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尽心尽责、一丝不苟，能培养人坚毅的品格和超凡的大局观念。它既能带领普通人往好的方向前进，又能鼓励优秀的人追求更高的境界。一个人一旦领悟了这些，就掌握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公而忘私，自尽厥职
除了自己还能想到别人，除了小利还能拥有大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大的成功。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清王朝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唯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立即给曾国藩写信一封，教诲于他，大意是说：官阶虽然高，但待人要谦虚，对待一切的应酬也是这样。见到恩师要尽到门生的本分和礼仪。对待与你同龄的人应该有恭谦的情谊。至于同乡为官的何予贞，他为你祖父七十大寿所写的序非常好，有这样学问好品行又端正的人，你应该好好待他。你的前辈立石梧做陕西巡抚时，你路过他处对你很好，还教你不少东西使你获益良多，他现在任两江提督了，每年都要去信问候一下。若以后有人想徇私贿赂你，应当立即拒绝。做官就要为公忘私，尽职尽责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公私分明不仅仅是个人的秉性，更是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响。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此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他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在他写的挽联中“同哭天涯急难人”一句，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悲痛，更是替天下因为战火而骨肉分离的人们心痛。曾国藩还致信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由此可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与私之间如何取舍是人生一道必做的选择题。
息事宁人，以柔蓄志
棋艺精湛者必然懂得一步望十步的道理。乃至动一子而牵全局，对弈的双方比的不是一子的得失而是全局的局势。
想做成点事情首先要会制定计划。为了完成这种计划而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需要柔就柔，需要刚就刚。学会为大局着想，可舍可得。为大舍小，为远舍近，区区几个字，却意味深刻。曾国藩又是怎样体会这种大局观念的呢？
柔是手段，为的是刚。柔是蓄志，为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柔何以达到目的？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惯例，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但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选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是一种“折磨”。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煽动绿营兵的不满情绪。
当时长沙城内，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情况颇为紧张，械斗也屡见不鲜。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对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胆子更壮了。
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放火把参将府烧了，又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散去。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
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办公大营也移驻于衡州。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析利弊得失，以忍而保大局。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由此不难看出，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最大困难不是外患，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奉行“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但是湘军与地方乡团不和睦，常被伏击。安徽六千精锐惨遭败绩，将领也阵亡，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接连失利。曾国藩为此很是头疼，军队的士气，士兵的体质也大不如前。正不知所措之际又接到了增援浙江和安徽的命令，不久又被要求协防湖南。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历经坎坷，1861年8月，曾国荃终于攻下安庆，长江流域千里均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平添后顾之忧。后又因为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弟弟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藩的累不只是身体上，更是因为多点作战，处处上心处处操心。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惫，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备感忧心。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曾国藩听说后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担心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更要命的是缺饷的问题不光在曾国荃一部，其余的地方情况也很严重。诸多问题，一并爆发。
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以至于不能工作，无奈只好奏请给假调养。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育汝于成。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也算无奈之举了。
“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敢于面对人生路上的各种责任并主动地承担，这是一种难得的品质。拥有这种品质的人首先是个敢做敢当的人，其次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如果把活着当成一种责任，会很容易就感觉到疲累，但若把世界当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那么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凡办大事的人不会一味计较自己失去的，会先认清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肩头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曾国藩也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这就是把责任感与具体行动相结合。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认为做应做之事，说应说之话才是本分的事情。他还以此教育弟弟回顾历朝士大夫的兴衰，多应以此为鉴。这也是完善自我，振兴家业的根本。
曾国藩还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夫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在他的眼里，表面功夫是没有效果的，是一种极不可取的处事态度。
正因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浑浑噩噩的，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却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从容指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他‘以国为己任’的忠心有关联的。
“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而是由内在责任心驱动下的坚持到底。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做责任来对待。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强为国。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有因此而大兴的，也有因此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或者说想获得永久强势的人，要学会先从品质上变强。集责任感、谦虚、仁义三种品质于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实质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认为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首先要做到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不能只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说，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样。
一个想不断变强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这种超越需要你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强者无一不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有责，对他人有义，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人。他们多能以广大的胸怀，出众的品质，成为人人佩服崇拜的对象。其实，想成为这样的人说难也不难，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这个字。
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对方的认同。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了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起来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也许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感到充实的同时也神色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诚不二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