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1958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副研究馆员。20世纪80年代初，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后，担任鄞县龙观公社文化站站长至今，30多年来，无数次踏遍龙观乡的山山水水，致力于山区基层群众文体工作，认真履行文化站站长的职责。热衷于群众文化的理论与建设，爱好文学、摄影等多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痴情守望于大山里的“文化梦”。
改革开放前的龙观乡群众文化可谓是“一穷二白”，“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便是山民们业余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无论是旭日东升或云雾缭绕的早晨，还是暮色降临的黄昏或是灯火辉煌的夜晚，在文化广场上，总是人头攒动、舞健身球、太极拳、耍木兰剑、扭秧歌、跳健美操……在综合文体活动大楼里，如潮般的人们不是在图书馆里安静地翻阅着各自所需的书籍“充电”，就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排练节目、唱卡拉OK、下棋、打乒乓、玩扑克……而“红灯高照闹元宵”、“二月二龙抬头节”、“五龙潭山水旅游文化节”、“‘香约龙观’桂花旅游文化节”、“华东驴友大会”等文化活动，早已成为当地响当当的群众文化品牌。龙观乡文化站也因此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无级站一跃成为“浙江省特级综合文化站”，而所在乡也先后获得“浙江省东海文化明珠乡”、“浙江省体育强乡”、“宁波市群众体育先进集体”、“鄞州区文体工作先进集体”、“鄞州区文物工作先进集体”等20余次荣誉称号，他个人也先后获得“浙江省先进基层文化工作者”、“宁波市优秀文化站站长”、“鄞州区先进文体工作者”等荣誉30余次。每当看到山民们在家门口尽情地享受着“文化大餐”及办公室书柜里堆放的一大摞荣誉证书，老陈心里总是充满喜悦，脸上也时常挂着笑脸，30多年来的心血没有白费，也无愧于这个乡镇文化站长的职务。
为组建民间剧团，踏遍全乡山山水水
20世纪80年代初，陈建国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后，便被当时的龙观公社党委任命为文化站站长。第一次踏入公社文化站，他看到的只有“一间房子、一块牌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柜子、一颗印子（文化站公章），外加一个汉子”所谓的“七子站”，心里总不是滋味。然而，年轻的他还是干劲十足。心想，既然选择了基层群众文化这项工作，就要尽自己所能干好这份工作。
龙观乡地处四明山麓、鄞西革命老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山民们除了每年能看上几场露天电影外，几乎没有其他业余文化生活，在逢年过节能看上几场戏剧便成了他们渴望文化生活的奢侈。因此，组建业余民间剧团，便成了老陈追逐大山“文化梦”的开始。
他查资料，搞创作。真是上帝不负有心人，从来没有创作过小戏的老陈，终于完成了《山乡杜鹃别样红》的折子戏。然而，有了剧本没有演员，这台戏是无法唱下去的。于是，他又披星戴月爬山坡找演员，夜以继日地穿村走户上门做动员工作便成了常事。全乡15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73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不下几十次留下他的足迹，从而终于组建起了山乡第一支义务民间剧团。节目排练没有场地，他就在夜间或空闲时借用公社大会堂；剧团没有导演，他土法上马边导边学；演员没有演出服装，他自掏腰包买布料叫演员们自己动手制作。就这样，通过近半年的筹备和排练，首场演出便获得成功，在县里汇演时还获了奖。
龙观乡群众文化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同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陈在工作中发现富起来的农民对文化活动的兴趣爱好从过去的观赏型转向参与型，活动形式也由室内转向室外，健身、健美、休闲等成为农民们业余文化生活的新宠，便顺应潮流先后组建起了舞龙、舞狮、腰鼓、秧歌等十余支业余文体队伍，并借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建国50周年、邓小平100周年诞辰，建党80周年等重大节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广场文化活动，其中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大型踩街活动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这对一个总人口仅1.2万的山区小乡来说，真是破天荒的大事。然而，这些队伍大都是粗放型的，真正能拉得出打得响、能上台表演的还是凤毛麟角。而组建的民间剧团由于演员、演奏员年龄偏大，设施设备简陋已难以再担当重任。为了打造一支文艺精品团队，老陈一边挑选年轻演员充实骨干力量，一边挖掘题材创作剧本，请专业老师辅导，并把文艺宣传队改名为龙观乡越剧团，演职人员从原来的20多人扩大至50多人。2001年春节，这支重新组建的业余剧团首次在本乡演出，一举获得成功。周边乡镇闻讯后，都纷纷邀请他们演出。2007年，新编越剧《文武香球》送戏进城，在宁波市逸夫剧院演出后，博得大家一致好评。为此，鄞州区文化局授予龙观乡越剧团“特殊贡献文艺团队”。
与此同时，他还先后组建了文艺、舞蹈、声乐、摄影、武术、篮球、乒乓、登山等60余支业余队伍。至今，龙观乡文化站已拥有文体骨干力量1100余人，基本形成了“天天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培训，年年有会演”的文化氛围。
为拥有一块文化阵地，搞得几乎一贫如洗
能拥有一块文化阵地，是老陈追逐的又一个大山文化梦，可这个梦一做就是16年。
1996年7月，龙观乡中心学校新校址落成，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原校舍和操场成了一些私营企业主竞相争购的宝地。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年代，发展经济似乎成了硬道理，乡党政领导也有出卖旧校舍和场地来换取最大价值的意愿。对于苦苦努力和奋斗了16年的老陈来说，能拥有这样一块千载难逢的文化阵地，岂能放过。于是，他苦口婆心不下数十次找到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诉求山民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可是，尽管他奔破脚底，磨破嘴皮，领导们就是不松口。但老陈还是不气馁，他找到了县里的文化局长们，让他们出面向乡党委政府“施压”，最终在老陈“一根筋”工作态势的坚持下，乡政府同意将一幢600余平方米的旧校舍和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操场无偿划给了文化站，但装修、扩建资金需要文化站自行想办法解决，待以后乡财政有财力时再划拨。这虽是猴年马月之事，不管怎么说，文化站总算有了这块阵地。
有房子不等于有了文化中心，据预算，装修、扩建需要资金100多万元，这个天文数字着实让老陈寝食难安。正当他山重水尽疑无路时，鄞县县政府出台了创建浙江省“东海文化明珠”工程奖励20万元等政策，它如一场春雨滋润着老陈的心田，激励他向省级“文化明珠”工程推进。工程启动需要资金，他东拼西凑，倾其所有，将家里十多年积蓄下来的5万元钱拿了出来；乡财政一时难以兑付工程款，他用私房抵押作为信用担保。工程开工后，老陈每天早出晚归奔跑于办公室与工地之间，周末、节假日便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房子装修完工了，但它只是一个“空壳”，活动器材、图书馆设施、藏书购置等资金无一分着落。怎么办？募捐！凭老陈为群众文化服务的一腔热血向企业主募捐，动员全乡干部群众捐助。然而，七拼八凑还是差了10多万急需资金。无奈之下，老陈硬着头皮向亲戚朋友求援，虽然遭到了许多非议，但总算也得到了解决。
1997年7月1日，占地2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内设万册图书馆、综合活动室、培训室、排练厅、多功能厅、游戏室，外设篮球场、羽毛球场、体育健身路径等设施的省级“文化明珠”工程终于落成了，一颗悬了整整一年的心得到了片刻的安宁。
建成乡级文化设施后，老陈着手建设村级文化设施。2005年，中共鄞州区委宣传部提出“三点一室”村级文化建设试点。老陈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做好乡党委政府参谋，主动请缨，得到了党委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区委宣传部把“三点一室”试点定在了龙观和五乡两个乡镇。老陈把全乡10个行政村全部发动起来，通过区里补一点，乡里拨一点，村里自筹一点，村村建成了综合宣传点、文化阅览点、体育健身点及活动培训室，丰富和活跃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9月，鄞州区全面创建“三点一室”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工作现场会在龙观乡召开，推广了龙观、五乡的试点经验。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文化明珠乡”的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于是，老陈抓住机遇，提出完善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议，得到了乡党委政府的采纳。2012年，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内设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培训室、多功能厅、排练厅、展览厅、健身房、棋类室、乒乓室、台球室等功能的乡文体中心新大楼落成，并新装修了影剧院，乡集镇文化设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与此同时，在区公共文化“天天”系列的推动下，全乡村级文化设施在“三点一室”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加完善。至今已有30%的村完成了“天天读”、“天天乐”及电子阅览等文化娱乐和信息共享工程，山乡民众基本与城里人一样享受文化权益。
文艺研究创作，笔耕不辍
老陈追逐大山文化梦，源于对群众文化的思考和对山乡变迁的朴素情感。30多年来，在做好群众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始终笔耕不止，几乎365天连轴转，不仅致力于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和探索，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文艺和摄影作品。
20世纪80年代，首篇调研文章《用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在省文化厅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后，老陈对群众文化理论的研究便一发而不可收。他根据各个时期群众文化工作实际，先后撰写了110多篇有关群众文化发展的论文，并在全国和省部级刊物发表或在全国和省部级文化部门举办的赛事中获奖，逐步形成了构建群众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路，如《新世纪农村文化工作初探》《把公益性文化放在突出地位》《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让农民在家门口选择文化》等理论文章，深受有关专家学者一致好评，在农村群众文化建设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由于老陈对群众文化工作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不仅出版了近20万字的群众文化论文集《实践与思索》一书，还先后成为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图书馆学会会员，并当选为鄞州区群众文化、图书馆等学会常务理事。
在文学、文艺和摄影创作方面，他先后在《中国文化报》《中国摄影报》《诗刊》《青春》《星星文学》《浙江日报》《宁波日报》等全国和省部级报纸杂志发表或获奖的文学、文艺和摄影等作品多达250余篇（首、幅），并出版长篇小说《活着的伤痕》《与谁共枕》，长篇报告文学《龙在飞》，诗歌集《山乡情思》，散文集《姹紫逸情》《游踪札思》《游踪札思（二）》，民间文学集《当代寓言故事》，地方史书《龙观乡志》《红色龙观》及摄影作品集《缤纷的世界》等著作15部，共350余万字。这些作品很受农民们喜欢和阅读，成为乡村图书室阅读和藏书资源，还被宁波市和鄞州区图书馆及具有400多年藏书历史的天一阁博物馆收藏。由于在文学、文艺和摄影等方面创作业绩突出，他先后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代散文学会、当代诗歌学会和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等会员，并担任鄞州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成为群众文化界稍有名气的作家、诗人、学者。每当手里捧着金灿灿的证书或站在领奖台上，老陈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现。
老陈对文化知识的“充电”也是孜孜不倦的，近十年来，他先后在杭州大学、西南大学函授了群众文化管理、古汉语等专业，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对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老陈真是一个“做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学习无止境。”因为他知道，做一个有知识的文化人，在不断提高个人文化素养的同时，必须不断“充电”。
为圆文化梦，一辈子服务于大山
30多年间，老陈也曾有过走出大山，或下海经商，或转为干部身份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市场经济冲击农村文化的年代，当地一家著名企业看准他干文化工作的才能，想聘请他担任总经办主任一职，承诺年薪6000元。在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年代，这个年薪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与他当时的年薪相比整整增加了10倍，亲戚朋友们也劝他“下海”赚钱为上策。那时，他曾犹豫过，也彷徨过，甚至想放弃这个无职无权无利的文化站站长岗位，但他还是放弃了机遇。90年代初，一家国营保险公司曾以年薪20000元和转为干部身份为条件，有意聘请他担任龙观乡保险办事处主任一职，这对当时还是一个乡政府自配人员、年薪不到2000元的文化站站长老陈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然而，一心追逐大山文化梦的他，也婉拒了这份诱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