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比拼的不是一两个梦想的实现，而是眼界和志向。获得一次成功不难，难的是运用长远的发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于优势位置上，在以宏伟志向为导向审时度势的过程中，寻找成大事的契机。对于心怀天地的人来说，每天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
眼界开阔求通变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许历几生几世也无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远，望见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选择就多，人生也会因此豁然开朗起来。
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对人有益，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封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有识之士都变得有心无力。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外患的险峻形势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变。
同治九年（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为的是中国今后自己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动“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得到了允许。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曾国藩对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他在写给幼童的监管官员陈兰彬的信中表达了“鼓舞”之情，还提了对学习的一些要求。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西方知识的精髓，学以致用，来日报国。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专”责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专研的态度，表达了他一心想让国家变强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三十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这一举措也体现了曾国藩当时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是被赐予的“官学生”或者“官生”出身，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落后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开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无知变为有知。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上国门，外面的世界依旧会发展变化。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这群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而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图强奋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论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选。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这种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意识。
婉拒命旨，以磨心智
与人沟通时，“硬”的建议可以有“软”的表达。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听者感受一片坦诚，使其最大限度理解你的拒绝，达到忠言不逆耳、闻过不动怒的良好效果。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对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大体有四种：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尽量减少直言诟病，任何时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转而低调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当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种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皇室的体面。
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的奏折。奏折的实际意图是想把借调给别人的军队调回自己的部署，但考虑到军权话题的敏感，怕给人以贪权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点陈述中只反复提及被借调部队的优点，句句都是指挥者的口吻，让皇帝自然意识到这两支部队原属于谁麾下。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国藩请政府将杨、李所部湘军水师拨还给自己。
清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水师拨还给了他。令曾国藩更为欣慰的是，由于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水陆师，使得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更加强大。
由此可见，在与上方的沟通中，曲线表达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获得好的效果。曾国藩就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如愿以偿。
清政府派遣曾国藩与胡林翼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清军取得了连续性胜利。曾国藩率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的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的青草塥，作为两路策应。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领军东援江南大营，曾国藩极不愿意。
曾国藩认为，根据战争经验必须以上游为立脚的根本，攻取安庆是尤为关键的一战，认为这一战关系到淮南地区的整个局势，也是以后收复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果现在离开安庆而去增援苏常就等于重蹈覆辙。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巩固好江楚三省防线，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因此，曾国藩看来，朝廷要求东援，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紧，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违抗，战略错误不能明知故犯，最终打败的话，朝廷还是会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的。因为与朝廷有不同意见，曾国藩不愿意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国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照顾到朝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虽然这是有点冒险的举措，但是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进攻浙江。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曾国藩认为忠者不必有超过别人的才智，竭尽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过别人的精神，竭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对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随着产生了；能苦劳筋骨，以对付大的困难，勤到了，真也就产生了。曾国藩认为，古代称得上“忠勤”的贤人不乏其人，自己是妄有虚名。如果能出去担负艰巨的任务，应当励行“忠勤”二字弥补自己的缺点与遗憾。“忠”应该积累在于年日，从不妄说开始；“勤”也应该年日积累，从不安逸开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朝臣，忠君思想是曾国藩约束自己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他不可能超越这一根本性的规范。但在遵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处世智慧。
由此联想如今，社会竞争的激烈堪比古代战争，每个人都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为立足于社会而努力，但又不能仅仅为了工作，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于领导布置的错误任务，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保全对方的面子，还让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和谐的氛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立人之前，读书明志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没有志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努力拼搏成就辉煌人生的。
俗语说：为人有志，前途有望。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志向也是人生希望的开始。
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
然而，志向并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还能因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并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实现它。
曾国藩曾很有感触地写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颓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话可知，曾国藩也认为没有志向生活就了然无趣，人也会因此而堕落。人要有成，需先立志。志向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规模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把御寒的衣物典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仍是如此自强自立。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做人更是不忘自强自立。在曾国藩的头脑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虐和自责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由“悔”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是没法与别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条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付出。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到头来是“竹篮打水”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反观现在，有志向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
分才而用，各用其能
世间之人无一例外皆是各有长短。能清晰地了解别人的长处和短处，才能达到各尽其能的效果。把每个人的资源优化组合，分才而用才能将多人的潜能发挥更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资源，只不过所有的资源都需要优化组合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有人的资源，更要有懂得用人之人。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智慧在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人才大约可分下列十种：一是品性正直、道德高尚的清高之士；二是制度观念强、执法刚正的法家；三是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术家；四是对德、法、术三类人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国家栋梁之才；五是能任大臣和地方官的器能之才；六是各具三家之才的智意之才（术家交流）；七是善于考察人物，却不善于识别与自己同类型的人的臧否之才；八是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的伎俩之才；九是超出三家之外的文儒口辩之才；十是胆略过人的枭雄之才。这种关于人才的划分，决定了十种人才的特殊任用和利弊考虑。
曾国藩认为上述人才都属于偏才，但在使用时务必要小心谨慎，量才录用。每个人都有优缺点，能发挥优点抓住时机才可能成事。这些偏才只要善加利用，想有所成就都不会是一件难事。
清高之士。因为自身的品德出众而很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肯定。这种情况没有祸害又有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这种人做事能力强，政绩与德行齐名，名声和形象一样，让别人肃然起敬。将他的德行与政绩相比，人们更希望他有高尚的品德。
法家。倡导法制为天下遵守的人才，不喜欢不守制度、不讲原则的人。为人大多中规中矩，为友无乐趣，为官有人惧。但这种人的默默无闻、不喜张扬是实干家必备的个性，也是值得人学习的。他们的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而不在于人际交往。
国家栋梁。这样的人才兼备德、法、术三家之才，他的道德可以整顿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主掌管国家，常为将相，总理大事，这类人鲜见更应珍惜。
器能之才。兼备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精纯，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处世。权智有余，公正不足，可撑小局难掌大权，独缺装天下事之胸怀，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智意之士。这种人容易被一般人所容纳，被欣赏者所推许。但这种人不知进退，关键时刻先想的是保全自身，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缺少一些奉献精神，声名功绩最终比不上谋略家。
臧否之才。这种人才在未成功时，被一般人所认识；已经显达，又为一般人称道，敏锐的观察力使他们善辨是非，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而容易为诽谤者所怨恨。
伎俩之才。这种人才成功后，被政府授以重任。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地位低下者疲惫，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不是做实事的选择。
文儒人才。文章写得好，口才好，又可传道授业的人才。这类人才思敏捷，锋芒毕露，针砭时弊但缺含蓄婉转之性情。为人处事过于直接易得人喜欢也易得人厌恶，所以不属于善于交际的类型。
枭雄之才。此等人才一般胆识过人，但对于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心地大多淳朴，容易被小人陷害，所以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曾国藩就上述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第一，“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有远大志向的人必须要有阶段性的认识，脚踏实地不求一步登天。这就好比高材生找工作，总想找一份好的工作，进大公司很难，小公司又不愿进，时间一长高不成低不就，结果浪费了时间也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力，这样的人还会有人认为他是个人才吗？
第二，“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机智聪明，深思远虑，能出奇策的人才，术谋之人都很喜欢，而且也能认识别人的长处。器能之人善于解决困境与难题。
第三，“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胸怀奇谋，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年代，他们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乱世出英雄，英雄的背后，往往有大智慧的能人。
第四，“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这种人讲求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的一切，可以富国强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往往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用这种方法治理贫穷落后的地方，因手段残酷，反而弄得民不聊生。强硬的态度只能对待做错事情的人，不能对待穷苦的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第五，“智意之才宜于治”：这种人才善于开创新局面，应该放在最需要发展的地方。在发达的地方，制度设备都完善的地方往往无所收获或者收获很小。
第六，“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为人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特别适于整顿治安，清除腐败，但不适合安抚灾民，抚慰人心。可以把他比作利剑而不是甜品。
第七，“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这种人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由于智谋多，能对复杂的局面应付自如。经济发达的地方，人民生活很好，心思就会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自己生事要逃避惩罚，因此就千方百计贿赂官员，结果造成生活秩序一片混乱。治理这种地方，必须要用灵活变通的人，光靠实打实干的精神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说：“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为能。”话虽不多，却精辟地阐述了人才与使用人才之间应守好各自的权责和本分。
当然，只有用人的理论还不行，必须得付诸实践，实践中还必须小心谨慎，不然，人才的能力非但得不到合理利用，反而会造成失去人才等严重后果。
曾国藩在识人、分才、用人方面十分慎重，凡到他那里投效的人，都设法将之安顿下来，然后一一接见，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事情。在幕府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对每个人才的特点掌握后，再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正因为曾国藩对自己的才能有着深刻而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推己及人。他也有把有才之士放在合适位置上的能力。因为其心系国家安危，又有宽广的胸怀，才能做到不嫉才而荐才。
甘心吃亏，早有戒备
得失盈亏心知肚明，常怀一颗戒备之心有益无害。有大志向的人心装天下事也装己身危，学会保护自己才是发展的前提。
有人说：“吃亏是福”。且要看吃的什么亏，如何吃的。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这与他纵横官场，看尽尔虞我诈有密切关系。
一个人主动吃亏，是否有所求，这后面深藏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善良还是别有用心，分辨起来可不这么容易。
曾国藩常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恩惠，恩惠背后总是有目的，一旦拿了别人的好处，就不能秉公办理事情了。这和现在所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请客送礼的事情，自己不做别人做，也要想明白该不该收。有人为了求得官职送礼，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有人为了上学送礼，这样的人能学到什么呢？
古语有云：“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去。”这种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一种投资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他认为不占别人便宜，身轻气爽，做事也不受羁绊。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每次收礼，都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
他很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人主动吃亏，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在现代也会是善设圈套之人，还是小心为妙。
古代自己主动吃亏的人不少，但是多数或别有目的或心术不正。易牙杀子蒸肉献帝王；竖刁阉己自贱以求官，看起来都是为他人舍弃自己，实质上都是别有图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更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能牺牲如此之多可见其心机之深。
从这些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可结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如果主动吃亏的是别人，就要多做几方面的考察；如果是自己，就只能是在有必然需要的时候。所以，吃亏的学问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如何做人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
曾国藩曾说：“君子知道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这些道理都是小人所不能体会的，德行不够，道行不深的缘故。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容光焕发，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位居高官，但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在北京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清贫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剩下的都与兄弟五人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决心不再保留任何东西，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一般来说，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珍贵。
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做官期间俸银较少，但一直对家里有些资助。他求学期间曾借了别人一千两银子，回家又要几百两路费，他深感难办齐这么多银两。即便在他如此贫困之下，也从未利用职权占取便宜，与今天的贪官相比，曾国藩不仅是清廉，更是聪明过人了，试想历朝历代哪个贪官有好下场呢？贪腐的事情代代都有，深究原因，不端正的品格，不满足的欲望是根本。
虽然曾国藩已经很节俭也不骄傲，但是受地位所限，仍旧经常遇到被迫破例的事情。有一次，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八两多白银。曾国藩深觉愧疚。他说：“现在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官员也很穷；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骄奢，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汗颜啊！以后应当注意。”
因此在用人时，曾国藩往往会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上考察，爱自夸的人，常常急功好利，而那种不争功劳、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战时往往能冲锋在前，平时生活中不甘于人下，实际上后者最后不但得到功勋，而且得到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