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看上去老实，其实很多事不在乎，比如上课。咬人的狗不叫，我就是那种狗。来鲁院上课，开始就不在乎，都什么岁数了，还听人讲课？18岁的时候就读普列汉诺夫，什么不知道？天下知识一大抄，重要的也就那么几本，早读得烂熟，还上课？但看上去老实毕竟要有老实样，要装老实。课还是去上，笔记还是记。后来才发现自己是从昆明来的，确实应该敲敲脑袋，明白世界之大。见过和没见过不一样，上课或不上课也不一样。上课讲的并不是文学，是杂学，历史、哲学、气象、司马南都来讲课，课程安排真有想象力，林林总总，能想的都想到了，想不到的也想到。当然有文学，也就是漫谈式，大师讲课的架势，吹牛而已，听不听由你，信不信由你。
这就对了，重要的不是知识，是思想的启发，某种态度的引导，成事在天，最后的结果，要看各人的造化。
有几个班上的朋友很特殊，印象深刻。比如杨晓敏，把小小说搞得风生水起，小麻雀养成了老鹰，黑压压翅膀一大片。财大气粗，请人吃饭上一大堆茅台。河南人历练成精，什么都看得明白，样样都先行一步，一流的杂志出版家不用说。
另一个就是张懿翎，京城名媛，中国最能干的编辑，霸气十足又热心肠十足，上课听不下去就举手反对，外出玩耍，张罗起事情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抽点空随便写写就是长篇。
还有施晓宇，最早对网格极其敏感，熟得很。刘杨，重庆的火辣，妖媚聪明又文雅还是书法家，奇怪得很。郭文斌当时不出声，不知道在搞什么，但他不吃肉并且反对浪费食粮，让我感到神秘。我和他一起去天津玩，他执意去南开大学看看，让我肃然起敬。分手几年后，郭文斌写小说终成气候，获鲁奖什么就不说了，只说他到处讲孔子，我就无比感动。
王童务必提到，重要人物，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健身教练的身材，超级热情，隔天就抱一个纸箱来鲁院，里面装的都是能吃有用的东西，见同学就送。他是小说家、《北京文学》的重要编辑、电影专家，家里收藏了无比多的碟片，每天带来，在鲁院的放映室里放给大家看。摄影么不消说，镜头很长，咔嚓咔嚓地摁，留下了许多珍影。
鲁顺民是个书虫，开口就是某某作家和学者的大名，如数家珍，读书之多让我惭愧，从此发现自己其实还是一个文盲。人说山西好地方，但那个地方那时我还没去过。中国史书上，山西写过一笔又一笔，黑乎乎一片都是墨迹。对比一下，隔得老远，十万八千里，半夜坐在鲁院宿舍楼的小屋里沉思，才发现我的故乡昆明，跟中国的所有地方不一样，那是中国文化之外的净土，天下乱哄哄，昆明或云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它最没有传统，又可以说另有传统。我的汉族祖先因为什么原因离乡背井，到了昆明，从此暖洋洋地过日子，国家是怎么回事？其实不会关心了，也轮不到他们关心。
所以来北京很好，来鲁院很好，结识遍天下的朋友很好。走在北京的街上，很奇怪就会从国家的角度想问题。中国啊，怎么怎么样？在昆明我长到四十多岁，也无数遍说过中国中国什么，其实很空洞。来到北京，中国才变得非常具体和明确，一个可见的存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
什么人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一个昆明人。
这个感觉很好，要调整感觉，来到北京才认识昆明，就像有人说，出国了，才认识中国。我的一个昆明朋友，嫁到瑞典，时间住长了，才明白自己是中国人，见到汉字就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