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不安分，共在三所大学读过书。从1929年到1932年先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学习，最后落脚光华，取得了光华大学毕业文凭。战乱时期，难得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那时大学里女学生很少，为了求学我辗转颠簸，志气不小，主意不小，胆子也不小。寿宁弄的“小二毛”、“九如巷的张二小姐”，第一次用爸爸给的两条腿（爸爸给四个女儿取名：元、允、兆、充，均有两腿）走出苏州，独自面对世界。
一 落花时节
1929年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时，学校刚刚开始收女学生，班里的男同学占绝大多数，他们对女生感到新奇，有时不免恶作剧捉弄人。有一位姓李的先生是扬州人，他出了个作文题目“落花时节”，发卷子时，全班都发了就是没发我的。我很奇怪，以为一定是文章出了什么问题，在课堂上没敢出声，下了课急急忙忙找到老师追问，李先生用扬州话拉着长音小声说：“莫慌——，莫慌——，跟我来。”到了他的宿舍，他拿出一个很旧的皮箱，打开上面一只很蹩脚的锁，拿出了我的文章。先生不把文章马上给我，而是捧在手里，很慈爱地看着我笑着说：“你的文章很好，很好，我怕在课堂上讲了男学生会抢去，就锁在箱子里了。”我拿到文章，看到上面先生批了一句话：“能作豪语，殊不多觏。”
写落花时节，尤其是女孩子写，都要写秋风秋雨满目愁，我没有这样写，记得我写的是：落花时节，是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是成熟的季节、丰收的季节，也正是青年人发奋读书的好时候。伤春悲秋，是闺中怨妇的事，我生长在一个开明、快乐的家庭，又自认为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我为什么要愁？要悲……
母亲怀胎七月，我就急匆匆来到了人世，先天不足，身体一直不好，天生就的急性子，手急、眼快、腿勤、话多。因为我性格开朗、活跃，进大学不久就当选为女同学会会长。有的男学生不服气，常常打碎女同学会会刊的玻璃。一次开会我有事告假，在一项表决时，一女同学受托替我举手。一个姓包的男生刁难说：你能代表吗？如果还有人没来你举三只手呀？第二天我知道了这件事，坚决不答应他，在饭堂门口截住他凶巴巴地问：密司特包，你昨天讲的什么话？什么叫三只手？难道你看见她做什么事情了？你不可以这样，你要道歉，赔偿名誉。这个男同学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女同学了，相反对我特别好，放假我回苏州，他替我拎行李。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兆和（1928）
当时我已是南国社的社员，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田汉专门为我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薜也萝之鬼》，我在里面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
中国公学在吴淞炮台湾，我们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常相邀在校门口不远的吴淞小酒店一聚，学红楼诗社行酒令，当然是浅尝辄止。
我和周有光刚刚有初恋感情的萌芽，他有时小心翼翼地到学校来探望我，我总是矜持地从东宿舍躲到西宿舍，嘱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有光怅怅然归。这样反复多少次，才有了“温柔的防浪石堤”。因而酒令中有“梨花满地不开门”和“雨打梨花空闭门”，都是给我这“避客不见者”饮的。还有：
云髻梳罢还对镜——喜修饰者饮
能饮一杯无——不饮酒者饮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善数学者饮
声声燕语明如剪，呖呖莺声溜的圆——善英语者饮
来时醉到旗亭下，知是阿谁扶上马——醉者扶者饮
……
我现在还坚持作“曲谜”，定期寄给三五好友。喜庆的日子有晚辈的朋友来聚会，我还是要行令，不是酒令是水令，都是由我事先准备的。
三妹兆和和我从启蒙到中学、大学一直同班，在中国公学她也很活跃，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我和三妹都在其中。三妹尤其好运动，曾得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第一名，谁知上不得大台面，参加上海全市运动会，得了个第末。
二 现在
大学二年级我转到了光华大学，又被推举为女同学会会长。光华的女同学会非常活跃，下设好几个部，在学校里影响很大，校长召开会议研究学校的事情，女同学会会长不到都不开的。我什么活动都参加，在男生面前也从不服输。
学校年年举行国语演讲，我去之前的几年据说都是一个姓赵的男生得第一。我鼓足勇气参加，精心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叫《现在》。我正和周有光谈恋爱，他在杭州民众教育学校教书，我把讲稿寄给他看，他回信说“太哲学了”。我忘了是用一种什么统计方法把大学四年凡是上课念书的时间都加起来，用24小时一除整整只有八个月，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地劝大家要珍惜大好时光，抓住“现在”，好好念书。真是好笑，自己不用功，却一本正经地劝人家。
大姐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因品貌出众多才多艺而引人注目。当时校中有所谓“四大天王”之说。这是1929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兆和和在光华大学读书的允和与“四大天王”。“皇后”元和、“安琪儿”方英达、“玫瑰”李芝、“蝴蝶”李芸。“四大天王”除李芝外，都先后去了台湾，有的又从台湾去了美国。那次演讲是在光华大学的一个大饭堂里进行的，评判员中有校长和留学法国的哲学家李石岑先生。姓赵的男同学的讲演题目是《铁》，他因为参加了多次演讲，国语讲得比我好。全体参赛者讲完都坐在第一排等待评判结果，会场里安静极了，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校长宣布：“第三名……第二名……”我泄气了，总归没有希望了。报到第一名时，校长好像卖关子，半天不报名字。突然，像打了个雷一样——“张允和”三个字一出，全场轰动，我的一个堂房姐姐张镇和，是大伯伯的女儿，我们叫她七姐，是光华大学篮球队长，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快乐的时刻。现在！现在！现在！这两个字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后来知道法语的“抓住”和“现在”是同一个词，“抓住现在”几乎成了我办一切事的座右铭。
后来听说现场的评定结果是我和姓赵的男同学分数一样，应该是并列第一，请校长作最后的裁决。校长说赵同学年年第一，女学生还从没得过第一，既然分数一样，就张允和第一。原来很危险的，这第一来之不易。
在光华大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教我们国文的钱基博先生（即钱锺书先生的父亲）从不给我们出题目要求作文章，只给一句话或一篇短文要求作注。如给《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完成他的作业，要去查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使我终生受益。
三 毕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基础。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借口日本和尚被殴，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炮火，我所在的光华大学也岌岌可危，为了安全，只好又转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
我十分珍惜在这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又埋头圣贤书。记得写了一篇论文《塞上岑参》，很得老师好评。
其时周有光正在杭州工作，这和我敢于只身来求学有很大关系。每逢周末，我们相约在花前、西湖月下，漫步九溪，“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良辰美景伴着我们的恋情由朦胧走向成熟，一双惹人羡慕的“才子佳人”，一对洋装在身，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却怎么也鼓不起手搀着手并肩走的勇气。
三妹谈恋爱时也和我“同学”，她和沈从文的爱情也在这时有了眉目。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又回到了光华，和我同时上大学的三妹这时已毕业，她大学念了三年，我跳了三个学校，四年半才毕业，最终拿到了光华的文凭。
四 封面女郎
在光华的同班同学有储安平、赵家璧等，在学校时和他们来往不多，没想到一走出校门碰到的两件事都和他们有关系。
上海王开照相馆（1930）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王开照相馆拍的，不久有人告诉我，发现店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放在橱窗里作广告，那时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我气冲冲地跑到照相馆和店主大吵了一顿，他们自知理亏，马上道歉并撤下了照片。谁知不久赵家璧办的杂志《中国××》用这张照片作了封面，我也当了一回封面女郎。
五 女人不是花
1936年春天，我到了苏州，我因为有了小平、小禾两个孩子，辞去工作定定心心相夫教子。城市不大，熟人很多，经过朋友的介绍，《苏州明报》托人找我希望能帮他们主编“苏州妇女”，这是《苏州明报》的一个版面。我当然愿意，念了这么多年书，自己本来又欢喜动动笔，这一下真的当了编辑、记者，自己写自己编，我的干劲很高。
南京的《中央日报》有“妇女家庭”版和“文艺副刊”版，主要是由我在光华的同学储安平、端木新民夫妇负责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去英国留学，光华同学代储安平编“文艺副刊”，我代端木新民编“妇女与家庭”版。我为“妇女与家庭”写的第一篇稿题目是《女人不是花》。那时妇女参加工作的很少，有一些部门虽要女人来，也多是只起一些点缀作用，当摆设，做花瓶。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姊妹都不做这样的人。我原是很喜欢养花花草草的，这时候却为了实践自己说过的话，连花也不养了。一种幼稚的决心，一种自觉的反叛，缤纷的鲜花在我的眼里竟一直成了过眼浮云，以至现在我还是只养草不养花。
我的编辑记者生涯很短暂，“七七卢沟桥事变”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我走上了逃难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