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分子，这从他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缺陷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主要原因。
任职地方，多办实事
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喜好读书，读书一经他过目便终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笔如飞，初看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过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精彩绝妙。他精读了大量儒家经典，也阅了诸子百家，还涉猎《素间》、《本草》等医学书，并且看过一些小说，真是博览群书。为尤可贵的是，王安石求学并不光停留在书本上，还向富有经验的“农夫、女工”学习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不是死读书，是在求知中勤于思考，孜孜不倦地“惟理以求”，这种探求精神使他常能用批判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因而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思维模式。庆历二年（1042）春，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从此步入仕途，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职，给扬州地方长官韩对当幕僚。
任职三年后，按宋制可以准许呈献文章请求投考馆阁的职位，这是一般士大夫求得更高官职的途径，但王安石不走这条路，他愿继续在地方任职，于是在庆历七年（1047）出任都县知县。血气方刚的王安石，一心一意要为当地老百姓做些好事。他看到鄞县地区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连年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倘若遇到不雨之年，便出现严重旱情，这真是最大的浪费与最大的灾患。所以，王安石在到鄞县的第一年，便决定利用冬闲季节，动员百姓大兴水利，浚治川渠。他亲自奔波在工地上督促检查。由于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愿意效力。在二三年里建造堤堰，修整陂塘，为当地水利建设作出不少成绩。在郑县王安石还看到另一种使他揪心的情况：在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用粮十分困难，常常忍受高利贷者的高利盘剥。王安石决定以轻微利息把粮贷给贫苦农民，约定秋收后归还新粮，保障他们生活，同时也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兴办学校、整顿户籍管理，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鄞县的所作所为，为他以后的变法运动积累了初步经验。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皇祐三年（1051）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
此时王安石不但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而且以学问和文章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朝廷任职，但他仍要求去当地方官。嘉祐二年（1057）被派到常州任知州。嘉祐三年（1058）春，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弄狱，到任后，王安石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着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质劣且贵因而他上疏仁宗，请求罢榷茶法，改为商人运销、官府抽税的办法，这样可使民间得到好茶和贱茶，此法经实施，收效非常好。
这些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以及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使王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嘉祐三年十月，仁宗召王安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无法再推辞，只得赴京就职。
慷慨奋行，锐意革新
经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约在嘉祐四年（1059）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表达了自己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
《言事书》对北宋王朝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及形成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诅诅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法度在王安石的文章中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王安石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而“法先王之意”，并非是提倡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倾劾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
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特别强调的，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徙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认为宋王朝史制败坏，做官的人中没有多少有作为的人才，而缺少才能、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如牛毛，他提出培养和造就人才。
须从“教之、养之、任之”几个方面下手，而且要“有其道”。在《言事书》中，吏治与人才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
理财的问题在王安石的《言事书》中也提到，虽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场是很鲜明的：“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忠在治财无其道耳。”
然而，王安石这篇重要的万言上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改革的想法并没能得到实施，但《言事书》无疑是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纲领时集中体现，是他的理论基础，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语，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此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庸碌无为，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回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宋神宗与仁宗和英宗不同，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即位后，有一股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他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也成为太平盛世，他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成功立业周此，登基以后他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意见。
王安石回开封后，神宗即召人对，开头就问，治理国首先先要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怎样？”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大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宋神宗最后说，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
又有一日朝席完毕，神宗留下王安石再一次议论政）神宗认为，唐太宗须得魏征，刘备须得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谈能为尧、舜，则必有皋、荧、稷；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他认为，天下有学识的人才不算不多，而帝王常忧患无人辅佐自己治理天下，是由于“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困而虽有贤明的人，也呼‘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神宗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五四凶，”王安石对答说：“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届，则皋、菱、稷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不久，神宗又问王安石，自宋朝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王安石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退朝后，写了秦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神宗。
在《札子》中，王安石认为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剖析了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在用人、理财、治军各个方面的弊端，“农民坏于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劳，而未尝中敕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宫，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表达了锐意进行改革的决心与愿望。
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使要求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呼声也越来越高，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负责名例司日常事务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副相晋升为宰相，这是变法运动趋向高潮的标志。
酝酿变法，危机四伏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BC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变法三大矛盾：
1、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3、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变法背景：
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
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为主，根本就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
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
改革运动，人言不足恤
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大刀阔斧，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称为新法，新法内容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王安石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把新法颁行于天下。
在具体内容上，各法是这样：
均输法。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借予钱币、米粮作为本钱，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从价格昂贵的地方移到价格便宜的地方去购买，用路途近的地方而取代远的地方，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里所应当置买的东西，价钱便宜的就先购买好，然后贮存起来。此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实行于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荆湖南、北路，王安石选派薛向担任发运使，全权负责举力均输，总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等各项收入。均输法的实施，有效地调整了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减少了纳税户的一些不合理负担，政府的财政因而有所增加。
青苗法。把籴买常平仓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给每家每户，命令他们出二分利息，春天散出，秋天收回。青苗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开始实行，对调节粮价、救济饥民有一定作用，青苗法推行后，南方之民认为“皆便之，无不善者”，一般农民也愿意到州县去借青苗钱。青苗法虽然收百分之十利息，二次借贷收百之四十利息，但还是比私人百分之百的高利低得多，因而对高利贷起了一定限制作用。不过由于青苗钱贷款不敷分配，高利贷在农村还是很活跃，青苗法的实施给国家带来一定财政收入，然而，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吏在散敛青苗钱时敲诈勒索，有时折价计钱，使一些农民蒙受到损失。
农田水利法。发布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发展农田水利，开辟相当多荒田，整治大量陂塘，疏通许多河道、沟渠，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其成就有目共睹。史称“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者”。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根据老百姓家中财产的数量，分别叫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下到单丁、户，这些本来本就不必服役的家庭，也一概叫他们出钱，这叫助役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最多。同时也使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此法熙宁五年（1072）开始实施。这是继均输法之后，对大商人的进一步限制，并首先在开封设立市易务，作为执行市易法的专门机构，还从内藏库拨出一百发给作为市易本钱。以后在杭州、成都、广州等许多城市也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的推行，使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避免了豪富巨贾的压榨，使一部分商业利益从大商人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四至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面积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位分地统计，查验田地的肥沃与贫瘠，确定它们的土色和质地，分为五等，根据土地等级，均定地税数额。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布施行。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推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且只限于五路的平原地区。方田均税法的推行，给隐田漏税的家强地主以沉重打击，对地少地薄而税重的贫苦农民，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
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也是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下面诸方面；保甲法，把乡村各农产登记入册，二名男丁中取一名，十家为一保，保了都发给弓努，教他们作战的阵法。此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诸路，最后推广到全国。实行保甲法，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就是使保甲丁成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这是军队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因而王安石要求对保甲兵加强了训练，并取得较好效果。“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到熙宁九年（1076）止，全国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保甲兵已达五十六万多人，加强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饲养，或者官府给予马价，让他们自行选购良马，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有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给予补偿。此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先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六年八月颁布实行。保马法的推行，由于饲养较好，减少了马的死亡，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主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
西望国门，无力回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的攻击。新法刚一出台，就马上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海评论王安石有十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韩琦把劝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翰林学士司马光在起草批答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的强烈指责新法的词句，他并且引用朋友间应互相劝勉从善的道理，三次写信反复劝导王安石……
他们的反对使神宗开始动摇，并且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也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为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并上章奏请罢职。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奏辩，后来神宗头脑才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遣使督王安石视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进一步推行新法。
然而斗争远未停止，反对派又在免役法、市役法等问题上变着法儿掀起反变法的浪潮一熙宁四年（1072），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刘绘多次上疏神宗反对免役法，声称免役法“有十害”；熙宁五年（1072），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成的后果面对着进攻，王安石一一予以还击，他上奏神宗反驳说：“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并认为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熙宁六年（1073）七月，反对派对市易务实行的“免行钱”又发动攻击。“免行钱”是将商行为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这是参照免役法而实行的新法规，这个法规使那些肆意勒索的官吏和从中渔利的禁中皇族、后族以至宦官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他们和反对变法派的官僚结合在一起，发起猛烈进攻一此时神宗也疑虑起来，问王安石：“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不便，何也？两宫乃至江下，忧京师乱起，”王安石毫不犹疑地揭露了后族所以反对免行钱的原因。因此更招来后宫的强烈反对，她们纷纷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见风使舵也随声附和，宫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变法的逆流。熙宁六年至八年，又连续发生两年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脸上布满了愁云，在朝上叹息不已，这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变法的口实。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这时王安石已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因而要求辞去宰相，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二人也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虽然有才干，在变法中也出过不少力，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后，他虽为参知政事，但也一心要往上爬，于是作了些伤害王安石的事，同时他与韩维也不合作，在此情况下韩维请求神宗陕复工安石相位。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为惊讶不已。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以后，虽然还想进一步推行新法，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扩大了，吕惠卿对于王安石再度为相深感不安与不满，他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数次称病不管事，把积压下来的公事都委托我，我怕将来会导致失败而吃罪不起，变法派内部的严重分裂，无疑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而这时新老反对派的攻击火力仍有增无减，甚至天空出现彗星，也成为攻击变法的借口。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这一切都使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一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同年六月，他的儿子又因病死去，使他悲伤不已，力请解除宰相职，十月，种宗批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出知江宁府，但他并不到任视事，次年六月就辞官退居江宁了。
王安石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共推行七年新法。在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还是基本维持新法的，然而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制改革和强化军兵保甲方面。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幼子赵熙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当时是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掌朝政，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尽废新法，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虽然也颇有政变精神，也恢复了神宗颁布的一些新法，罢免了一些元祐党人，但新法至此已经是寿终正寝，以失败而告终了。
变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荆公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
王安石变法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华莱士为什么对王安石评价如此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专制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王安石的变法成了我国的重大改革。
不修边幅，洁身自好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王安石听，王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王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王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22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虽然过着田野幽居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还是深切地关怀着朝廷的局势发展的，所谓“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阔五云深”，就是反映了他晚年不平静的心情，然而他毕竟是罢了官的人了，对朝廷的事已无能为力，退居的王安石，有时会会朋友，谈诗论文；有时骑驴出游，与人说佛谈禅。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创作虽不多，但遒动豪气之中又富清新婉媚。著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老年仍然热衷于读书、著述，编写了一本《字说》，对文字训诂有独特的见解。神宗逝世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但此时他已经是老迈体衰了。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他在退居江宁时封为邢国公，死后，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