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半个字的电报
这篇关于沈从文的短文，写在1988年5月9日。本来是准备给沈从文看了逗他取乐的。想不到沈从文在第二天就去世，没有能看到。现在沈从文去世已经四个年头了。我把这篇短文找出来，略作修改，予以发表。这样，一篇取乐的短文，竟变成了悼念的祭文。
1988年4月6日上午10点多钟，我陪同台湾的青年作家张大春，到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访问我的三妹夫沈从文。虽然大门上贴着“免进牌”，我们还是破门而入。
我向沈从文和三妹兆和介绍了张大春。三妹沏上一壶湖南绿茶。咱们坐下聊天，聊上一大堆旧事和笑话。前三朝，后五代，谈文章，扯家常。不知为什么，一扯就扯到了我那“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笑了，指着我轻轻地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我提出抗议：“你说什么？”他用浓重的湖南腔重说一遍：“媒婆！”我说：“我做了你们的大媒，不感谢我，反而说我是媒婆？”话未落音，三妹抢着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
三妹说得没错。我自幼好管闲事。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乡下，到处缺医少药。我凭一点卫生常识，常常施医给药、替孩子种牛痘、开刀挤疖子、给人打针，什么都干，像一个免费的“赤脚医生”。我又在江安，给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接生，难产变成顺产，生下一个大胖儿子，我给起名“安安”，做了我的干儿子。直到一个做护士的表妹骂我：“瞧你不要命！你又不是医生或护士，一针把人戳死了怎么办？”这才洗手不干这些三姑六婆的营生。
为什么说到“半个字”的电报，沈从文就要说我是“媒婆”呢？这件事，四妹充和在她写的《三姐夫沈二哥》文章里首先提到。后来凌宇先生在他的《都市中的乡下人》一书里也谈到，可是都谈得太简单，看来我不得不再给他们二人做个注解。下面我把可笑的历史往事从头说起。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家看门的吉老头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个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儿抱歉地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我家有个大小姐，常常不在家。我这二小姐成了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他这话好像对我说，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我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处留下吧。”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他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三妹回来吃午饭。我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三妹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我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么！”我告诉她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三妹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三妹是他的学生。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我说。
三妹只是摇头。
我为她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好办法。就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三妹不得不同意。她问我：“怎样开口呢？”我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说：“好，听你的。”她终于去了。
去了不到一小时，三妹同沈从文来到我家。三妹让五个弟弟轮流陪伴沈先生。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听得最起劲的是最小的小五弟。故事一直讲到小主人们被叫去睡觉为止。我呢，不做臭萝卜干，早托词走开了。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在我家作客。几天后，回到他当时教书的青岛大学。次年，由于沈从文的介绍，三妹也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了。
那年在苏州的旅馆，他们俩见面时候是怎样开腔谈话的呢？几十年后，我才知道。
1969年9月，沈从文和三妹已经结婚36年，住在北京。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俩先后下放湖北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妹先走，沈从文晚了好几个月才去。沈从文下放前一天，我去送行。闲谈中，他告诉我36年前的情景：
“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三妹把我教她讲的话，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我准备了一番话给报务员做解释。想不到报务员匆匆一看，就收下了电报稿，没有问什么。我得意洋洋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一人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很奇怪！密码？不收！报务员要三妹改写文言，三妹不肯。三妹涨红了脸，说这是喜事电报，说了半天，报务员才勉强收下。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天长地久有时尽。这“半个字”的电报，以及这个白话文的“蜜”电，在三妹和沈从文的心中将是天长地久永无尽的甜蜜记忆。
（原载1992年7月《群言》杂志）
二 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
一封快信
大春：
5月9日晚上，我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的初稿写好。松了口气，晚上睡得很沉。
10日晚7时多，得三妹电话，说沈二哥不好，我就揪心了。九时多得我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电话，说沈二哥在8点35分去世。这一夜我和有光都觉得心绞痛。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怎样也拨不开沈二哥的身影。这时候距离我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脱稿只有24小时。我准备等我的文章发表后要宣读给沈二哥听，让他再笑我、骂我。这下再不能听到沈二哥骂我的声音了。他骂我“媒婆”的笑语声还在我耳边回荡。
你可能是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到沈从文的人。你见到他34天后，他就离开了他爱的人、他爱的世界。
附日记一页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一文，没有心情修润改错，望你为我修理修理。
一页日记
1988年5月11日，下午2时35分，我们到沈从文家。进门，家里比平时更安静。客堂里，沈二哥的一张照片被披上了黑纱，照片前的茶几上有一篮绚丽多彩的鲜花，这是小龙朱的花场的花，是二哥的大儿子小龙朱亲手栽培的花。我们只默默地注视着沈二哥的照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1982年，沈从文、张兆和在北京家中（李又宁摄）
孩子们说，三妹在休息。我轻轻推开沈二哥和三妹卧室的门，三妹站在床前，并没有睡。我轻轻抚摸着三妹的手，我们在书桌边坐下。三妹很平静安详。我默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倒是三妹先开了口，像叙述一件别人的事。她说：“二哥昨天下午四点多钟时，还扶着四妹充和送他的助行器笑着走路。五点多钟二哥感觉气闷和心绞痛，我扶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他不让我离开他，但又说要送他上医院。”当时家里只有三妹一个人和一位刚请来不久的男保姆。三妹安慰了他，匆忙打了几个电话。三妹又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
“先是20号楼（三妹家住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我们的堂妹夫王正仪医生来了，摸摸脉、听听心脏，不言语。随后救护车和医生来了，历史所里的王序、王亚蓉来了，家里人也陆续回来了。进行抢救，打了三针强心针，几位医生护士轮流进行人工呼吸和按摩心脏，一直到晚上8点35分……”
三妹回头问她的小儿媳张之佩说：“给二姨倒茶没有？”我说：“已经有了。你这五年也太累了。除了照应沈二哥，你什么也做不了。”
三妹还是那样镇定、安详。这安详内含着一颗哀沉的心。
三妹低沉的声音：“是的，我很佩服冰心，她的身体比我坏得多，可是她还在写。我要学她，这以后，我空了，我要写二哥，写他最后的五年，写……”
写吧，这是最大的安慰，对过去的人、对现在的人、对未来的人！
1988年5月12日
三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英国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间（1862—1874）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自行开始修筑这条铁路。到光绪二年（1876）完工。从上海到吴淞镇，路长只有14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居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条铁路就破坏了风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跟怡和洋行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涉，出钱把铁路买到中国手中后，在愤怒之下，下令拆毁。把机件等物储存在炮台湾。经过了漫长的20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新拨官款在原地修复通行。因为机件在炮台湾，淞沪铁路由吴淞镇延长两公里，全长为16公里。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三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17岁、我18岁，第一条铁路整整30岁（如果不算前20年的账）。
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还在她三岁我四岁同时（1913）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八拉的“五四运动”的白话文。我们三个女学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一位道貌岸然的于先生专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这是两位男老师。有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英文、数学、跳舞、唱歌的。在《三叶集》（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好像提到过她，吴天然老师是教过我们A、B、C、D的。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找到这么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的五十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忽然下了台，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接任校长是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三妹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这些编号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家延死后，下落何处，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这封信可没有编号，如果编号也许是13号。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一倍。据三妹说，原封不动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1929），这以后，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这也是秘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发疯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25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小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30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年，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十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三弟定和跟我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地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12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听说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晓平（小平）、媳妇何诗秀先后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会、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粘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
本来也要我带庆庆跟着爷爷下放平罗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动员我也不去，也无可奈何我。我是娇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风沙，也吃不下为三个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炉子烧饭的苦。我一把锁锁上了城里沙滩后街55号大杂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门（原有五间半房子，上缴了四间），住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里儿子家，看孙女烧饭。靠丈夫、媳妇三人给我的微薄津贴打发日子。真正不够用时，我有好亲戚好朋友处可借。虽然他们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开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的履历。
过年过节，我把12岁的小连连接到中关村住几天，庆庆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庆庆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没羞没臊，还抢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连连’，我叫他‘小连’。”我骂庆庆，太没有礼貌。实在那时候，孙子骂爷爷，儿子逼死妈妈的事多着呢，还讲什么礼貌。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
于沈从文二哥逝世前24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