。
最后是诗情。这是文学作品最本质的要素。几千年来，记载、表达、总结人类行为、思想的文字有许多种形式，来自于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在人类面临抉择的转折点，这些文字指导着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但在成千上万种形式中，有一种力量使文学作品独立于所有形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化遗产，就是文学作品中处处洋溢着的诗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无数白天与夜晚，这些高尚、智慧、诗情勃发的文字陪伴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净化着我们。
如果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低俗的娱乐，试图在得到快感的同时，使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得到“宣泄、陶冶、净化”的时候，不妨用人类这种古老的获取愉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并且，注意找寻作品中传达的可能已被我们淡忘的，曾令我们屹立于世界东方，荣耀千年的中国人的历史、哲学和诗情。
鲁顺民，山西河曲人。历任《山西文学》编辑部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2003年入鲁迅文学院参加第二届高级研修班学习。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老苏
二月二，龙抬头。春气萌动，岚山里的风却还冷。风非常之细，锋利如剃刀，仔仔细细真心实意在脸上刮过，能起一层皮的。由岢岚县到太原，有一条近道，取道岚县，直上高速可回太原。风冷，且硬，车子行在路上，明显感到被风忽忽摇撼着，不敢开太快。远处的山峦顶端，积雪皑皑，哪里有半点春天的意思？
当年，也是这个季节，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中共晋绥分局翻过烧炭山，在这里停居一晚。晚上会见当地领导，手书给地方上留下一句话：岢岚是个好地方！从此，县里头总拿这个话说事，宣传。
这可能跟当年毛泽东的心情有关系，西边厢才摆脱胡宗南，东边厢就布开一局大棋要下，心情不好都不行。但要在这个时候说脚下是块好地方，除了不拂主人盛情，再找不见其他更合适的理由。若不然，就是说瞎话。
这样，迎着拂拂而动的寒风，由岢岚到岚县。若不是贪这条近道走，不会知道老苏的消息。
也是缘分。到岚县，正好中午，同学领着去吃饭，忽然想起老苏，就打他手机，都关着。老苏有两个号，一为太原，一为岚县，打哪个都不通。同学说：“你在叫老苏？”
我说是呀！他知道，在岚县这个地方，除了他，我就一个老苏朋友了。同学眉头一皱：“啊呀，哦，知道你就叫老苏呀，你不早来几天？”
我说：“怎么啦？”
他说：“早来几天就可以给他烧张纸哩！刚埋了！”
一时错愕，不知道说什么。太过明白了，老苏刚刚去世。真是无常，无常得令人无语。没有原因，没有过渡，一个结果就这样直白地捅在面前。同学看我错愕，哈哈笑：人生无常，好好活着，你看这老苏，就这么丢下几亿身家走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老苏是一个煤老板，是那种在山西各县都能找得到的煤老板。可和我们打交道，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前些年，为补贴刊物，曾帮人出过书，老苏就在我们这里出过一本诗集。清样出来，老苏前来首校，大家发现，这个人比他的诗更加精彩。
正因为这种精彩，我曾经随他到岚县为他做过一个口述。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至少山西许多农民企业家在一九七九年之后三十年走过的人生轨迹，非常有代表性。这个口述让老苏非常满意，看见杂志发出来，说：好狗日的，没见过文章还可以这么写！可给咱闹了个好，都是咱自家说下的话，都是咱自家想说的话嘛！
没过多久，他小儿子成婚，老苏烧包一下子买了几百册杂志当作婚宴回礼送给参加婚礼的客人。
他的诗倒未必合通常意义上的诗歌体例，本来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文学训练的人，你让他怎么去诗？说他的诗是顺口溜也好，是快板书也好，怎么都行。但不能说不是诗。分行，押韵，偶尔会冒出一句让你怦然心动准确异常或者趣味十足的句子，还不够？这些句子，无一例外都在写他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回忆，还不够？
这么些年来，他对这种表达方式的迷恋与依赖到了令人发指让人魂飞魄散的地步。编他书的时候，就奇怪他哪来这么大的雅兴写那么多诗，这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当然也需要场合。一个乡村粗鄙不文的煤老板，一个山沟里喧嚣的煤矿，无论如何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一次他让我到他矿上看一看，从抽屉里捧出一摞子纸，烟盒，过期记账册，用废了的月份牌，还有在街上随手捡回来的传单、广告页，甚至还有拆开来的包装盒，洋洋大观。说洋洋大观的并不是这些东西的材质，而是，这些单张纸片上写的都是诗，有的成篇，有的就是两句。老苏说，他不抽烟，不喝酒，别人抽剩了空烟盒，就捡起来熨展写字。这是年轻时候养下的毛病，改不了。
老苏在县里是一个名人了，大家都说他有钱。因为大家说他有钱，所以更加有名。进政协，选人大，他很在意一辈子攒下的那些奖状，从少年时期的毕业证，到年轻参加工作后的先进工作者证书，都保存得那么好，用绳子捆着放在柜子里，若推开，能把一张炕都摆满。我知道，这些奖状与证书，大半因为他的煤矿。我到他的煤矿时候，正值全省性地方煤矿整顿，全面停产。但在办公室看到许多工作人员，不是这个局退下来的局长，就是那个乡镇退下来的书记，就连给他开车的师傅，都是若干任前县委书记的司机。
那一次顺脚搭他的车回太原，途中接了一个电话。看样子本不想接，但还是接了。村里一个人，得了癌症，在太原治病时他给拿了八九万，但是八九万没救住人的命，很快就去世了。打电话的是那个人的儿子，说没钱埋人，请他再出点钱。他说：你看看，八竿子打不着个兄弟，一口一个叔叔伯伯叫，病了咱管，死了还得咱管哩。
其实，他口袋里已经装好两万块准备顺路送回村的。但在电话里他说：“有一万够了吗？”
那头说：“够了。”
扣了电话，老苏心花怒放，好像平白无故拣了一万块钱那样高兴。他一个劲儿说：“省下就是挣下的嘛，省下就是挣下的嘛。”
他永远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个全县有名的有钱人，成天缠绞在一堆什么样的事务中间，可想而知了。村里人、股东、县里市里省里的方方面面他都得应付。看着眼前一堆材质不同的纸片上记述那些灵光一闪写下的所谓诗句，我想，诗歌对他而言，一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释情绪的途径与方式。他在那里自言自语，在那里自我缓释，在那里为自己找到理由，在那里完成一种虚拟的身份转换，或者，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纯精神性的出口。这种方式周围的人肯定不大理解，有些甚至不大能读懂。他悄悄告诉我说，哪一句诗其实他是想说个甚来，后来写出来不这样说，偏那样说，不散漫成句子，而写成整齐的诗行，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不理解，不懂，恰恰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就像一个小孩子跟小朋友玩捉迷藏，他藏起来，眼看着对手从眼前经过，又经过，一次次没有将他找到，那样的得意。
在老苏，诗歌绝不是装饰生活的一个文体，而实实在在是一件十分趁手的工具。
从大前年开始好长一段时间，老苏等待着煤矿整合，那是一场非常漫长的等待，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将近两年，老苏很少来太原了，可他经常突然冷不防就打过电话来，说他想了两句什么好句子。或者发过短信来，是一首完整的诗。他说，他现在写的诗，又够出一本子了。
他说书，是一本子书。
开始我知道，他陷入了无休止的利益纷争中间。因为煤矿几经技改，前些年不得不引入清徐一家企业，人家一个子拿走一多半股份，这让村里人很不满意，尤其是当初跟他入股的那些股东们。当年，他拉人入股时，最多股份不过二百多块钱，现在当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股东们认为，引入清徐的企业入股，是他当汉奸的结果，所以将他起诉到法院。他当这事也写成诗，其中有一句“豆子炒熟都有份，锅子炸了没人问”。我一下子就笑出来。他说：“哦写得有意思哇。可有意思呢。”
我说：“当初你为什么不自己干？省得这些麻烦。”
他说：“好哦的你呀，咱是地主成分，平时回村里头只是个埋头受得哈哈的，不敢说话，万一挣了钱，人还不把你头打烂。朋些股子，越多越好，谁也不能说个甚嘛。咱成分高，吓怕了嘛。”
此前的2006年，煤矿技改见效，村子里就炸起来“闹他”。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老苏跟我讲，一看大字报就吓坏了，大字报说：“土改”时候分过田，“文革”当中游过街，苏××是地主阶级复辟呢。后来，煤矿出钱为村里修了路，包下所有田地的出产，甚至给村里所有的光棍都娶了媳妇才平息下来。
再下来我知道，他准备回到良种场，在县城西边开发一片土地重操旧业。但是，整合迟迟没有结果，整合之后款项又迟不能到位，这事一直还停留在构思之中。
去年冬天，老苏忽然打电话过来说：“来咱岚县看戏吧，可闹好咧。”
怎么回事？
原来，老苏出资买了锣镲鼓板乐器，在社区组织了一个自乐班，天天在县城里自娱自乐唱戏。
再后来，消息就稀了。今年秋天，给他去过一个电话，说他仍然在红火得唱戏，仍然嘻嘻哈哈，没甚怪异。没甚怪异，今天想起来，恰恰是怪异。
在煤矿不景气的那些年，举债、躲债是老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少则一月，多则半年躲在外头，在外头的小旅馆里吃方便面，就着开水啃馒头是家常便饭。好几个春节，等债主走了他才敢悄悄回家。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顺遂的那些日子，坐小车，当代表，出诗集，那些灰暗的日子是我在他的诗集中读到的。说起那些日子，会勾起他妻子心里的苦楚，他和他的妻子咽下多少苦楚，外人哪里知道。我刚刚问怎么回事，他妻子眼里就挤出好些湿来。
这些时否的日子，他永远不说。今天我才知道，在去年的秋末，他就查出了癌病。这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乐观的人，得病了。我想，他可能以为这又是一次躲债经历的重演，他仍然不说。他以为命运又一次跟他玩否尽泰来的把戏。他不说，但这些心情留在诗里了吗？
没有躲过去。
这样的个胖墩墩的，乐观的人，突然走了，身边闪过一段空白似的。回来给年轻许多的同事说老苏的死讯，都啊了一声，说那个老苏，怎么会去世？不会吧？
可走掉的，恰恰是这个不可能走掉的人。在过去那些年，他经常来编辑部，给大家带来多少笑声。
老苏用他的诗润饰过许多苦涩的人生片段。他出身不好，他家的成分是地主，祖上是远近闻名的大粮商。他说：“我估计，祖上还贩过大烟，不道德！”初中毕业，刚满十五岁。那一年，家里过年连买一斤猪肉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个刚出校门的孩子和他表哥在窑上卖了一冬天炭，早晨天不亮起床上窑，垒起一平车大炭，两个孩子走二十多里地拉到县城里去卖，一车可以赚到两块钱。一个冬天，两个少年为家里拿回七十多块钱。正在屈辱与穷困中度日的老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嗯，能拿起个事了。
这是他成长的开始。从岚县回太原的路上，两个少年拉着大炭走在山沟里的情景让我猜想了很多，当年他是哪一条山沟里走出来的？当年的路可如今天这样平坦吗？
我印象里，他应该才五十多岁。但同学告诉我说：“老苏？老苏今年六十三岁。”六十一花甲，也够一辈子的数了。
可不，毛泽东走过岚山的第三年，正是他出生的年份。他说，“哦的许多诗，不敢说学咱毛主席，但受咱毛主席影响不小哩，小时候就能读他的个诗嘛。”
弹指一挥，皆成古人。
出川记
这些天，帮一位老人整理文集。老人八十岁了，子女们想为他编一本书，就是这样的文集。老人挺高兴的，他对于书和文字的那种尊重与崇拜让我吃惊。
老人是四川人，二十多岁来到山西，一直在山西呆着，在教学、科研上都有一套，一辈子没受什么罪，在地方上很被人尊重。但他的文集里对自己的经历往往一笔带过，我就劝他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否则，这“文集”便少许多分量。昨天，老人说他写完了，让我去看一看。
我才大致知道这位八旬老人的一点点经历。
老人生在川北，一九四五年高中毕业，后来上大学。那时候的大学不像今天这么死板，拿够学分就行。这种情形在何兆武先生《上学记》中有详细的记述，现在欧美的大学似乎也是这样一种体制，不拘你入什么系院，在其他系院里也可以拿学分，凑够学分就可以毕业的。我觉得这倒是一种挺人道的大学制度，也因此造就出不少意想不到的人才。比方何兆武，上的是一个理工科系，结果成了哲学家。而眼前这位老先生，在大学时候就早早地成了一位实业家，因为学习生活相比较“安逸”，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老先生在重庆办了一个厂子，用自己在高中时候的化学底子，自己配方，生产蓝色墨水，开初的工人就是自己和两个兄弟，好像还有一个嫂子。老先生至今还得意地说，他生产的那种墨水，蓝中带黑的，不深淀的，注入钢笔之后书写特别流畅。这个小厂子很快积累了一定资金，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信誉，后来就筹办一个肥皂厂，规模就大了，用三个月的时候建厂投产，其时，重庆已经被解放大军占领，进入新时代，产品就注册为“人民牌”。人民牌肥皂很快占领重庆和川北市场，当然也是仗着老先生高中时候那点化学底子，自己搞配方，质量很过关。当时，还有个大厂，看见人民牌肥皂卖得好，也叫了一个人民牌，老先生前去劝说停止生产，结果人家说，你能生产人民牌，我们也能啊！没办法，上法庭，1949年刚开始的法庭好像还很正规的，判那家大家即日停止使用人民牌商标，并赔付利润的1%给老先生。
在老先生一生中，这一段事情连子女们都难知其详，待他写出自己的生平文章时，大家才明白，原来咱爹是个资本家啊。老先生甚为惶惶，连说：“哪个是资本家吆！哪个是资本家吆！我们那个时候不过是些私商而已。”
但再无下文，1952年，二十多岁的老先生就出川入晋，到吕梁山一个非常偏僻的师范学校教书，仍教化学，一个化工企业的小老板，教化学当然是小菜，其教学成绩很快震动山西教育界，之后调下山，到平川地，在重点中学一教就是五十多年。
我很快发现出川入晋之间的这一段空白，问他说：“你的企业哪去了？”
老人说：“哪里去了！三反五反嘛，公私合营嘛！哪里去了！”
我想知道具体细节，老人一下子陷入沉默，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把眼神拿开，向窗外望去。我说这些应该写一写的，老人喃喃说：“不写，不写不写，写那个干啥子。”
然后他说：“好像现在不让说吧。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东西。”
老人一生，对社会总是抱着相当的善意，不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如何，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的。这种担忧绝不仅仅来源于担忧，更多的是要维护什么。我理解的。
但他还是跟我说了出川入晋这一段空白。
一九五二年，老先生的企业实际上做的已经很大了，销售情况好到客户先付钱，后等通知提货的地步，而围绕着企业，家族还涉足商业，房产业，一副家大业大的样子，当年，这位年轻的小老板甚作为同业商会代表参加市政府的会议，还被政府派到革命大学去培训。等培训出来，社会上对资本家，私商已经批得一塌糊涂，简直是闻私色变。谁也不说公私合营，更不谈合营的具体细节，只是一个劲儿批判，厂里的工人们争着批判。第一个带头出来批判老先生的，是他当年在码头上收留回来的流浪儿，赤着脚，是老先生手把手教他技术，一步步做到车间班长，现在愤怒地批判他。这让他好伤心的。
后来，这个人做到四川一家化工厂的厂长书记一类领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到国外考察，在北京下飞机，专程到山西来看望老先生，向他道歉。这是后话。
有一天下工之后，照例开批斗会，客户代表坐下三四十个人，有一个百货公司的人站出来，突然揭发说老先生曾经对他行过贿赂，某年某月某天，在某饭请饭，甚至行贿那天天气是阴还是晴说得都有鼻子有眼。具体数额，说得老先生一身冷汗，几乎相当于他家产业的全部数额。
老先生百口莫辩。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让退赔，既然行贿，就是损国家之失，既然损国家之失，就得退给国家的。不得已，卖房卖厂，剩下一个车间的样子，才凑够所谓的行贿款，大约相当于现在五十多万元的样子。公私顺利合营，他退赔的部公充公作股，剩下一点可怜的私产，到分红利的时候，还不及一个普通工人工资的一半。
这样的一个破产的资本家，也年轻，一家伙负气出走，一路北进，来到山西。往事不提。
我说，你既然行贿那么多，那个受贿的人怎么没处理？老先生愕然，半天才说，这这这这，怎么说呢？人家就是要嘛。不过，行贿这个事情就再没有人提了，合营了嘛。
老先生来山西之后的第五年，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打成右派之后，好多人都劝他妻子离婚，有时候甚至当着他的面，就把介绍的对象大模大样地领到家里来“相亲”，有老干部，有工人，还有教师，不止一次。
老先生说起来很伤心。
（原文有删减）
王静怡，鲁二届学员，湖南长沙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1986年毕业于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湖南文学》编辑、编辑室主任、执行主编、社长、主编。创办过大型综合文化杂志《母语》，任社长、主编。
忧伤
从我的工作室出来，穿过半条巷子，就到了街口那家餐馆。餐馆很普通，是装饰得还算温馨，价钱也相对合理的那种。老板娘我认识，是一个旧同学的妹妹。我进去时，客人还没来，已有些徐娘韵味的老板娘朝我莞尔一笑，随即便端了壶热茶到我靠窗边的位置。我接过她递来的烟，告诉她，中午我有客。她会意地笑笑，回到收银台后去。
这是两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在本市最繁华的街道边的这家餐馆里，目光有些茫然地注视着街上的行人，等待着那个多年前对我来说是一场灾难，而那时却已经很少出没于我记忆中的人。
厚重的玻璃门窗把市嚣挡在外面，晴朗的春天里，街道是明丽而干净的。法国梧桐粗大的枝干举着满满的嫩绿的小叶片，收银台后面的音箱里，飘着若有若无的乐曲。很多时候，像现在这样，我感觉自己置身于生活之中，又在生活之外。我已经习惯了以这种姿态面对生活。大约是体力和精力的不支，我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带着我的摄影器材，去别处寻找生活。
有一个打扮得极其骇俗的女子从街对面走过，我的视线不由尾随她到拐角的地方。视线中断了，而思维依旧停留在那一点。我是报社摄影记者，毕竟是有一份公职的人，尽管可以租个工作室作暗房，干些私活和兴趣所在的事情，但公开去接管他的工作室营业，无疑是不合适的。我奇怪他当初为什么下决心弄这样一个工作室，人在不了解自己时干出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它的荒唐。而我的父亲和后母之所以不惜血本，我想，大约是为了让这个唯一的儿子从此安分。我不失时机很不应该地想起了一句成语：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马上又自责起来，端正态度想：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挂在壁上的钟，已过了约定时间五分钟。这个举止将我的思绪从弟弟身上拉回来，我忽然有些恍惚，奇怪自己在这样的时刻，竟然一直在走神。但转念又嘲笑起这瞬间的慌乱，事过经年，这才是自然。
我已经很久不曾想起这个事隔多年又突然出现的男人了，这些年我以为已彻底将他忘记。正像我的走神，我根本没有去想这种会面会改变我生活中的什么。一切变化在我已几乎没有可能，这与别人无关，是我自己，我知道在这种平静生活的深处，不可能再产生任何涟漪。
正因为如此，我下意识地再燃起一支烟，开始专心等待这次对方已迟到的约会。我目光散淡地接受着那些落入我视角、在正午的阳光中从容行走的人们，渐渐侵上心头的那样一种身在异处的感觉，我这一生中曾在许多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餐馆体味过。我意识到自己已在开始思念过去。那个我正等待的人，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出现在我生活中，像一场前世注定的灾难。
但随即我便发现这种回忆里已没有了曾有过的苦涩，时光倒回去，那些影像像有些发黄的旧照片，在那个小县城里，年轻的我遇上年长于我却同样年轻的他，那个有着黧黑的肌肤和异族血脉的已被文明化的男子。我意识到在这种回忆里，自己竟带有了一种从不曾有过的浪漫情怀。我想，或许我真是有些老了。这种老了的感觉，才真正使我感到些微的忧伤。
他在我的生活里逗留了一年。分手时我曾痛感相守的短暂和分离的无奈，而现在在我看来，竟也是一场奇迹。
那是湘西沅水河边的一个小城，杂居着汉族、苗族和土家族。但在我这个外乡人的眼里，除了衣饰上的稍有不同，人们的风格都差不多。这让我有些遗憾。他后来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所走过的地区绝大多数人都已汉化，并答应带我去看一些偏远地区的深苗寨落。
那一次下青浪滩，是他陪我去的。我们搭乘的是航运公司运布匹百货和食盐的货船。
沅水河上有一系列的险滩，青浪滩是最险的。河道上，看上去水并不深亦不是很急，然而水底却堆满怪石。船从上面过时，船身会剧烈震动和颠簸，在遽然而起的急浪中，掌船的只要半点不留神，整个船就会被礁石撞得粉碎，卷到湍急的旋涡中去。
船老大瘦瘦小小的，是个精干的土家族中年汉子，皮肤黑得跟他身上的粗布黑褂差不多。这种船上的老大，必定是九死一生，经验丰富的。
他很快就和船上的人混得熟络了，一切在他似乎都是极自然的事情。本来，在这里，你只要操起家伙能跟人—样干活，拿起碗能跟人一样喝酒，你就很容易被人认同。
清晨，河面上的雾还没有散尽，厨舱里的炊烟刚刚从烟囱口冒起，船老大就邀我开始在甲板上喝酒了。
通常他和船工们将早饭搬到甲板时，我和船老大的酒碗也空了。他常会在早餐后大家都去忙碌时，笑着悄悄对我说：“小心你真会让人抓去做压寨夫人的。那时，我可救不了你。”我笑笑，望着他黑深的眼睛：“只要你一起去就成。”说这话时，我发现他的嘴唇很厚。
在大伙忙得顾不上我时，我抓拍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就是那回在船上，以及在整个湘西期间拍的照片，事后，我整整装了一箱。其中，有几张还获过奖。这些照片对我来说，真正的意义在于记录下了我生活的痕迹，只有我才知道那些房屋、街道和景物的全部含义。多年以前，在我们分手后的最初几年里，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茫然地周游，帆布包里，这样的几张照片代替了曾有过的诗集。那时，它们对我来说，似乎比生活本身更为重要。生活中的行为，那些远行，变成了程式，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一些没有内容的形式。
夜晚，船泊下来时，我们会和那几个较活跃的船员一起上岸。岸上，有几个很有特点的小镇，这些地方因为只通水路，汉化得相对来说要少得多。
游得乏了，我们也不急着上船歇息，小镇上的茶馆，是最后一个吸引我们的去处。那种老式茶馆是我在别处再没见到过的，被烟熏得黑黑的木板壁，擦得锃亮的黄铜茶壶，细尖的壶嘴足有1米多长。堂倌提着壶，不停巡视，壶嘴常越过人头，将滚烫的开水一滴不斜地射到空了浅了的碗里。夜深了，小镇光光的街石被露水下得滑溜溜的，门缝里即使有透出的灯光，也是愈加的昏黄。月华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地方，才真有如水的景象。
码头上的小街镇，就像天水中浮着的小岛，傍着沅水河里沉沉的水声。
而茶馆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开水的雾气蒸腾着人气，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花生瓜子壳，人踏上去有质感的响声。我常常是这种场所中唯一的女性，却没有人顾上多注意我。我也与他们一样，细细品着烧酒或酽茶，听那说书的正到动人处。或者，听那老的或年轻的男人，尖着嗓子唱阳戏，粗着嗓子唱傩戏，咿咿呀呀的，把你心头前世的幽思或惆怅都翻将出来。这时，常有醉了的男人也跟着咿咿呀呀地哭起来，或一头撞到街上，踉踉跄跄将含糊的吼声间歇地传到街尾去。
人乏透时，我们才起身回船。夜凉得人起了身鸡皮，或猛打个寒噤，脚步小心地在滑湿的青石板上挪着，我说：“奇怪，这地方我好像前世来过。”这样随口说过两次，他就拿异样的目光瞅我。
第二天一大早，船就出发了。喝酒时，看不出船上与往日有何不同，倒是我心里有些暗暗的激动。
吃完早饭，在甲板上摆了一阵白话，船老大就说：“长沙城可惜不能走水路去，不然，我早去过了。不过，也是因为没有熟人。下回我去了长沙，就去找你。你么，要来尽管来，任何时候，酒是有得喝的，饭是有得呷的。”我笑着答应。看光景，估计是要过滩了，就依照他事先私下里的嘱咐，钻到后舱去。本来，过滩是忌讳女人的，我当然不能再待在船首的甲板上。
过滩的感觉，就像船在一堆乱石上滚过。剧烈的震动，急剧的陡升陡落，激起了比船还高得多的大浪。浪砸在船身和甲板上，摔得粉碎，后舱里立即就进了水。除掌舵的，所有的船工都跑到了甲板上，人人手里都拿着撑杆。这时，我听见了船老大的吼叫，声音被迎面砸来的大浪撕扯得尖细变调，有些怪怪的，更有些骇人的恐怖。一个、两个，我默数着迅即滚过的浪头，浑身被浪淋得透湿，提着心祈祷船的平安。船过最后一个滩时，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船身像一条巨蟒，猛地一哆嗦。大约有几秒钟，我在船身剧烈一震的那一瞬间，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过神来，他正拉摔倒在甲板上的我站起。此时，青浪滩已过，船身正在平静的湖面徜徉。我像做了场噩梦，猛地抓住他的衣袖：“你没事吧？”他一脸黑青，头发上的水还在脸上往下淌，却咧开厚嘴唇关切地对我笑，一口白牙长长的。他拾起背带仍然紧紧挽在我手臂上、却已摔到甲板上的相机，我接过一看，“糟，镜头摔破了。”他很惋惜的样子，摇摇头：“这种时候，命都险些丢了，你还要拍照。”
傍晚，在下一个码头泊下时，只见船老大捧着烟斗，蹲在另一条紧挨我们的船泊着的船板上，冲着我们的船头出神。我这才知道，那让我失去知觉的剧烈一震，原来是礁石打断了船首的一根粗铁杆。
这天晚上，或许那一震使我有轻微的脑震荡，我有些头晕，我们便没有下船，跟船上的伙夫一起吃的晚饭。碗筷一放，胡乱收拾一下，连伙夫也上码头逛去了，偌大的一只船，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上午湿透的一身衣服，是借着正午的太阳在身上焐干的。仗着年轻，白天还不觉得什么，夜来河上的风一吹，加上头晕，人便明显有些不胜。他就建议：“我们去舱里说话，一会下起夜露来，外面更是坐不得人了。”
坐在舱里的床板上，借着昏黄的灯，我抚弄着手中被摔坏的相机。这台理光机是我某次摄影作品赛的奖品，在当时还是很值钱的东西。然而，嘴里却说：“你陪这一路，差点让你把性命也搭上，真是不好意思。”他的深眼睛在黯淡的光线中显得更深了，“这也是公务，我在报社里，每年都有几次陪人的任务。搭上命，大不了就是因公殉职嘛。他浅浅一笑，显然，他不喜欢我这看上去有些假惺惺的客套，”我知道，相机让你很心痛。“对他的洞明，我也忽地有些气恼；”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包里还有一台备用的机子。
便再没有说话，我的头就更晕了些。黑黑的河水随着河风一下下轻拍在船身上，像人在梦中的呢喃咂嘴，更像解人的猫狗在你的手掌上一下一下地舔。他从厨下弄了些热姜汤端进来，我心里忽地就塞满了歉意。人可能永远也没去细想，为什么好端端的，忽地就想抬杠。
夜更深，风也更大了些。河水舔在船身上，将人的心也舔软了，人竟脆弱到恍惚中觉得，黑乎乎的天地之间，只有自己和眼前的另一个人。这样一种相依的感觉，尽管码头上的岸边偶尔也传来一两声女人和孩子的叫闹，风也会把几声狗吠传过来，但人这时是充耳不闻的。
然而，他的神思却有些游离，有些兀然地像自语，又像对我说：“你看，我们今天一起经历了一回死。猜猜大浪兜头砸来的那一瞬，我想的什么？”我望着他，却不接话，听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想，完了，你在哪里呢？”
船舱里就有了好一阵寂静。应该说，那段沉默里我一直都在犹疑，事实上，我们俩几乎都同时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我犹疑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面对和处理。就听他又突然问：“你说你已结了婚？”我勉强笑笑，“已经领了结婚证。”弄不清怎么也反问了他一句：“你呢？”他也一笑：“跟你一样，刚领的。”
事后，他告诉我，那姑娘是苗族。大约半年后，我见过她，圆圆的脸，轮廓很柔顺，让人想到她做妻子的美好，很像我来之前在一本介绍书上见到过的照片，照片是位佩戴银挂扣牙签的姣好的苗家女子。然而，一切仍如我感觉中无法逃避的，我们俩都束手无策地卷进了这场感情中。
“怎么，要等的人还没来？”老板娘鼻子两侧的阴影粉用得多了点，一张脸支在我面前，竟让人一阵突兀和恍惚。“哦，是的，请给我换壶热茶。”我接过她递来的烟，并注意到有一桌客人已经吃完走了。“要不，我让人给你来两个小炒，你先吃着？”或许是费劲地笑得太多，老板娘漂亮的眼睛周围堆满了细细的皱纹。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同学的这个妹妹，是远近闻名的美人。
“不，我并不饿，再等等。”我温和地笑笑，看着她把冷了的茶壶拿开。
壁上的钟从从容容地走着，离我们约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望着那钟时，神情一定有些呆滞，因为那些数字对我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的思维沉溺在一些事物中，看上去的表情举止肯定有些麻木。
在那个小县城里，我前前后后大约待了一年。小餐馆的老板们都认识我，我成了那个县城里的知名人物，成了人们的话题。
我们常在一起，是那种来去都貌似很洒脱的相聚。在一起时，我常想，世界上最痛苦、也最快乐的人，恐怕就是我们了。然而，更多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走乡串寨。乡民们对人很友善，到处都有可以歇宿和吃饭的地方。我知道，只要在那块土地上，在那种风土人情的氛围中，他就能在我的感觉中与我相随。这种行为，成为了我那时生活的全部意义。
由于自尊，抑或是由于性格的原因，我与他在一起时，从来都是快乐的。有一些夜晚，或是他喝多了酒之后，他把头埋在我怀里，孩子似的哭泣。我分不出一个男人的哭和一个孩子的哭有什么不同，它们对我来说，含义都是一样的。我看见在他的黑发中摩挲的自己的手，骨节粗大，经络毕呈，这让我想起若干年前，我曾见过的那双女人的手。这其中有些宿命的意味。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也许你要毕其一生，才能理解它们更深层的涵义。而我的脆弱，通常都纵情地被抛洒在那些我独自一人走过的山道中。
想想很多过去了的那些时光，我常是县城小餐馆里唯一的，或最后一个客人。我喝了些酒，滞留在那里，像是在等待。时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明白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任何人来。
我不知道那次他是怎样离开这座城市的，是否与我当初离开那座小县城一样。但是，那个夜晚，当我呼吸着的城市已经沉睡时，我感觉或许能清理一些东西了。我将那些好几年里不能正视的照片整理装箱，那本诗集在杂乱的照片中显露出来，我茫然地拾起，随手翻到其中一页读下去：“把一生给你都不够/经常是这样/还来不及死/故事就结束了/于是只好继续活下去。”
身上马甲兜里的呼机遽然响起来。我的手指在茶杯上迟疑，也许是那人的电话，告诉我迟到的原因，然后，取消约会。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然而却是弟弟来的电话。我知道，他是想询问托我事情的进展，我开始犹豫要不要马上给他回电话，怎样答复他。
老板娘再一次关切地走过来，“你肯定是今天中午的约会，没有弄错？”她知道，我在生活中，经常是个粗心的人。
我坚决地摇摇头，仿佛很肯定自己没有弄错。然而，望着她转身回收银台的背影，我又怀疑起事情的真实来。
这种虚幻感是有依据的。两年前，我曾因公务去过一趟湘西，在这之前的十多年里，我一直有意躲过与那边的联系，竟然再没去过。然而，所见到的情形却令我大吃一惊。尽管事先也曾听说过，在我曾多次流连的沅水河上，人们拦起了一座大坝，建起了湘西最大的新型水电站。但我实在难以置信，这座大坝的树立，竟淹没了曾经那么熟悉、属于我记忆中的一切。曾经差点让我丧命的青浪滩，沿岸那些美好的小镇寨落，那个有着三四万人口、青石路的小县城，县城里黄昏时供没有根的旅人逗留的灯光橘黄的小餐馆，以及那个有着近百万人口，却以一条小溪的名字命名的泸溪县的大半部分，全部都沉到了水底。
我实在无法描述，十多年后，面对那片汪洋的心境。这些年来已变得愈益洒脱的我，接触过许多运用魔幻手法表现的当代艺术，也曾读过马尔克斯，知道《百年孤独》中那个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但那一刻，我实在无法超脱，心里塞满的是人际沉浮、世事沧桑的凄惶悲凉。
人一生中最大的恐惧并不是失败，也不是一无所有，而是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虚幻，对自己和世界的巨大怀疑。曾经使你成为你的那些铭心刻骨的生活场景一下子消失了，像是突然之间一只手把你推进了无底深渊，黑暗中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你，而你却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人她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
我终究还是回了电话。在电话里，我告诉同父异母的弟弟，告诉那个三十岁的大男孩，别指望我能接替他未竟的事业。但我还是答应了他，在我的社交圈中为他物色人选。
大男孩的声音充满着慵倦，一问，果然在床上。他告诉我，从昨天夜里到刚刚呼我之前，他一直在床上与佳人奋战。“看来，你不光打算不要工作室，也准备不要你的小命了。”我的眼光落在窗外，散淡的口气里有关切、责难，也有嘲讽。“还是那个你不愿透露身份的神秘女人？”接着我随口问。“你怎么知道？”大男孩犹豫了一下。“我比你大十岁，知道这种女人深藏于心的全部目的，只是与你在床上厮混。”我的语气里突然有了些恶狠狠。
“这个时候我不想与你讨论爱情。”大男孩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句。“当然，你甚至连爱情这个词的含义都需要学习。”我心里陡地涌起厌恶和不屑，“或许，你只对偷情感兴趣。”没想到电话那头却不急不慢地说：“你说对了。”
然而，挂上电话我不禁想，自己到底有多少资格教训这个大男孩。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经历过那场情感灾难后的一些年里，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四处周游，不再是为了寻找生活，而是为了寻找遭遇。究其实质，那些激情游戏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别于这种偷情？结果，我在每一场遭遇中几乎都找到了那一次灾难中类似的东西：一些悸动不安，一些焦虑，一些亲昵、信誓旦旦和一些柔情，只要你愿意，爱情就在你要经过的路上等着你。我不知道，这一次次遭遇，这种种似是而非的感觉，竟可以将那场灾难层层稀释。当它终于不复存在，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四处云游对我来说，已不具有任何意义。我开始在这个城市里安居，做一些意思不大却也还实惠的事情。
很年轻的时候，当我对世俗极为不屑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些人用过“行尸走肉”这类激进的字眼，而我现在已不再思索，同时也就丧失了这种语言能力，脑袋里再也不会冒出这类词语。
但是，这一天我却决定将这场等待继续下去。我再一次燃起支烟，跟自己说，就当这种等待是一场吊唁，让我独自为十几年前生命中的真诚凭吊，那是我曾经活过，也曾经年轻过的证明和标志。
客人都散尽了，有两个女孩正将干净的桌布铺到桌子上去。老板娘一手端着大碗面条，一手拿了只小饭碗，“来，你先在我碗里夹点面条填肚子。”看着她将面条夹进小碗里，我本欲阻止，想想还是随她去。“你怎么不回家？已经没有客了。”我问。她家就住在我租的工作室附近。“陪你一块等吧，看你决心这么大，我怕我不在时，这些家伙怠慢了你的客人。”
我心不在焉地笑笑，目光不由自主又溜到窗外。渐渐地，我心跳加快起来。我看见从街拐角处匆匆走来一个人，那步态是我脑际里曾无数次呈现过的。那人的夹克随意地敞开着，手里提着个看来分量不轻的纸包。“快吃吧，当心又凉了。”老板娘挑了口面条送到自己嘴里，对我说。但她马上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抬身循着我的视线也往窗外瞅瞅，就连忙把碗筷都撤走了。
我几乎是用意识看到那高高的额头和深陷的眼窝的，这种面部轮廓在这座城市里很少见。接着我又用意识看见了他的厚嘴唇，以及笑起来长长的白牙。但随即我心头一震，这回，我实实在在用眼睛看见了他发胖的身材和半白的头发。当他跨进门来站到我面前，一股熟悉的气浪就扑了过来，笼罩住我。有一种热热酸酸的东西陡然冲到我的鼻腔和喉咙口，我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因为我已不能说话。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与他再见面的场景，那一定是个很冷静的场面，我的脸上挂着冷漠。但我从来不曾预料过，当我们再见时，他老了胖了，头发花白了的情形。那一刻，我心里的一堵墙塌了，腾起积压了十几年的灰尘，我要努力才能掩饰住被那些灰尘呛出来的心酸和眼泪。
在最初见到我的一刹那，他也怔了怔，但他镇定得比我快，“你看，我穿错了两条巷子，迟到了这么久，很抱歉。但我坚信你会等我，所以还是赶了来。”我将手里正好凉到温温的茶递给他，他一口气全喝下去。这举止，也是我曾经十分熟悉的。
老板娘拿了份菜单走过来，望着他笑笑：“请问二位需要些什么？”他正准备将夹克脱下，却像想起什么似的，停住手问老板娘：“蒸饭了吗？”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图，但无疑他把这当成了那个小县城里的餐馆，吩咐老板娘可以像吩咐自己老婆一样。正要阻止，老板娘却笑着说：“中午的饭早凉了，正准备重新蒸。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他看了看我，提过旁边椅子上的那只纸包，解开系纸包的绳结对老板娘说：“你看，我这有些淡干鱼，是这位女士最爱吃的。你让人洗洗，放在饭里一块蒸熟就行。等下欢迎你也一块来吃，这些鱼是湘西河里的清水养大的，别的地方吃不到。”老板娘笑了，拿起条鱼放在鼻子下嗅嗅，“行，这鱼我还真没吃过。”
等老板娘走了，他将剩下的鱼包好，脱下外衣，坐下来看着我：“这些鱼是我几天前去河里打的。太阳很好，鱼晒得特香。”我淡淡地一笑，缓缓地说：“小河都淹了，变成大河了。我去看过。”他眉头跳了一跳，“沿着那条河往上游走，还是有你见过的河面的。这些鱼就是在那里捕的。你曾经吃过的鱼，也是从那里游下去的。”我接过他递来的烟，在他欠身凑过来的打火机上点着火，深吸了口，“还是那种乌篷船吗？”他的深眼睛笑了，“当然，仍是我一个人驾船去。找一块平静的水面，放下桨，让船随意漂着，我撒我的网。”这时他不出声地叹了口气，目光便有些黯淡，“鱼越来越少了，有时收网没有一条鱼。”
我眼前有些恍惚，思维在这一刻荡开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那条河上去。在那里，他说带我去拍河两岸峭壁上的悬棺。我们是驾着一条从苗民手里借来的乌篷船去的。那时，我眼前的这个男子光着脊梁，黧黑的肌肤在夏末的骄阳里发光。当船在水里漂着时，他开始撒网，而我则调整广角镜，在镜头里观看河岸高处那峭壁岩缝里的悬棺。
那时，你不得不赞叹人类曾有过的智慧和胆量。那样陡峭寸草不生的峭壁岩石，根本无法想象凭双脚能爬上去，但古人偏偏就把棺木巧妙地搁置在上面。通常是两块岩石的夹缝处，可以正好将棺木搁空，保证有很好的通风状况；而且，岩缝之上还正好有一块伸出的巨岩，可以保证棺木免遭日晒雨淋。这些有文字记载以前就存在的悬棺，既不腐烂，也无人能看到它们里面的状况，让你不能不感叹自己的渺小和冥冥之中那种未知的巨大力量。
总是在我忙于调整角度，按下快门的时候，他已将捕得的鱼开膛破肚，不用抹盐，也不用洗去血腥，摊到杉木皮铺的船篷顶上去。夕阳西下时，我收起摄影器材，与他一起将船泊到岸边，我们在船上烧火做饭。我告诉他，这一辈子我从未吃过那么鲜美的干鱼，香香地嚼着，就着苗民送的苞谷烧酒。连蒸过鱼的米饭，也发出诱人的香味。那时，我完全陶醉在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饱食淡干鱼的生活里。几天后回去时，我们还有大袋的淡干鱼送给友善的苗民。就是在那个苗寨里，我见到了早已想见、当地人称草鬼婆的蛊婆。
时间正值中午，我就见那上了年纪的妇人远远背了捆柴从山道上走下来。她的头上包着厚厚的缠头，深蓝色的粗布褂胸前汗湿了一大块。缠头太大了，像顶帽子遮住了她的脸，但就在她看见我们，一愣怔的刹那，我看清了她的眼睛。就是那一眼，止住了我全身的颤抖。我至今找不准词汇去描绘那眼神，但那里分明有一个女人的寂寞和忧伤，我无法把它们与类似巫婆的形象联系起来。
往回走的路上，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草鬼婆的。”
而我却无法变成一个草鬼婆。十几年来，我用别的方法，把自己杀了。可现在这个男子又来了，他找到了我，头发已经花白。我也是，只是白得没他多。我们坐在另一座城市的小餐馆里喝酒。这些小餐馆里的酒总是像鸦片，让你温情脉脉，产生归家的幻觉。
然而，我的胃却坏了，严重的胃黏膜脱垂，医生说是酒精弄的，我已被警告禁酒。
“真好吃，没想到没放盐的干鱼竟如此鲜美。”老板娘不住赞叹。她喝了些酒，然后去了厨房。
我吃了些鱼，却滴酒未沾。自从老板娘走后，我们一直在沉默。
很快，他便将自己喝得差不多。黑红的脸上，连眼白都是红的，他的酒量也远不如从前。当他放慢喝酒的速度时，便抬起深陷的眼睛来：“你变得并不多。”我笑笑，“我老了。”神情中显出淡然。“但依然生动，也依然沧桑。”他看定我，“我一直不解，这种沧桑你年轻的时候就有。再没有一个女人像你一样打动我。”
我将眼光放到窗外。好些年来，我已不习惯男人们对我的类似赞扬。
他怔了怔，像是意识到什么，然后饮了一小杯，慢慢叙说道：“我记得那时曾答应带你去看我的祖父。我告诉过你，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木匠。前不久，他死了。他已经太老了，眼睛已完全看不见手中的雕花活计，所以，他死了。他一死，湘西就几乎再没有像他那样的木匠了。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我作为一个孝子，应付完七天七夜没有睡眠的葬礼后，我只想找一个地方躺下来，好好睡一觉。但这时一个老婆婆拖住了我，说要给我讲一个有关我祖父的故事。”
我将目光渐渐从窗外收回来。我感受到了他在叙述中全身心的悲伤，这悲伤浸润过来，软化了我心里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不知能说什么，只能将柔和下来的眼神安放在他身上。而他眼中此时却完全没有我，他的神思全在他正叙述的事情上。
“那老婆婆说，她的丈夫曾是我祖父的朋友。当她的丈夫生前感觉到自己要死了时，就托人捎话，嘱咐老朋友给他做一副上好的棺木。我知道，上好的棺木必须是粗壮的楠木或柏木做成的，而现在湘西却已很难找到这样的木料。果然，正如老婆婆告诉我的，我祖父托人运去了棺木，尽管做工很精良，木料却是碗口粗的香榧。香榧是一种很普通的木材，因为能杀虫，所以通常被人用来做碗柜。老婆婆的丈夫、我祖父的这位老朋友一见棺木就火了，他冲着运棺木来的人，将我祖父骂得狗血淋头，这倔老头叫那几个人捎话给我祖父，不见到上好的棺木，他决不死。”
叙述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用手拈了一块淡干鱼放进嘴里嚼着，又抿了口酒。我注视着这个说话的男人，并不急着催他，就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
“这倔老头果然就没有死。第二年，那老头做九十大寿，已轻易不出门的我祖父，也赶了去祝寿。他双手空空，理直气壮地进了门，对老朋友抱拳一拱：‘恭喜恭喜。’倔老头一见他，火从心起，冷着脸问：‘你来干什么？’我祖父笑嘻嘻，说来喝寿酒。倔老头更火了，硬邦邦抛下句：‘你来喝寿酒，只怕没有下酒的菜。’我祖父却嘿嘿一乐，说：‘没菜不要紧，我早托人捎来了。’倔老头一听，气得瞪圆了眼睛，喝问：‘谁见了，在哪里？’我祖父将手一挥，指着屋角去年他托人运来的那副香榧棺木，大声道：‘来人，将棺木启开！’立即就有好奇围观的人奔了过去。那棺木被启开时，倔老头和大家一下子惊呆了，那棺木中躺着头开了膛、刮了毛的猪，猪肉还是粉红的，手指按上去富有弹性，像是刚刚才被杀死。人群欢呼起来，寿宴自然热闹非凡。第二天一早，老婆婆是第一个发现倔老头死了的人。”
故事讲完了，他伸手端起杯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很久，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出声。然后，终于还是他打破沉默，“办完祖父的丧事，我在家足足睡了半个月。半月后出门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了那条河的上游。”他将身子靠到椅背上去，长长出了口气，一只手搁到旁边那只牛皮纸包上，“没想到太阳那么好。这种季节里能遇上那样的太阳，真是运气。我想，很多年没尝了，但你一定还记得那条河里淡干鱼的滋味。”
我的目光又从他身上移到窗外去。街边有一块白铁皮广告牌，阳光斜斜地射到上面，反射出刺眼的光。那光快要将我的眼泪刺出来。这时，我听到他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事已经被耽搁好些年了，我怕再过几年，我就没有力气独自驾船去那条河的上游了。”
两年过去了，我仍平静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有一天，我儿子提出要视察我的工作室。当我工作时，他索然无味地在屋角我搭起的简易床上躺着。不一会儿，他跳了起来，嚷道：“妈妈，你这里怎么有股鱼腥味？”我当时正没法停下手里的活，只好随他像只狗似的到处去嗅。“这是什么？”他嘟哝了句。我一抬眼，正看见他拿起床头搁板上落满灰尘的几张牛皮纸。“放下！”我低吼了声。我们俩都同时怔住了，我从未听到过自己喉咙里发出的那么低沉慑人的声音。
晚餐桌上，我给儿子道歉时，想起了那些淡干鱼，它们早被我仔细嚼烂，吞到肚里去了。
电话铃此时遽然响起来。先生去接电话，寒暄了两句，然后对我说：“你的。”当我拿起话筒时，我的弟弟，那个大男孩的声音传了过来，“怎么样，还好吗，你在哪里？”每次我接他的电话，都是这样程式化的开头。他已经在外游荡了两年，却似乎仍没有回来的意思。我当然希望他的感觉永远好下去，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我现在总这样安慰我的父亲和母亲。
（原文有删节）
作家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审。著有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十三阶》《冷春》，中篇小说《乌云》《最后一个季节》《牺牲》等，短篇小说《冬天的风琴》《流动的壕沟》等，发表诗歌数百首。编辑、出版了贾平凹、莫言、周梅森、王蒙、张平、叶兆言等人的长篇小说若干部，以及《张洁文集》《马原文集》《莫言文集》《铁凝文集》等。
看电影（节选）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电影院时，预备铃都响了。激越清脆的铃声在我的脊背贴了一条冰挂，它凉颤颤的。城里的生活已如泉水古老，我攥着那张电影票，如同紧紧攥着从井底往上拔的牛筋绳，手潮潮的。
还没等我找到座位，电影就开始了。顿时，整个电影院响起狂野的呼哨声、掌声和放肆的嗷嗷乱叫。我担忧地看了一眼电影院的顶棚，然后胡乱摸到一个空着的座位赶紧坐了下来，污浊不堪的空气闻起来甭提多提气了，熟悉亲切得一塌糊涂。
上映的是一部朝鲜电影，片名叫《劳动家庭》。
“对不起，你坐了我的位置。”
所有电影的片头都强调安哥拉兔子带毛，多余！尤其是朝鲜电影，节奏比羊拉屎还要稀松。
“请起来，你坐错位置了。”
出来啦，出来啦，朝鲜姑娘从花开烂漫的苹果园走出来啦，瘦的懒得形容，胖的像布袋装冬瓜……
“你可以起来了，况且你的屁股下面坐着我的围巾。”我身边有个男人的声音，他鼻音重，讲一口南蛮普通话。啪啪，啪啪，他用手中的笔记簿拍着我的肩膀，这时，我才发现身边站着的这个男人如绞架又直又高。
我胳膊交叉着搭在前面的椅背上，目不转睛盯着银幕，我欠了欠屁股，示意他把围巾抽走。
“不行，还不行！”他强调着，我一边欠着高高的屁股，一边用土话说：“麻烦哩。”“你趁早起来，甭费事。”他的音调一下拔高了。“讨饭还要戴手套，你才费事哩。”“你说什么？太不像话了！”那男的又拿笔记簿拍我的肩膀，他人斜倾，就更像欲坠的绞架，我从插队到今天，三年来可是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走开，操心爷里外耳光子打你个风雨不漏！”我顺口说道。目光紧追着银幕上胖得像布袋装冬瓜的姑娘去了小河边……“你是哪儿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抬眼看到他奇窄极高的额头，眍眼又大又黑，断他是广东人。面对老乡，一下子心就软了，屁股就撅得更高了。谁料，他说围巾他不要了，请我必须走开。我心里骂赶情绵甜瓜擦屁股，没完啦，又见我身右边还有一个空位子，就扑通挪了过去。挪座后，我才发现我的左脚一直踩着人家的围巾，难怪他揪半天也没揪出来。
我把围巾揉成一团给他，他起手推挡，表情阴沉。我再给，他再推挡。我总不能把围巾变成哈达献上吧，于是，我就把围巾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扶手上，继续看有着布袋装冬瓜风范的那位朝鲜姑娘头顶着水罐从小河边往家走……
看到半截儿，我偷眼斜视左边的他，发现他已经不厌其烦地睡着了，嘴巴愚蠢地半张着，头微仰，双手抱着的笔记本放在肚皮上。他穿一件改良过的青年装，领口翻得斜小，有三个扣眼，明上的口袋没有盖子，这是典型的外省人穿的外套。看三流电影等于骑在一匹识途的马上，纵情地想入非非……昨晚支书通知我到县一中读书时，我正从灶坑里捡拾烧好的山药蛋。我是来插队的，不是来读书的，我抗议着。谁让你小侉子又是褥又是被的，全村谁家抽得出一床被敬供读书哩，支书双手来回着烧山药蛋，边剥吃边说。我说我捐被。支书说：“肥羊躲不过屠夫手。”我哭丧着脸说：“我哪里走得开，猪呀鸡呀兔呀的一伙伙，肉肉实实正成长着，朝朝暮暮要我喂吃喂喝……”“放屁！”支书打断道，“县上来了文件，说教育要回潮，村村有指标，完不成任务的要撤职，还要在县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哩。”我说：“自古听说鸟儿回巢，没听说教育回巢，爷大不了嫁给你侄儿就是了，也用不着让我去坐冷板凳吧，不去！”“爷要是抓壮丁，认准了你呢？”支书咽下最后一口烧山药时，声音充满了央济的慈爱；“娃受了三年，你瞧你车轴脖子不洗涮，脸蛋脏成灰瓦罐，不读书哪里有拾掇的功夫，娃乖乖去哇，你养着的牲灵爷让人帮你照看着……”接着，支书一边用火铲拨拉着灰堆里的山药，一边说：“小侉子你在村里应承嫁谁都是戏言，到了县里，可再甭张口闭口嫁人敷衍，被人耻笑哩……”支书话音没落，一伙人拥入窑内，这帮家伙天天晚上都在我的窑里摆龙门，捣旧古，夏歇凉，冬取暖，春秋聊女人。我自打进村，村里人就说我说话侉得吓跑秤盘星，起名叫我小侉子。最初，我请胡蝶、牛板筋、屈虎豹等人教我说土话，自然油灯的捻儿挑得高，锅里的滚水放糖精，筐里的焖山药蛋，盆里的稠粥，黍秫糕随便掰吃，不多久，我的土话学得麻溜溜光了，这帮家伙也和我打成一片毡了。
这天晚上，当他们知道我要去县一中读书，自觉组织成一支发引送葬的队伍来到了我家。“就应该送屈有财去读书，那狗日的地主管得爷麻烦。”贫协主席胡富裕气哼哼地说。“娃一整天要学习两个半日，屁都压在腚下面偷悄悄放，苦情哎。”说这话的是妇联主任粉粉婶，她和我的交情绝非一般。“自古以来有抓差的、抓丁的、抓鸡抓鸟抓蚂蚱抓阄的，没听说抓人读书的！”会计屈邪邪说。再后来，有劝支书另选人头的，有劝支书让指标报废的，可就是没人自告奋勇替我承当。我看支书抱着个羊皮烟袋，使劲儿在烟锅里面掏个没完，就知道支书为难了。我说我去，读书吃盐齐没坏处，我去学校改造去。支书生怕我反悔，说读书出工一个待遇，每天照计五分工，还答应年底发展我入团和加入基干民兵连。
……我出来读书，最难过的是福儿奶奶，哭得调门乱跑。嘿，不说她了。我都出村了，又让胡生花送来一个净水瓶，里面除了一枝杨树上黏腻芳香的花苞鼓起来之外，还有一朵蜡纸做的凄白艾艾的荷花，她殷殷得真可以。
《劳动家庭》故事寡淡，一帮获得金日成勋章和人民功勋演员奖章的男女演员们都为了什么而什么，不如我们村里的二人台，即兴性很强，把“三爷有令带溜子喽——”说成“三爷尿炕晒褥子喽——”的现象很普遍。这中间，片子还烧了一次，油饼大的蓝紫色窟窿一股刺鼻的焦味。坐在我旁边的他被骤然间通明的灯光和不满的口哨声、鼓倒掌弄醒了，他以为电影演完了，都站起来又坐下了。他瞅了瞅搭在扶手上的围巾，看着我边跺脚边鼓着倒掌，目光里全是避之不及的反感。我离开村后就难受，我对付难受的方法就是打榧子，吹口哨，嗷嗷乱吼，双手捂着嘴学驴叫，包括让头上的两个锅刷子变成深秋肥嘟嘟的鼹鼠，吃力地雀跃不停。
我注意到他不屑地瞥了我几次，甚至都要指责我了。但是他那悒郁持重的举止以及他那充满孤僻梦幻的目光注定了他欲言又止，犯不上抒发廉价的指责。他灰心丧气地摇着头，并不是对我而是对电影，旋即，他打开了笔记本……
电影结束了。他合上笔记本，起身。我说给你的围巾，他充耳不闻。我把围巾搭在他肩膀上，他在掸掉一片枯叶——把围巾甩在椅背上，表情决绝。深灰色的围巾瘫软地搁在那儿，围巾的缨穗颤抖了几下，无非是想索要一份绵长。我发现有熟人在和他点头，打手势，其中一个圆脸、戴顶前进帽、眼睛笑眯眯的男人还和他说了句什么，他摆摆手，不值一提的表情。我心里斜刺出另外的主意，就想再诚意一次，反正我草筛饮驴做过了，也就对得起良心了。“我的腚又没长眼睛，坐了你的围巾是不小心，又不是故意的，你要咋么？”我在他背后磨磨叨叨说着，又拿起围巾劝他收下。他扭头看了我一眼，满脸鄙夷，于是，我一跺脚，跨栏一般越过几排椅子，噌噌噌地挤入人流，将围巾不由分说地交给了头戴前进帽的男人之后，朝他比划着，神气活现地做了个鬼脸。他愤怒地似乎说着咒语，而我离开了电影院。离开了一排排剥落漆皮的乌黑座椅。
刘俊，曾用笔名夏周、桑恒，生于1958年11月，山西灵丘人。1995年至今在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工作，历任《阳光》杂志副主编、主编，中国煤矿文化网站站长、主编，煤矿文联宣传处处长。现任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副理事长。
北京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