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新中国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但在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地位、作用和实现途径，而且在实践上直接参与领导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各项建设。他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至今仍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步入新世纪发展历程和党的8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对刘少奇参与领导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作历史的回顾，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理论上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地位和内涵作了深刻、全面的阐述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进行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的方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进行工业化的主张。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在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如果说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和论述了在中国进行工业化的党中央领导人，那么，最早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理论上进行较为详尽论述的党中央领导人则当推刘少奇。在建国前后，他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如《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著作中，详尽地论述了在中国进行工业化的问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进行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必然性以及进行工业化的步骤和途径，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性的重要观点。
首先，他认为生产力落后特别是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力，是造成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和人民生活贫困的两个基本原因之一。由于“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90%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在运输业中，也绝大部分是人畜力和木船运输。和机器工业比较起来，它们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来供人民享受”。就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比世界先进国家贫穷和落后。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长期的经济剥削和黑暗统治阻碍了中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压制和毁坏了中国已经很低的社会生产力。
其次，他把进行工业化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第二步战略任务，是党在完成了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这第一件事情后，必须完成的第二件事情。刘少奇认为，为了使中国劳动人民摆脱贫穷、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以及各种民主改革，从而在城市和农村解放已有的生产力。第二件事情，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只有逐步做好这件事情，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发展近代化的生产事业及其他经济事业，才能使中国人民逐步的提高生活水平，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而如果不能做好这件事情，就决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段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刘少奇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实现工业化的根本目的。
最后，他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的任务完成之后，应该把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早在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8月，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全国解放以后，“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1949年10月5日，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只占总生产的1/10，现在中国的经济又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今天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人民经济，使中国工业化。”在以后他写的文章和讲话中又多次阐述过这一观点。
虽然此时刘少奇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但他实际上把实现工业化置于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在各项工作中都强调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总的奋斗目标和决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例如，1950年6月，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做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在论述土地改革工作的意义时指出，封建土地制度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业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果实”。并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贫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广大的国内市场，只有农业大大发展了，新中国的工业化才能实现。1953年6月，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祖国新的历史时期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我们祖国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要和党一起，站在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最前列。”同年7月，他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共产党，为了劳动人民，为了国家工业化，为了比较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总之，从建国前后刘少奇的著作和讲话来看，实现工业化在他看来无疑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这一重要思想为党的八大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做了思想理论上的铺垫。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动力，近现代欧美、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率先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造成中外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中国日益陷入落后挨打境地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中国人民贫困、屈辱的经济根源。正因为如此，进行工业化，把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国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和志士仁人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能否成功的进行工业化是决定新中国前途命运的带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的大问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领导能力的最大考验。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工业化问题上提出的上述理论观点表明，他对工业化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着十分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他把进行工业化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中加以论述，把实现工业化作为革命后党的主要奋斗目标和中心工作，这实际上提出了建国后党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并付出了沉痛代价，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确立的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上的思想。尽管，他的这些思想的表述还不是很明确，有些词句也还值得推敲，但早在建国前后，在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和进行工业化这一艰巨和紧迫的任务，迫切需要党的领导人在思想理论上加以阐述和指导的历史关头，刘少奇对工业化在理论上的这些阐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党中央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反映了他深厚的思想理论素养和把握党的工作大局的战略眼光。在建国之初党对领导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完整地提出这些理论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少奇不但对工业化在理论上作了论述，而且实际上也论及到了现代化的问题，尽管他还没有明确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首先，他力主在革命后进行工业化，这本身便是主张在中国搞现代化，因为如前所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动力，在中国搞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工业化。其次，尽管在建国初期刘少奇的著述中没有使用“现代化”的名词概念，但他使用了“近代化”这个名词概念，就其实质而言，“近代化”和“现代化”实际上是对同一事物和相同概念的不同表述，是由于西方现代化比中国的现代化早出近两个世纪而造成的“时间差”和年代的错位。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刘少奇主张实现的工业化并不局限于工业自身，也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样，他提出的许多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观点就更加接近“现代化”的发展概念。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是在工业化推进下的整体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但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现代化实际上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在刘少奇建国后的著述中，对工业化的论述已经超过了工业化本身，这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的“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的思想。
1951年2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才能加以组织和加以发展。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经济事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因此，他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从以上这段论述可以看到，刘少奇提出的民主化，并不仅限于政治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狭义范围，实际上包括了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含义，他提出了“国家的民主化”、“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等政治发展的概念，把新中国的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以及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考虑和论述，就使他对工业化的解释和论述已经突破了经济现代化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现代化的内容。早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对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关系形成如此明确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实际上仅限于经济、科技和国防领域，停留在“四个现代化”的范围，对政治发展，包括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使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走了弯路，反过来又严重影响和干扰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世界各国现代化特别是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是早期现代化的紧密相连的两大主题，更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刘少奇在建国初期十分强调工业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抓住了对新中国建设和现代化的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关键问题。当然，他所关注的有关新中国建设的问题和视野并不仅仅限于工业化和民主化，他建国初期的著述和讲话涉及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他对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论述表明，早在建国之初，刘少奇就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工业化、现代化思想和社会发展观，特别是他对新中国工业化作的全面和深刻的论述，对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他一生做出的突出理论贡献之一。
二、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实现途径提出了独到的构想
刘少奇不但在理论上对新中国的工业化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而且，还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建国后社会经济状况，对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提出了独到的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工业化的产业顺序上沿循农、轻、重的发展顺序，首先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工业化进程应采取的步骤是：“在恢复中国的经济并尽可能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之后，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基金。同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这对于改进人民的健康状况，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全体人民，也是非常需要的。而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和平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只要在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立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的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器化，并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7月5日，他在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建设步骤——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倚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从以上这两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之所以主张按农、轻、重的顺序进行工业化，主要是从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的，同时也出自团结人民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目的。
第二，在工业化资金的来源上主要靠国内人民的自我积累，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靠从国外获得。要在中国进行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当时国家十分贫穷落后的状况下，如何获得大量资金进行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是一个难题。刘少奇认为，新中国显然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中通常采取的那种剥削本国人民和对外掠夺的方式，而只能采取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办法，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省资金来进行工业化。人民的这种节约是通过国家的税收、国营工业、商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发行建设公债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靠每家每户直接节约进行的。同时，他认为，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这种靠人民内部积累的方式也是可行的。因为，“由于中国人民已经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避免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掠夺，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免除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又由于没收了官僚主义资本的企业使之成为国营企业，再加之劳动人民生产热忱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种节约制度的建立和降低成本等，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
第三，进行工业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可采取逐步的方式，先发展生产力和进行工业化，等有了一定工业和经济基础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
刘少奇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工业化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工业化模式进行对比，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不能采取并且是必须避免的。因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不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还要侵略其他国家以取得原料和市场，并引起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避免人民失业、饥饿和破产的痛苦，而且不需要侵略其他民族和国家，是新中国应该采取和必须采取的工业化道路。早在1949年8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上，他就曾指出，要搞工业化就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工业化后不搞社会主义就要成为帝国主义。建国后，他又多次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一定要工业化，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或者，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就只有这两条工业化的道路。除此之外，是没有第三条路的。有人说要走第三条路，这只是在欺骗人民。如果有人在‘诚意”地幻想第三条路，那也只是在“诚意’地自欺欺人，其结果是没有两样的。”
然而，刘少奇又主张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渐进的过程，理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而且在转变中不能影响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行。在建国前后一段时间，他实际上形成了先发展生产和进行工业化，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形成这一思路的主要依据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现状的分析，以及党中央当时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战略设想，建国前后，他提出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也正是出于这一战略考虑。
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写的《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他首先分析新中国面临的建设任务和经济现状，首先分析了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然后，分析了新中国国民经济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指出由这五种经济成分组成的国民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他认为虽然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经济，但是，过渡所需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通过深入分析，刘少奇认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使之逐步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收归国家经营，或者在国家监督之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要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段论述是我们所看到的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和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为完整、详尽的一段论述。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主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采取渐进方式，除了是充分考虑到新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现状之外，主要是考虑遵循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使国家积蓄足够的经济实力。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的工业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农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现农业集体化”。这也就是说先发展经济和进行工业化，等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
综上所述，在建国前后，通过对新中国经济和社会现状进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刘少奇对新中国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和独到的思路，这就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在稳定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按照农、轻、重的产业发展顺序和依靠国内人民自我积累的内向发展模式，逐步地推进工业化和发展国民经济，并逐步地发展和壮大国营经济和合作集体经济，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条途径可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途径。
应该指出，先进行经济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而是建国前后一段时间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早在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大会的讲话中也曾提出：“二十年后，我们的工业发生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建国以后，他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并在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了决议。同年3月，毛泽东在刘少奇送审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三年准备十年经济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上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可见，先进行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然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思想。然而，刘少奇从进行新中国工业化战略任务出发，对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详尽论述，形成上述“渐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则是刘少奇个人思考和探索的结果。
尽管1953年后，中共中央通过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大大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表，在工业化过程中突出发展重工业，同时大规模引进苏联的工业技术和资金，而没有按照刘少奇设想的“渐进工业化途径”的过渡方式，而刘少奇本人也没有坚持他最初的设想。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刘少奇提出的“渐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途径就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恰恰相反，建国后5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设道路总体上是正确的，选择这条道路在当时也有充分的理由和客观必然性。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缺憾。而且，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仅仅从改造的时间过急和方法过粗来评价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失误，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因此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样性，必然使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和宽松的经济政策，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恰恰是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多样性，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绝对化，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陷入僵化。在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入总结和反思的时候，回顾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途径的论述，他对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入具体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灵活政策，很耐人回味思考。尽管历史发展进程不可能重新开始，也不可能作过多的假设，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仍然可以使我们相信，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渐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途径仍不失为当时一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这一选择如果当时被采纳，有可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或者少走很多弯路。
三、在实践中对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做了重要贡献
建国前后，刘少奇不但在理论上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了论述，在宏观决策上对工业化的途径和方针作了深入探讨，而且还亲自参与领导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为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了大量具体和繁重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新中国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从而为新中国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是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必须从具体的工作做起。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刚解放的城市和地区迅速恢复经济和生产，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巩固新生政权，解决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直接关系到日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能否有一个好的开端和为即将进行的工业化奠定良好的基础。从当时北方已接收的城市来看，由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蓄意破坏、工商业者心存疑虑、以及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群众对工商业者在政策上“左”的倾向，造成了北方一些工业城市普遍存在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失业，城市经济停顿，群众生活困难的突出问题。尤其天津、唐山等重工业城市问题更加突出。1949年2月，天津的私人企业的开工率还不足30%，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没有着落。
天津存在的情况在新解放的城市带有普遍性，而且天津是北方的主要工业城市，解决天津的问题不但对北方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江南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接管也有重要影响。鉴于此，1949年4月，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派，到天津解决工业生产停滞的问题。在天津，刘少奇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以“着手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为总的工作方针，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与工人和工商业者谈话，向他们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在谈话中他说：中国的经济有90%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10%是进步的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这10%的工业才有了无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序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为了打消有些工商业者存在的“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他在谈话中说，“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以及类似的话。同时，针对当时一些干部和工人急于同资本家进行清算、斗争的“左”的倾向，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对于稳定和恢复天津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6、7月以后，全市工商业主要行业的生产已经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这对于带动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起了“满盘皆活”的作用。不仅如此，天津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南方及全国新解放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起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对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刘少奇建国前夕的天津之行是对他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实际检验，也是他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的实践活动。
第二，通过积极开展对苏联的外交工作，使新中国从苏联得到宝贵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从而使新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在较高的起点上顺利进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通过他1949年7月的秘密访苏，使中苏之间从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不仅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新中国即将进行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此，刘少奇当时就有充分的认识。1949年10月5日，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和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一百多年时间，但是苏联工业化就只需要二三十年。我们中国工业化，因为我们有了苏联对于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帮助，我们也可能在二十年之内达到。因此，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乃是特别值得重视与珍贵的事件。”
通过刘少奇在苏联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中苏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以后，通过双方高层领导人的进一步接触，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在50年代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立了良好的条件。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援下进行的，是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的过程。在“一五计划”期间重点建设的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都是新中国工业和经济建设所急需的，技术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这些工程项目构筑了新中国工业化的骨架。不仅如此，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苏联还派专家从工程的选址到产品的试制，向中国的技术人员传授技术。在新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苏联在工业设备和资金技术方面提供的支援和帮助起了重要作用，使中国能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封锁下，发挥“后发展效益”，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工业化。
第三，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艰辛的组织工作，使新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得以建立和运转，从而保证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建国前后刘少奇不但在理论上探讨了中国工业化的各种问题，而且还以他一贯坚持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深入了解国民经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每到一处都实地考察厂矿企业，以便了解工业和生产一线的情况，为规划和领导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提供第一手资料。1949年5月，在天津期间，他除了到工厂企业参观之外，还参观了复建中的新港，仔细询问设计和施工情况。在苏联访问期间，他参观了莫斯科的汽车制造厂、精密仪器厂、刀具量具厂等工厂企业，仔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和培训情况，以及企业的组织领导情况。他还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了解苏联政府进行经济计划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以便为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做准备。
通过对经济和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特别是通过天津之行，刘少奇感到，要领导和组织全国经济和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央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全国经济的组织。1946年6月，他在北平召开的各级党政机关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作的关于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立中央财政统帅部，这件事很急迫，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统一”。为此他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对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设置作了具体规划，并提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毛泽东对这一文件草案感到很满意，批示：“此件很好。”这样，以刘少奇提出的方案为基本依据，领导新中国财政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6月3日，刘少奇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会上做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使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使党中央领导全国经济的职能大为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通过大量艰苦的组织领导工作，使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有条不紊的进行，从而使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了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建立前后，刘少奇担负着党和国家繁重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时，他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又担任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和国家的工作头绪繁杂，刘少奇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重。在这期间，他参与了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从党的过渡时期基本路线制定，到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划和决策，从制订国家宪法，到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从国家的内政外交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对领导和组织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总之，在建国前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对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的建设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对新中国工业化在理论上的深刻论述，对新中国确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厚理论素养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这些理论观点更凸现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加以研究和反思。他在实际工作中，对新中国工业化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全方位的重大贡献也应深入加以研究，并应该在党史和国史论著中予以更加充分的反映，使刘少奇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做出的历史贡献，他们对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做出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和党和国家的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