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经过由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进行叙述。
（神圣罗马帝国伯爵；荣获骑士大十字铜勋章；美索不达米亚秘书会终身会长；欧洲各国音乐学会、医学学会、哲学学会、慈善团体等名誉会员）
伯爵的叙述。
1850年夏，我在海外接受了一项性质很微妙的政治任务，从而来到英国。组织上任命我指挥几位与我有半官方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吕贝尔先生和夫人。我定居伦敦郊区，在准备进行活动之前，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好奇的人看到这里，也许要我说明那些活动的性质，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然而由于外交上保密的需要，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对此我感到十分很抱歉。
经过安排，我准备到我已故的朋友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高贵的府邸里度过上述所说的最初一段休息时间。他和他的太太从大陆上归国。我和我的太太从大陆上到来。在英国这片国土上，家室之乐的气氛最为浓厚，我们这样成双结对地来到此地，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候，由于两人在经济上同病相怜，珀西瓦尔和我的友情就加深了。我们俩都需要钱，瞧这东西是多么迫切需要啊！瞧这东西是多么普遍缺乏啊！在文明世界中，有不同情我们的人吗？那人一定是麻木不仁的！要不就一定是非常富有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详谈那些无聊的有关细节。我一想到它们，就感到厌烦。不怕大家藐视，我不妨以古罗马人那种恬淡的风度公开承认：当时我和珀西瓦尔都已一贫如洗。现在，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一笔带过就算了，以后不必再重提它啦。
我们到了府邸，受到一位绝代尤物的欢迎，在气氛比较冷漠的社会中，她被称为“哈尔科姆小姐”，但我心底里只记得她叫“玛丽安”。
天哪！无法想象，我竟然会那样快地拜倒在这位女性脚下。虽然已经六十岁，但我却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那样热烈地爱上了她。我把全部的感情像金币般为她倾倒。而我的妻子（我那可怜的天使），这位一向崇拜我的妻子，则只从我手中得到几枚先令和便士而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啊？（我在问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傀儡戏舞台上的一些木偶罢了。哦，万能的命运主宰，请轻轻牵动我们吧！请大发慈悲，让我们在可怜的小舞台上跳完这场舞吧！
我以上所说的话如果能被正确地理解，就可以说明一整套哲理。那也就是我的哲理。
现在，我继续写下去吧。
有关我们刚住进黑水园府邸时的情形，玛丽安（请原谅我忘情，用教名亲切地称呼这位高贵的小姐）已在她笔下做了无比精确的描写，而且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虽然我这只笔乐于效力，由于我已经详细知道了这位小姐的日记（我偷看了它，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印象），而她记事时一般又是那样纤细靡遗，所以有些事情，我大可不必再去重复它们了。
谈到我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事情（多么叫人焦虑和关心的事情），那必须从玛丽安不幸患病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时候我们的处境都十分窘迫。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珀西瓦尔需要一笔巨款（至于我也需要一小笔款，这里就不必去提它了），唯一可以指望解他燃眉之急的，是他妻子的财产，然而，在她去世之前，那财产一文钱也不是属于他的。这情形已经够糟的了，但还有比这更糟的。我那不幸的朋友，正为了一些私事烦恼，但我和他的纯洁的友谊需要我在这方面保持应有的分寸，所以我不便打听那些事情。因为那样会显得过分好奇。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和格莱德夫人互通消息，其结果可能会泄露一个秘密，而那样就必然会毁了珀西瓦尔。他曾经亲口对我说，除非能够寻获安妮·凯瑟里克，除非能够封住他妻子的嘴，否则他就要完蛋。如果他一完蛋，那么我们筹款的问题又会怎样呢？尽管我生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一想到这一点，真的不禁发抖了！
这时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寻找安妮·凯瑟里克一事上。我们的筹款问题虽然重要，但尚可推迟，而寻获这女人的事则刻不容缓。我只是从珀西尔瓦形容的话中知道，这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他之所以谈到这件奇怪的事，只是为了寻找这女人时，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辨认出她。然而，后来我又听说，安妮·凯瑟里克曾经从一所疯人院里逃走，于是我头脑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而最后则是实现了那件惊人的事情。我的设想是：要把两个身份不同的人完全调一个位置。格莱德夫人和安妮·凯瑟里克将彼此调换，她们的姓名、地位和命运都将彼此调换，而经过调包所取得的那项巨大成功，不但为珀西瓦尔爵士赢得三万镑，而且为他永远保守了那个秘密。
重新考虑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已凭直觉预料到（我的直觉难得会预料错了事情），我们那位神出鬼没的安妮，迟早会再来到黑水园湖边的船库。于是我就去那里守候着，事先告诉女管家迈克尔森太太，说我要在那幽静的地方用功看书，有事可以到那里去找我。我做人的原则之一是：别让人家怀疑我缺乏应当表示的诚恳，别让自己的举动不必要地显得神秘。迈克尔森太太始终相信我。这个像是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妇女（一位英国国教教会牧师的遗孀），处处流露出虔诚的神情。一个已届成熟年龄的妇女，会这样无限天真地相信别人，这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慷慨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
我在湖边守候，总算如愿以偿，虽然到那里去的她的监护人，不是安妮·凯瑟里克。这位监护人在信任别人时，也显得无限天真，而我呢，和在上述的例子一样，也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我让她自己谈（她自己也急于要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绍我去见那个她悉心爱护的人。我首次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时候，她正睡着。这个不幸的女人和格莱德夫人长得那样相像，我见了不禁为之震惊。在这之前，我对那项伟大计划只有一个一般的概念，但一看见那个睡熟了的人的脸，就细致地想到了种种巧妙的安排。同时，我为人心肠最软，眼看到病人痛苦的情景，伤心地流下了泪。我立即设法减轻她的病痛。换句话说，为了让安妮·凯瑟里恢复体力，可以动身去伦敦，我为她克准备了需要的兴奋剂。
在这方面，我还不得不提出了一些异议，这样才避免铸成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
我年轻时曾经刻苦钻研医学和化学，尤其是化学，因为有关这门科学的知识能赋予人无穷的威力，所以它永远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我一向强调，化学家可以随意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续写下文之前，我要将这一点加以阐明。
人们常说，精神主宰世界。那么，主宰精神的又是什么呢？是肉体。而肉体（这里，请密切注意我的论点）则完全受制于一切主宰者中最有威力的化学家。只要让我福斯科运用化学，那么，当莎士比亚想出了《哈姆雷特》的题材，坐下来准备写他的作品时，我只要在他的日常饮食里撒上几粒药粉，就能影响他的肉体，削弱他的精神，直到后来他那只笔只能够糟蹋纸张，写出来的都是最恶劣无聊的废话。谈到这一类的情况，我又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牛顿。我敢担保，他看见苹果落下的时候，将不会发现吸引力的原理，而是吞吃了那苹果。尼禄[尼禄（公元37年—公元68年）古罗马皇帝（公元54年—公元68年），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译者注）刚吃完一顿饭，还没来得及消化，已经变成一个最温顺的人；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王（公元前336—前323），以勇武善战著称，曾征服希腊、波斯、埃及，以及西北印度，建大帝国——译者注]清晨喝了几杯酒，可就在当天下午，他看见了敌人就会抱头鼠窜。说真的，我们的社会很侥幸，因为，由于不可思议的好运道，现代的化学家都是一些好好先生。他们多数是受人尊敬的父亲，做了家长，开了店铺；少数是哲学家，他们在赞扬他们讲课的一片喝彩声中被冲昏了头脑；有的是空想家，他们把光阴浪费在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上；也有的是江湖医生，他们胸无大志，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就这样，我们的社会避免了一场浩劫，而那具有无限威力的化学则始终局限于一些无足轻重、肤浅无聊的问题上。
为什么我要这样慷慨陈词呢？为什么我要这样表示愤慨呢？
因为，我的动机被一些人误解了；因为，我的行为被一些人歪曲了。有人认为，既然我会对安妮·凯瑟里克运用我渊博的化学知识，我就会同样对高贵的玛丽安运用这方面的知识。瞧这种想法有多么邪恶！从下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我是一心想要保全安妮·凯瑟里克的性命。至于玛丽安，我只急于要把她从那个冒牌医生，那个为她治病的笨蛋的手中救出来（那家伙后来从一位伦敦来的医生口中证实，我所提出的忠告全部是正确的）。我只有两次求助于化学知识，而那两次对接受试验的人都是毫无伤害的。第一次，我先跟踪玛丽安到黑水园村那家客栈（当时我躲在一辆运货大车后边，一边不让她看见，一边却在欣赏她那优美可爱的走路姿势），然后，我劳烦我的高贵的夫人，由她去抄录了一封信，并截下了另一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我那敬爱的敌人交给一个被辞退了的女仆的。当时的情形是，那些信都藏在女仆的怀里，所以，福斯科夫人为了拆开它们，看后执行她的任务，然后把信封好归还原处，她就只好求助于我藏在那半两重的瓶子里的科学的力量了。第二次是在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以后，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有关这件事，我以下就要谈到）。除此以外，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不曾求助于我这门精湛的技术。不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和复杂，只需凭着天赋的才能，我照样能对付敌人，控制局势。可以说，我在这方面赋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这里承认我不曾利用化学家的技术，正说明我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烦人的天赋才能。
应当说，我这样发一发脾气是好的，这一来我就感到非常舒畅了。好，言归正传！让我继续往下谈吧。
我向克莱门特太太（也许是克莱门茨太太吧，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出主意，说为了防止珀西瓦尔爵士找到安妮，最好是把她送到伦敦去，对方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约定了一个日期和这两个上路的人在火车站碰面，亲自送她们上了车，然后才回到府邸去应付一些急待解决的难题。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只能由忠心耿耿的我太太协助办理。我已经和克莱门茨太太说好，为了安妮，她应当把伦敦的住址通知格莱德夫人。但是这样安排还不够妥当。也许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我不在的时候，使克莱门茨太太单纯的信心发生动摇，她可能根本就不去写那封信。我能找谁和她同车去伦敦，在暗中探明她的住所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我立刻想起了我的贤内助——福斯科夫人。
一经决定托我太太去伦敦，我就做了种种安排，要使她这一次出去能完成双重任务。我当时还需要一位看护来照看病中的玛丽安，这看护不但要对病人，同时还要对我负责。很幸运，当时恰巧有一位非常可靠能干的妇女，可以听我吩咐。我指的就是那位可敬的护士长吕贝尔夫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太太送到她伦敦的住所。
到了约定的那天，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凯瑟里克跟我在车站上会面。我很礼貌地送走了她们俩。同时我很礼貌地送走了乘同一班车去的福斯科夫人。我太太一丝不苟地办好了我嘱咐她做的事，那天很晚的时候回到了黑水园。她由吕贝尔夫人陪伴着，并给我带回来克莱门茨太太在伦敦的住址。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项预防措施是多余的。克莱门茨太太准时把她的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为了预防将来的需要，我保留了那封信。
同一天里，我和那医生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从神圣的人道主义出发，抗议他对玛丽安采用的疗法。和所有愚鲁无知的人一样，他的态度很是傲慢。当时我不去和他争吵，也不发怒，我要把这场争吵推迟到有必要和能起作用的时候。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离开黑水园，亲自出门走一趟。为了即将发生的事，我需要在伦敦租一幢房子。由于涉及到别人的家务琐事，我还需要去和弗里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打一次交道。我在圣约翰林区找到了需要的房子。我在坎伯兰利默里奇村找到了费尔利先生。
由于我早已在暗中摸清了玛丽安的信件的内容，所以我清楚地知道，为了要平息格莱德夫人夫妻间的纠纷，玛丽安曾经写信给费尔利先生，打算陪格莱德夫人去坎伯兰她叔父家里。当时我就很有见地，我让这封信送到了它的目的地，并且认为这一做法不会有什么害处，说不定还会带来好处。现在我就要亲自去会见费尔利先生，尽力促成玛丽安的提议，同时，由于玛丽安患病，必须给这提议做一些修改，而这样我的计划就更容易实现了。我必须使格莱德夫人在她叔父的邀请下单独离开黑水园，还必须使她叔父特地嘱咐她旅途中要在她姑母家里（我圣约翰林区的住宅里）歇一夜。我去拜访费尔利先生，就是为了要办妥这一切，要取得一封邀请函，可以拿去给格莱德夫人看。其他的事这里就不必多谈了。需要交代的是：这位绅士不但身体差劲，头脑也不灵活，我把我的脾气全部发泄在他身上。我来到，我看见，我战胜了费尔利先生。[仿效古罗马独裁者凯撒战胜法纳塞斯时所作的豪语——译者注]我回到黑水园府邸（带着这封邀请函），发现医生对玛丽安采用的愚笨的疗法已经造成惊人的恶果：高烧已经转为伤寒。我回来的那一天，格莱德夫人要强行进入病房服侍她姐姐。我毫不同情这位夫人，因为她犯了一件无法容忍的过失，她曾经管我叫间谍，严重地伤害了我的感情。她不但妨害着我，而且妨害着珀西瓦尔。尽管如此，我还是宽宏大量的，我总不能故意让她受到传染的危险。然而，我也不去阻止她甘冒危险。当时如果她真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那样不惜耐心、费时进行的复杂工作也许早已一蹴而就。后来，医生出面干涉，她没能进入病房。
我早就主张去伦敦请医生。现在他们照我的意思办了。医生来到后，证实了我的诊断是正确的：病情严重。但是，在疾病转为伤寒的第五天，我们又对这位可爱的病人有了希望。在这期间，我只离开黑水园一次——那一次，我乘早车去伦敦，为我圣约翰林区的房子做了最后安排，并暗中探明克莱门茨太太确实没迁移，然后和吕贝尔夫人的丈夫初步解决了一两件小事，当晚我就回来了。
又过了五天，伦敦医生说我们关心的玛丽安已安全脱险，此后只需当心护理就行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时机。既然病人无须医生治疗，我就迈出了第一步棋——斥责医生无能。因为当时他是亲眼目睹我的行动的许多人之一，所以必须除掉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由于我事先关照，珀西瓦尔拒绝干预这件事），我达到了目的。我向这个可怜虫大发雷霆，他无法招架，最终被赶出府邸。
下一步需要清除的障碍是那些仆人。我又吩咐了珀西瓦尔（他那见义勇为的精神，有待我经常加以激发），于是，有一天，迈克尔森太太听主人说要解雇所有的仆人，不禁大为震惊。我们遣散了府邸中所有的仆役，只留下一个女仆打杂，这女仆很愚笨，我们尽可放心，她不会发觉我们的秘密。仆人都走了以后，我们只需要支开迈克尔森太太就行了，这件事做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差这位善良的女人去海滨为她女主人找一个住所。
当时的情况，完全在我的计划之中。格莱德夫人由于过分紧张，在房里卧病，那个愚蠢的女仆（我忘了她叫什么）夜里也被关在屋子里侍候女主人。玛丽安虽然恢复得很快，但还不能起床，由吕贝尔夫人照护着。除了我妻子、我和珀西瓦尔外，府邸里再没其他人了。在这样各方面都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我就要应付下一件紧急的事，走出我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棋的目的是要说服格莱德夫人，要她同意不不在她姐姐陪伴下，单独离开黑水园。除非我们能使她相信玛丽安已经先动身去坎伯兰，否则我们就没法叫她自愿离开府邸。为了使她回心转意，我们就把我们关心的病人藏到黑水园府邸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在一个死寂沉沉的黑夜里，福斯科夫人、吕贝尔夫人和我（珀西瓦尔不可靠，他不够冷静），共同完成了这件隐藏的工作。当时的情景极度紧张，十分生动而又神秘。按照我的吩咐，那天清晨就用木头做好了搬运床铺的牢固的活动架子。我们不必惊动病人，只需在床头和床脚轻轻抬起床架，就可以把她和床铺一起移到我们选定的地方。这一次并不需要用什么化学药品。我们可爱的玛丽安病后虚弱，睡得很酣。事先我们已经打开房门，点好蜡烛。我仗着力气大，抬床头一面的架子，我妻子和吕贝尔夫人抬床脚另一面的架子。我抬着这珍贵无比的床架，既显出慈父的关切，又怀有男子汉的柔情。哪里去找一位现代的伦勃朗，来描绘我们的夜间行列呢？我不禁为艺术惋惜！为这最精彩的画题惋惜！你找不到一位现代的伦勃朗啊。
第二天早晨，我和我妻子动身去伦敦，我们请吕贝尔夫人照看被隔离在空屋子里的玛丽安，她慷慨应允，情愿和她的病人一起被关闭两三天。我动身之前，已把费尔利先生表示愿意接他侄女回去、并嘱咐她去坎伯兰途中在她姑母家里过夜的那封信交给了珀西瓦尔，教他接到我的通知后如何把信给格莱德夫人看。我还从珀西瓦尔那儿获悉安妮·凯里里克从前住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并取得一封给院长的信，说明以前逃走的病人现在又要来就医。
我上次去伦敦时，已经做好安排，等我们早车到达伦敦，临时雇用的仆役必须将一切准备就绪。由于事先采取了这一很周到的措施，所以我们当天就能走出那第三步棋：我们手到擒拿安妮·凯瑟里克。
谈到这里，日期是很重要的。我这人不但感情十分丰富，而且办事条理分明。我能把所有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
那是1850年7月24日，星期三，我先派我妻子乘一辆马车，去向克莱门茨太太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封冒充格莱德夫人在伦敦写的信就行了。克莱门茨太太被马车带走，我妻子途中借口要在一家店里买点儿东西，把她留在车上，然后躲开了她，回到我在圣约翰林区的寓所，准备接待她所期待的来客。不用说，我们早就在仆人面前把这位来客说成是“格莱德夫人”。
同时，我已乘上另一辆马车跟了去，随身带着一封给安妮·凯瑟里克的信，说格莱德夫人要克莱门茨太太在那儿逗留一天，叫安妮由从前在汉普郡帮助她逃避了珀西瓦尔爵士、现在在门口候着的这位好绅士陪着一同去那里。这位好绅士差了马路上一个小孩送进去这封信，而自己则把车停在前面一家门口等候回音。安妮走出来，随手关上门，这位好人已经敞开车门接她，她刚一上车，车就走了。
（这里请原谅我插一句：瞧这件事多么有趣！）
在去林苑路的途中，我的同车人并没显出害怕。而我呢，一向能随意装得比谁都和善，这一次当然扮得完全像个慈父了。瞧，我有种种理由赢得她的信任！我配的药她服后见了效；我就珀西瓦尔爵士对她构成的危险向她发出了警告。也许，我在这方面一味太自信了吧；也许，我过分低估了低能者下意识的敏感性了吧。无论如何，我肯定是疏忽了这一点：她走进我的屋子时会感到意外，但我并没为她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一领着她走进客厅，她看见那儿只有陌生的福斯科夫人，就显得极度紧张。即使她能像狗嗅出不曾看见的生物那样在空气中察觉出危险，也不会比当时更加突然地无缘无故显出惊恐。我宽慰她，可是没有用。她那恐惧我也许还能设法消除，但她那严重的心脏病却是任何灵丹妙药也无法治疗的。令我万分惊恐的是，她突然开始抽搐，按她那体质，这种全身的不良反应可以使她随时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去请了附近的一位医生，说“格莱德夫人”需要他去抢救。我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这位医生医术很高。我告诉他：我这个客人智力很差，并且容易陷入幻想，接着我就做了安排，只让我妻子一个人在病房里守护着她。其实，这个倒霉的女人已经病得很厉害，我根本不必担心她会泄露什么秘密。我唯一感到恐惧的是：假格莱德夫人可能死在真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之前。
那天早晨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吕贝尔夫人，叫她26日星期五晚上到她丈夫寓所里去找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珀西瓦尔，叫他给妻子看她叔父接她回去的信，就说玛丽安已经先走了，要她也在26日那天乘中午火车去伦敦。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病情，我认为有必要加快办理这件事，应当让格莱德夫人在比我原定计划更早的时候交给我来摆布。在那种变化多端的可怕的情况下，叫我还能做出其他什么安排呢？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候机会，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了。当时听到人家称呼“格莱德夫人”时，我仍能勉强稳定住自己，只是在几声哀叹中偶尔流露了情感。然而，在那个值得记念的日子里，在其他方面，福斯科已经一反常态，黯然失色了。
安妮·凯瑟里克夜里睡得很不好，醒来时很疲乏，但那天晚些时候她又有了起色。我的精神本来容易恢复，这时也跟着振作起来。直到第二天26日早晨，我才收到珀西瓦尔和吕贝尔夫人的回信。我预料，除非是发生了意外，否则他们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吩咐行事的，所以我就去定了一辆马车，准备到火车站接格莱德夫人，马车应于26日下午两点钟停在我家门口。我看见所定的马车已登记好了，就去和吕贝尔先生安排了一些事情。为了开一张所需要的疯病人证明书，我还另托了两个人帮忙。其中一个是我的熟人，另一个是吕贝尔先生的相识。这两位都很有气魄，对生活不拘小节；两个人当时都在为债务伤脑筋；两个人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
我办完了这些事回去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种。我回到家里，安妮·凯瑟里克已经死了。她死在25日，可格莱德夫人要到26日才能抵达伦敦！
我慌了。想象一下吧，福斯科也慌了！
这时，我们要找退路已为时太晚。医生为了给我省麻烦，自己不怕费事，还没等我回到家就已经亲自去报了死亡的日期。此前我的伟大计划一直是无懈可击的，但现在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25日发生的这件命运注定的事。我要勇敢地面对未来。珀西瓦尔和我的利益危如累卵，我们更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这盘棋走到底。我竭力恢复了无比的镇静，重新入局应战。
26日清晨，珀西瓦尔的信到了，说他妻子将乘中午火车抵达；吕贝尔夫人的信也到了，说她将在当晚随后抵达。于是，我乘马车出发，丢下了放在我家里的假格莱德夫人的尸体，到火车站接三点钟抵达的真格莱德夫人。我把安妮·凯瑟里克来我家时所穿的衣服都带在身边，藏在马车里座位底下，准备用它们来化装，使那个已死的人复活，一变而成为这个活生生的。多么精彩的情节啊！我要把它作为崭新的题材，献给法国那些已经才思枯竭的剧作者；我要把它提供给英国新一代的小说家。
格莱德夫人到了火车站。我们给她提取行李的时候站上的人又多又乱，我唯恐这件事耽误更多时间（万一她的一个朋友恰巧也在那儿呢）。我们的马车一驶动，她首先问我她姐姐的情况。我胡诌了几句最能安慰她的话，保证她这就上我家去看她姐姐。这次吕贝尔先生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的房子变成了我的寓所，他在门厅里迎接我们。
我把我的客人请到楼上后房里，两位行医的先生正在楼下等着看病人，准备为我出证明书。为了安慰格莱德夫人，我不得不说了几句有关她姐姐的话，然后分别向她介绍了我的朋友。他们心中有数，简单而又认真地履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办理的手续。一等他们离开，我就重新走进屋子。为了早点儿结束这件事，我立刻向她危言耸听地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健康情况。
结果不出我的预料。格莱德夫人吓得昏了过去。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求助于科学方法。一杯下了药的开水和一瓶掺了药的嗅盐，解除了她的恐慌和烦恼。黄昏晚些时候，由于增加了药剂，她进入美妙无比的佳境，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夜。吕贝尔夫人及时赶到，为格莱德夫人化装。夜里给她脱去自己的衣服，第二天早晨给她穿上安妮·凯瑟里克的，这一切都由老成持重的好吕贝尔夫人亲自动手，绝对符合规矩礼数。
我整天都让我们的病人保持半清醒状态，后来，由于我那医生朋友的巧妙协助，我比原来希望的更早获得了需要的许可证。那天晚上（27日晚上），吕贝尔夫人和我把复活了的“安妮·凯瑟里克”送到疯人院。院里人接待她时都感到惊讶，但并没犯疑，这都亏了那证明书和许可证，珀西瓦尔的信，容貌的相似，身上的装扮，以及病人当时精神错乱的状态。我立即回去，帮助福斯科夫人准备安葬假“格莱德夫人”，同时把真“格莱德夫人”的衣服和行李都保存好。后来，它们全部都由灵车运送到坎伯兰。我参加葬礼，身着重丧，表现了应有的庄肃。
以上这篇在不平凡的情况下写出的同样不平凡的故事到此结束。至于我和利默里奇庄园进行联系时如何采取详细的预防措施，我所定的计划如何获得辉煌的胜利，计划完成后又如何在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一切都已经皆为人知。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我先在感情上暴露了一个弱点，后来就不会在计划上留下一个漏洞。正是由于我不顾性命地爱护玛丽安，所以，她救走她妹妹时，我才会不采取自卫措施。我甘冒风险，相信格莱德夫人已绝对无法恢复她的身份。如果哈特赖特先生或玛丽安试图恢复她的身份，他们只会自己在社会上落得身败名裂，被认为是在进行卑鄙的诈骗；人们都不会相信他们，瞧不起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危及我的利益，或者暴露珀西瓦尔的秘密了。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这样盲目地碰机会；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珀西瓦尔由于粗暴和固执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却让格莱德夫人免于重进疯人院，并让哈特赖特先生再有机会从我手里逃脱。总而言之，在这种紧要关头，福斯科是很对不起他自己的。瞧我竟然会一反常态，犯下这样可悲的错误啊！要知道，使我铸成大错的是我的感情；要知道，支配我的感情的是玛丽安·哈尔科姆的形象。这是福斯科一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弱点！
我以六十岁的高龄写出这样一篇绝妙的文章，这样一份坦白书。青年们！我要你们对我表示同情。姑娘们！我要你们为我洒泪。
以下让我再交代几句，好让那些屏神凝息地阅读此文的读者们轻松一下。
我凭自己的洞察力感觉到：那些遇事定要追根究底的读者们，看到这里不免要提出三个问题。现在我就将它们列举出来，加以答复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福斯科夫人总是那样毫不犹豫，一心要实现我最大的理想，执行我最巧妙的计策？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提一提我本人的性格，同时再这样反问一句：在人类历史中，你几曾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没一个女人紧跟着他，情愿为他的一生牺牲自己的一切？再说，我记得我是在英国娶的妻子，我记得我如今是在英国写这篇文章——那么，我要请问：在这个国家里，有哪一个女人出嫁后可以不依从丈夫的主张而自行其是？没有！她必须毫无保留地服从、爱护、尊重他。而这一切正是我的妻子所做的。我这里所持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我要高傲地声明，她是在正确地执行妻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闭口吧，不许你们诽谤！做妻子的英国妇女，你们都应当同情福斯科夫人！
第二个问题：如果安妮·凯瑟里克不是像当时那样死了，我又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帮助精疲力竭的大自然出一点儿力，为她取得永恒的安息。我就要打开人生的牢狱之门，这个在肉体与精神方面都是不可救药的囚徒，幸运地获得解脱。
第三个问题：读者平心静气地分析了所有上述情况，难道会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绝不应当有这种想法！为了不背上恶名，我不是一直很小心地避免犯那些不必要的罪行吗？像我这样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我尽可以结束了格莱德夫人的性命。然而，我不顾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宁愿让自己的聪明机智、慎重小心、人道主义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我仅仅是剥夺了她的身份。请以我所具有的能力来评定我的为人吧。将二者加以比较，我显得多么天真啊！相反，在我实际所作所为中，我又显得多么仁义啊！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声明，我要写成一份非常精彩动人的证明文件。现在它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请欣赏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句吧！我最后把它们留给我永远离开了的这个国家。它们不愧出自我的手笔，它们可以纪念这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