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花园
1918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苏州。从上海到苏州，我们的最大兴趣是夏天的晚上在凉床上学唱苏州话民歌。最爱的是：“唔呀唔呀踏水车，水车盘里一条蛇。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桃花园里铺房架，梅花园里结成亲……”
寿宁弄八号，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甜蜜、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惜只留下了这张最痛苦的照片，这张照片预示着我童年生活的结束。1921年10月大大去世，冬天我和大姐、三妹在后花园的假山石边照下了这张照片。在服丧期间，照片中我们还身着孝服：三个人都是灰色半长棉衫，黑裤子，灰黑色的棉鞋，头上戴着绿丝绒的帽子。
1921年母亲去世后，摄于寿宁弄老宅后花园假山上。
寿宁弄八号，我们童年的乐园，这里可能是以前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我们三姊妹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
花园大极了，有水阁凉亭，有假山，有花草，有果树。粉墙黛瓦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可它不是《牡丹亭》中的花园，小姐们进去也不必红娘引路偷偷摸摸。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文文雅雅地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颠颠爬山、玩水。姨祖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长，我们把大大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大大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大大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倌踩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的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寿宁弄八号，我们的“夏宫”，门前两棵玉兰树，左边一棵是紫玉兰，右边是白玉兰。
花园中还有一个花厅，冬天我们的书房是在大厅旁的一间屋子里。我们叫它冬宫。春暖后我们挪到花厅里念书，书房只占花厅的三分之一，放四张桌子，三姊妹和一位老师，还有两个伴读的小“春香”，是奶妈和保姆的孩子。书房前是两棵大玉兰花，一棵紫玉兰，一棵白玉兰。刚一有点春信，就满树的花，我们不但看而且吃，求伙房的厨子把玉兰花瓣放在油锅里一炸，像慈姑片一样，又脆又香。花厅还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戏台，门窗上有红绿色的玻璃。靠近书房后墙的花园里有杏子树和枣子树，摇头晃脑念书时听到屋外杏子落地的“啪，啪”声，三姊妹互相看看都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盼到老师休息一会儿，三个人抢着往外跑，大大的荷包杏子甜极了，没吃够老师又回来了，赶忙藏在书桌里。再下课又忙着去捡新掉的，三个小姐的书桌抽屉里常能找到烂杏子。
我们念的书在当时人的眼里甚至在现在一些人的眼光中都是不成章法的，我们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两位老师一起筛选编辑的，那时刚刚有了钢板蜡纸，记得是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给我们刻印。我贪玩，晚上从来不念书。哪天知道老师要检查了，早上起来囫囵吞枣背一气应付老师。一天老师让我背《孟子》，我哇哇哇不打磕巴背得飞快，老师都来不及翻篇更没有发现我的偷工减料的秘诀。我自鸣得意，还把这种方法向大姐、三妹推荐，她们一个规矩一个胆小都不学我，所以直到现在她们说话还是慢条斯理、文文静静的，我快90岁了还没有学会慢慢地讲话。
每天早上一吃过饭我们就往花厅跑，上午读书，下午唱戏，从没觉得读书是苦事情，我一生再没碰到过这么美的书房。
二“丑死了”
这张照片是在寿宁弄我们三姊妹的书房花厅后拍的，看到身后的树了吗？就是能结大大的荷包杏子的那两棵杏子树，我们在书房中总为它坐立不安。
家里请了两位先生教我们白话和文言文，稍大一些父亲又请了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教我们音乐、舞蹈、算学。吴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叶圣陶先生在《三叶集》中还提到她。
我们对算学没什么兴趣，学舞蹈的兴趣大得不得了，家里专为我们置办了练功衣和软底鞋，我们穿上得意地照了张照片。照片拿来后，三姊妹争着看，三妹顶顽皮，抢过去大叫：“丑死了，丑死了！”我们拦也没拦住，她把自己的脸抠掉了。
没想到去国离乡半个世纪的大姐一直保留着这张残破的照片，1992年大姐给我和三妹每人翻拍了一张寄来。一拿到照片，我耳边马上响起了三妹调皮的声音：丑死了，丑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