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齐宣王”至“不亦宜乎”。正义曰：此章讥王广囿专利严，刑陷民也。“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者，是宣王尝闻文王有囿方阔七十里，故见孟子，问之还是有之否？“孟子对曰：於传有之”者，孟子答之，以为书传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为文王囿如此之阔大，民犹尚以为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者，宣王又问孟子，言寡人之囿但方阔四十里，而民犹尚以为之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免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阔七十里，而采刍草薪木之贱人，与猎雉鸟兔兽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与民同共之，故民以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问国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对王称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齐境，问其王国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国中也。“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於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关之内，乃闻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广，其有於中杀其麋鹿者，如杀其人之罪，而科之如此，则是王为阱陷方四十里之广於国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为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孟子讥王之专利而不与民同也。传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国四十里，次国三十里，小国二十里。文王之国，百里之国，或者以谓有七十之里为苑囿，是如之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国是其始封之时制也，七十里之囿乃文王作西伯之时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岂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与？彼有子虚者以谓楚地方千里，而囿居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为游畋之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与？注云“文王在岐山之时，虽为西伯，土地尚狭，而囿以大”者。正义曰：案郑玄《诗谱》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坟之诸侯。是文王继父之业为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为西伯焉。《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时宜七十里之囿而民犹以为小也。注“郊关，齐四境之郊皆有关”者。正义曰：《周官·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载师》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云“四境郊皆有关”者，盖四郊之门也。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问与邻国交接之道。）孟子对曰：“有。（欲为王陈古圣王之比也。）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汤先助之祀。《诗》云：“昆夷兑矣，惟其啄矣。”谓文王也。是则圣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獯鬻，北狄疆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避獯鬻。越王勾践退於会稽，身自臣事吴王夫差。是则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国也。）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圣人乐行天道，如天无不盖也，故保天下，汤、文是也。智者量时畏天，故保其国，大王、勾践是也。《诗·周颂·我将》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时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谓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圣贤之所履也。）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疾视，恶视也。抚剑目曰：人安敢当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当一人之敌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诗·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师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笃周家之福，以扬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愿王慕其大勇，无论匹夫之小勇。）《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书》，《尚书》逸篇也。言天生下民，为作君，为作师，以助天光宠之也。四方善恶皆在己，所谓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横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横行不顺天道者，故伐纣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则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则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为欲小勇而自谓有疾也。）
[疏]自“齐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义曰：此章言圣人乐天，贤者知时，仁必有勇，勇以讨乱，而不为暴，则百姓安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者，是宣王问孟子，以交接邻国其有道乎？“孟子对曰有”者，孟子欲陈古之圣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时保之”者，是皆孟子陈古之圣王而比之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其小，是故葛国之伯不祭祀，而汤且遗之牛羊而助之，是汤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愠，是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国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避狄，始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而不免，是大王事獯鬻也。勾践退会稽，身自官事吴王夫差，是勾践事吴也。勾践，越王也。以大奉事其小，是乐行天道，如天无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时畏天者也。故乐天者如汤、文，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大王、勾践，遂能安其国。故《诗》之《周颂·我将》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盖言成王能钦畏上天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证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谓孟子之言大，不合己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也今请之无好其小勇也，夫按剑目，疾视而号於众，曰彼安敢当敌我哉，此则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敌於一人者也。故曰王请大之也。“《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者，此《诗·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盖欲言文王之勇而陈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诗》盖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师旅，以止往伐莒，以笃厚周家之福，以扬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谓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书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书》云者，盖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陈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师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宠安四方，有善有恶皆在我，天下安有敢违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纣而言之也，言纣一人纵横逆行其道而不顺其天，故武王心愧耻之，於是伐纣也。凡此是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则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葛伯不祀”至“小者也”。正义曰：《书》云：“葛伯不祀，汤始征之。”孔安国云：“葛，国也。伯，爵也。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人遗之牛羊，又不祀，汤又使入往为之耕。”是其助之也。“《诗》云：混夷兑矣，惟其喙矣。谓文王也”者，盖引《大雅·绵》之篇文也。笺云：“混夷，夷狄国也。见文王之使者将士众过己国，则惶怖惊走，奔突入柞或之中而逃，甚困剧也。”又云：“兑，突也。喙，困也。”赵注引此而证以解作文王事混夷，大与《诗》注不合。又云：“大王避狄，文王伐混夷，成道兴国，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尝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混夷者，混夷，西戎之国也，《诗》之《采薇》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混夷，西戎也”是也。今据《诗》之笺云乃曰伐昆夷，与孟子不合者，盖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时，乃服事殷之时也。赵注引“混夷兑矣，惟其喙矣”，盖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国也”。正义曰：案《匈奴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犭佥狁、獯戎居于北边。夏道衰，公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馀岁，戎狄攻大王父，父走于岐山。後至六国，遂为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践退会稽，而身自官事吴王夫差”者，案《史记·世家》云：“吴王阖庐十五年伐越，至吴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败之。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於会稽，请委国为臣妾。”是也。贾逵曰：“会稽，山名也。”注“《周颂·我将》之篇”至“太平之道”。正义曰：笺云：于时，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注“疾视”至“敌也”。正义曰：庄书云：“蓬头突鬓，目而语，此庶人之勇，无异於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是与此同意。注“《大雅》”至“小勇”。正义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鲁隐公二年书“莒子盟于密”，则莒者，密之近地。《诗》言“密之众”，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注“《尚书》逸篇”。正义曰：案《周书·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国云：“宠绥四方，言当能助宠安天下。越，远也。言已志欲为民除恶，是与否不敢远其志。”赵注乃以“其助上帝宠之”而断其句，以“四方”为下文，则其意俱通，故二解皆录焉。注“衡横也”至“伐纣也”。正义曰：《周书·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是也。释文云：“衡，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