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总重新坐回了办公椅上，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并问方一杰抽不抽。方一杰说不抽，徐总自己用打火机点上了。方一杰饶有兴致地看着徐总，看烟盒是玉溪，这时他忽然想到，报社里几乎个个都是文人，免不了也都有抽烟的习惯，本部门的齐子、摄影部的刚子、东天都是烟不离身的老烟枪，自己偶尔会抽上一颗。但此时对面坐的是报社的总编辑，自己不便造次。
一口烟在徐总的胸腔内酝酿了一下，随后从他的口中化成一股青色的气流涌了出来。此时，徐总对他说道。
“小方啊，这两天接连写了大稿呀，我都看到了。”一边说着，徐总一边手拿报纸看了一下，随后又放下了，接着说：“写得不错，你自己什么感觉？”
方一杰微微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搓着双手回答到：“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总编室的几位编辑老师还有我们部门的陈主任指点得很得当，这两天我获益匪浅。”方一杰很谦虚。
徐总微微点头，说道，“这起事件很有必要继续跟踪下去，你认为呢？”
“我认为报社对这类弱势群体的关注，非常有必要，而且我昨天也一直在联系相关部门，希望能找到相关单位对这二十多位民工负责并解决他们的问题。”方一杰说得并不假，而且口气非常自信。
“你联系了哪些部门？”徐总问。
于是方一杰把前一日的采访情况简要向徐总介绍了一下，提到了他联系过市管委、市交通委、市路政局、市工联公司……
徐总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当听到方一杰的采访遇到困难时，徐总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摁熄了，语调平静地对他说。
“这些困难都是你在采访中会经常遇到的。”随后，徐总的话锋一转，语调变得有些激动，“昨天下午，全总的陈副主席打电话来了，跟我聊了聊你写的这个报道。”
方一杰略显吃惊，似乎还不明白状况，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徐总看他有些不明白，于是解释到：“‘全总’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你的报道他们很重视，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今天应该会有结果。”
末了徐总又说，“所以你的采访还要继续，根据我的经验，今天还有一个整版会留给你。”
方一杰欣喜若狂，这就是说，他连续两天的报道收到了舆论监督的效果，现在全国总工会也介入了此事的调查，也就是说，事情很可能会峰回路转，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告辞时，徐总鼓励方一杰继续深入社会，多做民生类新闻、少做恶性事件的报道，方一杰虽然对徐总的话还有些不太明白，但还是对徐总的谆谆教导连连致谢。
出总编辑室后，方一杰马上开始准备继续昨日的采访。他想到前一日致电市公联公司时，对方称三环路天桥工程确实是由他们负责，但具体负责部门不确定，于是，方一杰决定登门拜访，到公联公司驻地详细了解情况。
趁着上午，方一杰赶到了市公联公司所在的大院内，直奔宣传部，在这里总算是找到了负责人，此人姓赵，似乎他已经预料到会有记者到访，也似乎是对这类采访事务习以为常，他为方一杰倒上一杯茶水后双方落座，这名宣传部的赵部长告诉方一杰，他们单位领导看到《娱乐报》对27名民工在天桥下露宿的报道后十分重视，上午就派出了工作人员赶赴下属养护公司去调查，以便解决民工露宿的问题。
赵说，他们派出工作人员后不久，全国总工会及市总工会的有关工作人员也赶到了他们单位去调查情况。之后，他们便安排公联公司工会带领全总及市总的工作人员赶到养护公司。
与他结束采访后，方一杰出门又将电话打到了全总，确认了全总的调查行为属实。
下午，当方一杰准备前往三环路六里桥下时，公联公司赵部长打电话到方一杰的手机上，他说，通过他们单位相关人员调查，已经查明三环路过街天桥的养护工程是由养护公司A转包给另一家公司B具体实施，而这家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了另一家公司C，最后承接工程的公司C将具体事务承包给工头D，D再将具体活给了包工头姚某，工人的工钱便应该由姚某来给。而这个姚某便是骂方一杰“莫名其妙”并挂掉他电话的人。
方一杰从全总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已经责令相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具体的操作细节也将公布详细的公文。
……
这样，当方一杰再次来到三环路六里桥下时，当斜阳开始西沉的时候，他看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
二十多名工人正排成一队，眼中充满了兴奋与喜悦，几个排在队伍后面的小伙子还时不时地踮起脚尖，晃着身子朝队伍前面看去。
队伍正前方，两个人正在一遍遍地点着一叠有红有绿的钞票，随后逐个发给了这些吃了一个月馒头的小伙子们，拿到钱的人开始签字、钱至少要数两遍……
二十多人拿到了一万五千多元的血汗钱，随后他们的工棚将被拆掉。
在他们拿回自己简单的行李后、在搬出他们居住了一个多月的“家”之后，两名穿西装、领导模样的男子开始指挥人动手拆工棚。
拿到工钱的工人们也过来帮忙，一起拆除这个此前他们简易的“家”，此刻，包工头已经为他们结清了工钱，他们没有再继续留下的理由，可是，今晚他们又该住在哪里？
方一杰在现场没有看到工人里的大学生小马，忙问旁边一位年纪较大的工友。
“昨天晚上就走了，说是回家了，哎……再多等一天就好了！就能拿到工钱了。”工友不断惋惜。
“他的新衣服买了吗？”方一杰问。
“没钱当然没买到衣服了，哎……再多等一天就好了！”
……
方一杰当天撰写的稿件可谓结局完美，除了提前回家的大学生小马外，其余26名民工全都拿到了工钱。但是方一杰同时也感到一丝无奈，中国的弱势群体太过庞大，他能帮忙解决的问题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三天来的忙碌中，他也真正体会到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公器，的确能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但同时，媒体的声音作为一种空中楼阁，有时又会非常无力，它不是国家机关，它没有执法能力，它缺乏生产能力，它有的，只是一种记录的功能，似乎，这也就是媒体人之所以叫做“记者”的原因。
第二天，方一杰的稿子又发了一个整版，因为总编辑跟他事先说过，所以这不过是他意料之内的事情，“民工事件”也由此告一段落。由此，方一杰也成了本市都市报领域的红人，跟徐总说的话一样，是“金牌记者”。
几天以后，方一杰作为“金牌记者”参加了市公安局的特别年会，特别年会邀请市内各主要新闻单位的媒体记者及主要领导参加。由此，方一杰开始接触警方内部一场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