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走的是草根发展之路,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自如单纯而平等,赚钱致富,摆脱贫困。所以,温州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朴素的自然哲学意识。当外界还在为“姓社姓资”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信“民以食为天”的温州人想的是怎样能生存,怎样能富裕。因此,他们就在其他人争论、犹豫、折腾的时候,悄悄地开始创业了。而且,从最初的创业一直到今天,他们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不仅发展得很快,而且后劲十足。
温州人是否做某项生意,既不看领导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现实中需要不需要,现实中能不能做得通,能不能挣到钱。只要是现实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在别人看来,现实条件也约束了他们的发展;可温州人就是能另辟美径。比如: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有商场不卖农民的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所需要的产品;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曾经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但是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解决了规模小的问题。
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温州经济的成功有些“不合理论”。因为温州的企业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远远逊色于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但居然比同行有活力,效率高很多。这也是温州经济最神奇和神秘的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杨轶清用“匹配”这两个简单的字来解释。他认为,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见得就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温州人找到了最适合他们的发展道路。
温州的创业之路虽然“低级落后”,但却符合中国国情、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他们明白这个阶段什么样的形式最好,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最能适合自己的发展。
温州是一个先天资源和后天资源都比较贫乏的地方。所谓先天资源贫乏,是指温州一无煤,二无油,三无矿;所谓后天资源贫乏,指国家对温州的投资自建国以来一直很少。因此,温州人要发展经济,只能靠从“小打小闹”的小作坊起步。
温州企业小,百亿规模的企业很少。产品也“小”,生产的只是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之类的东西等,全部是一只手拿得走的东西。技术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在全球经济大环境和中国现实条件下,但就是有竞争力,谁也竞争不过温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