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经
弄清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是正确认识、评价郑和下西洋的是非成败、功过得失、终止原因以及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影响及其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等所有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历代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或目的、任务多有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不断地矫正、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虽然现在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共识也在增多。近二十年来，先后在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热潮。今年时逢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各地纪念、宣传活动高潮迭起，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借此机会再谈一点对郑和下西洋的动机问题的认识，以就教于诸位专家。
对郑和下西洋动机的不同看法，有的源于不同的历史记载，有的基于郑和船队所从事的不同活动，有的出于对郑和下西洋动机的不同分析和判断方法。一一看来，大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还存在着疏漏不周之处。此择有代表性的意见分析于下：
其一，探访建文帝的下落。
清代的学者多认为“踪迹建文”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张廷玉等在《明史》中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明史·郑和传》卷304.在傅维的《明书》、万斯同和王鸿绪的《明史稿》、沈德符的《野获编》、赵士哲的《建文年谱》及佚名之作《明外史》等书中皆有相同的说法。（郑鹤声、郑—均：《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下），第887-901页。）张廷玉等清人的说法因在明代的档案资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作依据，只能说是一种推测。由于活未见人、死未见尸，“踪迹建文”之事肯定是有的。明人著述里有明成祖朱棣命胡荧借颁御制文书之便及访“仙人”张三丰为名，暗查建文帝踪迹的记载。张廷玉《明史》中对此事也作了记载：“惠帝之崩于火，或云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遣荧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县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荧以故在外最久……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荧至，急起召入。荧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荧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泛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明史·胡荧传》卷169.胡荧“隐察”归来，建文疑案才“始释”，这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之后的事，故明成祖朱棣在郑和奉使之际令其顺道探访建文踪迹的推测是顺理成章的。但从明人著述中有胡荧“隐察”而无郑和探访建文的记载和建文疑案“始释”于胡荧“隐察”而非郑和探访以及郑和使团六次下西洋的所作所为来看，“踪迹建文”只不过是郑和下西洋附带的一个任务，而非主要目的，故并未安排专人专项去做，因而在郑和使团中可能只有少数领导成员知道此事且未觉有专为记载之必要，也未有可引起外间猜测的事件发生。清代闭关锁国，更无意海上作为，把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局限于“踪迹建文”，以绝后人效郑和泛舟四海之念，也是顺理成章的。问题是清人的这种观点因入了正史，对后人影响深远。
其二，耀兵异域、示威海上、清除匪盗寇患、牵制帖木儿东侵、重振已堕之国威。
前述“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之所以产生，与东南亚的局势不无关系。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以至南海、南洋群岛一带，局势动荡不稳。在东南沿海以至南海诸岛屿，各种反明势力和匪盗频繁活动。有元朝的残余武装，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有沿海豪强地主，有陈祖义等类犯事亡命之徒，有张汝厚、林福等海寇匪盗，有蓝玉、胡惟庸等案的同谋余党。他们时常纠众举事，称霸海岛，为盗海上，劫掠海疆。特别是胡惟庸案败露后数年，朝廷方知其勾结外国，里应外合，图谋政变，几近得逞之事。仅胡惟庸案的牵涉影响，即使得明政府在东南亚的外交关系深陷困境。安南黎氏政权伺机侵略扩张，屡次入侵广西、云南，加剧了中印半岛及中国西南边疆的紧张局势。明朝使者在东南亚、南亚屡遭杀害、虐待。类似种种事件的发生，表明明帝国的威望正在下降，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已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明王朝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不能不引起明政府的严重关注。而更令明王朝感到不安的是，中亚帖木儿帝国已发兵二十万来攻，志在助元复辟的首批东侵大军来势汹涌，事关明帝国的生死存亡。帖木儿东侵的消息传来，明成祖一面急令甘肃总兵官宋晟准备迎战，一面着手解决安南入侵中国和占城的问题。明成祖显然是把南边西洋诸国，即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问题与北边中亚帖木儿入侵问题作为一盘棋来走的。此时派郑和下西洋，畅通海路，重振国威，尽快恢复与东南亚、南亚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从海路配合解决安南入侵和帖木儿东侵问题，应是一着好棋。此说也可谓言之成理。但由于帖木儿于永乐三年八月暴病身亡，国内大乱，东征随之半途而废。而此时第一次下西洋尚未成行。即便帖木儿病亡及其国内发生巨大变故的消息一时传不到郑和那里，那么当郑和抵达古里或返航回国时，不但帖木儿东侵危机已成过去，而且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所以以后六次下西洋与帖木儿的东侵已无关系。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问题在三下西洋后也已基本解决，之后的四次下西洋，均横渡印度洋，航程远及阿拉伯及东非沿岸诸国，主要目的或注意力已不在东南亚和南亚问题上。如果要说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为南亚以西更远的航行建立候风中转基地及维护航程安全。
其三，宣德化而柔远人。
上面提到的各项任务，经过三下西洋已经圆满完成。后期远航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远地方，并向未知世界前进，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诸番国远者”，“重译而来”“宾服”、“朝贡”：“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明史·忽鲁谟斯传》卷326.“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明史·郑和传》卷304.所谓“宾服”、“朝贡”，是封建时代常用的虚夸之词，如“大韩民国”、“大日本帝国”、“大不列颠”之类。有的外国学者理解为“征服”、“扩张”等，是不对的，与事实也不符。“宾服”实际上就是“以礼服人”，“朝贡”是崇尚礼义的表示。明成祖在《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记》中还有一段话说：“朕丕承鸿基，勉给先志，罔敢或怠，抚辑中外，悉裨生遂……恒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这就是“宣德化而柔远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郑和一行每到一地都要履行一个相同的仪式：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颁给文书信印等，其次则向其王、妃、臣、僚等赠送礼品或赏赐，然后拜访当地名胜人物，赠送经书典籍，最后则将所带货物进行交易。这一套例行活动彬彬有礼，热情洋溢，自始至终都是—场“敷宣教化”的友好访问。这是贯穿七下西洋的一个主要任务。但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似无必要每次派出如此众多的人员和如此庞大的舰队，也无必要如此频繁重复往返。
其四，发展海上贸易。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有大量的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每次至少装载十万吨以上货物，所至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诸国，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郑和船队在这些地区设有贸易仓储基地。宝船一到，倾城出动，纷纷前往交易，盛况持续近三十年。郑和船队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所以发展对外贸易，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是七下西洋中数量最多最大的一项活动。但朝廷上下却没人认为下西洋带有发展贸易的目的。明代官私言论都不以此为下西洋的目的。不少人认为这种贸易因奉行“厚往薄来”方针，是一种完全从属于政治价值的礼尚往来，没有经济价值可言。后来反对郑和下西洋的一派占了上风，也是在“赔本”一词上作的文章。他们算的是经济账。至于此账算得对不对，虽不属于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与下西洋的戛然而止关系甚大。这就是说反对派并没有在动机或目的上找到反对下西洋的理由。那么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通过对以上几例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要分析来看，把“踪迹建文”作为下西洋的动机或目的，显然不能成立。牵制帖木儿东侵的任务，在第一次下西洋后已不复存在。解决中国与东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间矛盾隔阂、恢复与东南亚的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在三下西洋后已基本达到。此后郑和又率队四下西洋，如果仅仅是为了宣德化于阿拉伯、非洲国家，与他们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大可不必像前三次那样兴师动众。在今天看来基本说得通的发展对外贸易一项，却不在下西洋的决策者及当事人的图谋之内。话说至此，不妨设一个问题，如果下西洋再继续下去，那么他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要是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能说清郑和下西洋的动机。那么这个设问能不能成立呢？
在郑和下西洋航线的研究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就是分宗船队的行踪。由于缺乏资料记载，我们虽然至今不知道他们到过什么地方，但知道他们曾向西南深入大西洋，向东南深入太平洋，他们的方向是更遥远、未知的地方。那么我们把他们去探索这些地方的目的，与前面分析的每次下西洋在具体目标、任务上的不同点和七下西洋在总的方针、原则上的相同点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是以全人类“共享太平之福”为最终目的的多元价值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