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达祥
2005年是护国运动90周年的纪念之年。90年前，云南人民高举义旗，首组义师，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打响了反袁护国的第一枪，把资产阶级的第三次革命推到了高潮。最终袁氏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在“护国三杰”中，对于蔡锷、唐继尧两人，论者颇多；而对于李烈钧，则知之者甚少，或语焉不详，或多有不实之处。值此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之际，特撰本文，对90年前李之入滇参与护国作一番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对李烈钧的研究起抛砖引玉之用。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李烈钧为何入滇
共襄讨袁举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出生于一耕读世家。其父早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从事反清运动；其母杨氏，“善持家，尤知书史”。（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李从小就非常聪明，“书过目辄不忘，经学贯通”。（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他熟读兵法，“幼时与群儿嬉戏，动辄以兵法部勒之，见者咸为惊异”。（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稍长的李烈钧，常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许，及父辈们给他讲“甲午战役，国军挫败”之事，“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倾向于革命。此外李烈钧还从小就表现出了罕有的亲和力与胆魄。小时候其家因与潘田氏争屋而见于官。在其家处于不利的形势下，为救其父，李挺身而出，语惊四座。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为他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准备好了条件。当然李烈钧之所以会于1915年在云南和唐继尧、蔡锷发起护国讨袁的战争，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李烈钧曾执教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云南军政当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1904年李烈钧留学日本，四年后毕业回国。先是到江西，在江西混成协吴介璋部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驻南昌澹台门外，训练士兵。由于该军系新编练的新军，官兵多倾向于革命。李担任管带后着力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余时以革命灌输之”，（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因而遭到当时反对革命的协统商德全、标统齐宝善的仇视。加之当时李烈钧颇受吴介璋等人的赏识，地位声望较高，“有吴介璋者为余之受业师……而武学社为北洋派之势力，余且为北洋派中人物”。（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这更招致协统商德全、标统齐宝善的敌视和嫉妒。“以此种原因，乃为协统商德全、标统齐宝善所嫉忌，密谋陷害，必欲致余于死地，而余未知也。”（《由南洋到日本诸同志答复函》，见《李烈钧先生文集》，中央党史研究会1982年2月31日出版，第406页。）终因一件意外之事（一士兵因母丧请假）被商德全、齐宝善等人以“匿报逃亡”、“侵吞截响”的罪名加以诬陷，几乎致李烈钧于死地。后在其师吴介璋的帮助下得到当时张季煜（时为陆总方案长佑及兵备处总办兼军法会审审判长）等人的同情，李烈钧才得以逃过此劫。于是李烈钧决定离开江西前往云南。
原来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云贵总督李经羲向冯国璋商请派遣优秀军事人才到云南服务，冯国璋除派中级军官靳云鹏等前往外，还介绍了四十余名日本士官学校的新毕业生，其中即有李烈钧、罗佩金、方声涛等人。只是李氏因归省心切未就。（《李烈钧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第7页。）被诬事件发生后，李遂决心离赣去滇，“及此案发生，余虽未被诬陷，然去志已坚，因决往滇之计”。（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宣统元年（1909年）春，李烈钧到达昆明，是为其初次入滇。到云南之后，在其同学李根源（旧时留日的同学和战友，时为同盟会云南支部负责人兼云南讲武堂实际负责人）、罗佩金（旧时留日同学和战友）等人的帮助下（其时李根源与罗颇得总督李经羲的信任），李烈钧初任讲武堂教官，与罗佩金、唐继尧、方声涛等为同事。讲武堂在李根源的主持下，着力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会员，培养革命力量。但李烈钧仍不满足，遂和李曰垓另又创办一体育总校（校址即江右宾馆），鼓吹革命。（《由南洋到日本诸同志答复函》，见《李烈钧先生文集》，中央党史研究会1982年2月31日出版，第406页。）后因罗佩金升为标统，陆军小学堂总办遂缺，罗便向云贵总督李经羲荐举李烈钧，李烈钧便在任陆军小学堂总办的同时，兼任兵备处提调。但终因与总办靳云鹏宗旨不同，“诸事仍感棘手”，“欲他往”。在接到四川总督赵尔巽的邀请后，李有了初次入滇期间的短暂离开。但不久，由于云贵总督李经羲对李烈钧的器重，遂经北京督练处的交涉，李烈钧返回昆明。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夏，李烈钧奉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命北上参观秋操，第一次在滇时期结束。
李烈钧此次在云南为时两年，在其执教于陆军讲武堂期间，他不但积极宣传革命，培养革命力量，在中下级军官中建立了较高的声望。而且通过这一时期的活动，加深了与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等旧时留日同学的关系，从而与云南军政各界结下了很深的历史渊源，为其第二次入滇参加护国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李烈钧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同时也为云南的辛亥革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云南革命基础於焉建立。”
2.李烈钧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先是积极反清，而后又在湖口率先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
李烈钧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倾向革命，到他留学日本后，便在黄兴、孙中山等人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2年在武宁县令的推荐下，经考试进入江西武备学堂，两年后被北京练兵处选送日本学军事。1904年李烈钧公费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振武学校，随后在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该校第六期中国学生。与其同学的有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张开儒、方声涛等人。
留日期间的李烈钧，积极接受革命思想，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先是在张继、王侃等革命者的影响下“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入士官学校后，在黄兴的策动下，与李根源等人组成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攘白团”，借以团结士官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卓仁机：《我所知道的李烈钧》，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不久，因经黄兴等人的介绍，与李根源、罗佩金、张华飞三人于小石川的家中初次见到孙中山。第一次会面便使李对孙中山“倾服之念，油然而生”。1905年，孙中山抵日，组建同盟会，轰动一时。1906年在张继、张华飞、王侃三人的介绍下李烈钧加入同盟会。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方声涛等人也相继入会。
此后李烈钧还参加了由同盟会会员兼振武学校同学杨曾尉创办的武学社，不久，又和黄郛等人发起组织南派学生成立“丈夫团”，从事反清革命。1908年，第六期中国留日学生毕业，李烈钧学成回国。在日四年期间，李烈钧从倾向革命到走上了革命道路，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只不过在日时期的革命是革清王朝的命，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后来的讨袁。而也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李烈钧不仅结识了日后一起发动护国战争并肩作战的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张开儒、方声涛等人，并且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为李烈钧后来的两次入滇准备了条件。
及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继任总统，其野心不断膨胀，内违宪法，外举大债。面对袁氏的倒行逆施，时任赣督的李烈钧一面通电指斥，一面电请孙中山南下。初，袁氏颇轻李氏，不加理会，至孙中山到赣后，始知李不好对付，乃派大员南下，一面赂以巨款，一面赠以勋爵，李不为所动。不久，袁世凯一面派人刺杀宋教仁，一面大举外债。面对袁氏的倒行逆施，李烈钧联合皖督柏文蔚、粤督胡汉民、湘督谭延通电反袁。这使袁氏对李烈钧嫉恨尤深，遂先下令罢免李之江西都督之职，欲以亲信李纯代之。随后，又接连罢免胡汉民、柏文蔚之职。
随即，孙中山号令讨袁。李烈钧积极响应，一面亲赴上海，“面谒国父，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联络；一面“分派同志，赴赣省各地，布置一切，作为讨袁的准备”。至7月初旬，准备完成。于是李率先举义旗于江西湖口，揭开“二次革命”的序幕。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而袁世凯又早有准备，因而“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因其主要战场在江西、沪宁一带，故又称为“赣宁之役”；又因是发生在癸丑年，也称之为“癸丑之役”。
“二次革命”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是非常重大的，后人曾评价说：“护国之役，云南首义，追根溯源，肇端在癸丑。”（卓仁机：《我所知道的李烈钧》，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被誉为资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而李烈钧则是首举“二次革命”大旗的旗手，成为讨袁的先锋。这是其反清革命精神的继续，也是其护国讨袁的预演。
3.李烈钧受唐继尧等人的邀请，入滇护国讨袁。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被迫亡命日本。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袁。东渡日本后的李烈钧与黄兴等人在大批党人到达日本的情况下，本着“为图进取，必先培养革命干部”的宗旨，分别于1913年12月和1914年2月在大森创办了“政法学校”与“浩然庐”一文一武的学校，为日后培养了不少军政人才。（《由南洋到日本诸同志答复函》，见《李烈钧先生文集》，中央党史研究会1982年2月31日出版，第406页。）后因与孙中山先生在组党问题上有分歧，遂于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前（1914年7月8日）偕张继等人离日经港、南洋转赴欧洲之法国，以便考察各国政情兼联络反袁人士为他日之用。（（台）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上），《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第74页。）
1914年8月，一战爆发，9月李烈钧在吴稚晖的建议下决定回国效命，11月抵南洋，旋参加由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林虎、程潜等人组织的反袁团体“欧事研究会”，（（台）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上），《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第78页。）同时积极在南洋从事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进行募款，并介绍华侨子弟到云南讲武堂念书。到新加坡后，又与岑春煊、陈炯明筹建水利公司为革命募款，得到华侨林义信的大力支持。（卓仁机：《我所知道的李烈钧》，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得到日本支持其复辟帝制，不顾国人反对，承认“二十一条”。李烈钧、黄兴、陈炯明、李根源等十七人联名通电，共谋讨袁，革命由缓进转为激进。（（台）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上），《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第78页。）12月初，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即将开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在南洋期间，因反袁形势的变化，在孙中山、张继、覃振等同志的力促下，为一致反袁，李烈钧也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中山先生甚为嘉慰。从此一般革命同志皆能蠲除成见，又复团结在孙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战斗。偕熊克武乘船到海防转河内，在老开等候入滇。（宗志文：《李烈钧》，载《续云南通志长编》（上），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12月第一版，第778页。）
与此同时，云南也在积极准备起义，尤其是中下级军官表现非常激进，而唐继尧“虽已决心反对帝制”，但因云南“只有两师之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故“极端守秘密”。因此为了取得反袁的胜利，唐一面派人到各省联络活动，一面派吕志伊到香港联络反袁人士。
当吕志伊到达香港时，李烈钧亦已由新加坡至香港。“余抵香港，纽梯生、李协和、柏烈武、林虎、熊克武、方声涛……李印泉等，皆在香港，余道达云南内情，皆为欣慰。”“余乃与李协和、熊锦帆、方声涛同行入滇。”（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云南图片社印刷所印，第50页。）注：其书中误把“李协和”印为“李燮和”。之后，大概在李、吕等离港赴滇期间，唐继尧获李自海外归港的消息，非常高兴，即派其弟唐继虞赴港密约李至滇。
因为李烈钧与唐继尧两人感情非常深厚，而且互相赏识。他们一起留学日本，又一起共事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李烈钧初次在滇时，因与总办靳云鹏不合，离滇入川，唐继尧曾作诗四首，表达对李的深厚友情。
其诗为：
盖世雄才谁与俦？只应砥柱作中流。
登高一笑昆明水，江海蛟龙贮得不？
肝胆交情赠宝刀，偕行旧谊咏同胞。
龙骧虎踞山河壮，留与他年说二豪。
苍生涂炭最堪怜，泪洒天涯又七年。
宝剑同磨江户水，联床夜夜话中原。
不必临歧作叹嗟，滇池蜀道尽中华。
旷怀举世皆兄弟，处处江山总是家。录自唐继尧《东大陆主人言志录》。
从其诗中不难看出李烈钧与唐继尧两人的深厚感情。正是因为这样，当唐一听到李的消息之后，为联合其“共谋救国”，唐立派其弟唐继虞赴港密约李至滇。
唐继虞奉命赴港，至越南老开后，“鉴于时机迫切，不可再缓，乃急电香港促协和先生至越面商”。但由于李等人已离开香港，故唐继虞“迭次电达，均无消息”。就在唐继虞欲“登船赴港”之时，“闻协和先生已到”，（唐继虞：《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云南图片社印刷所印，第54页。）盖是接到其兄唐继尧急电之故。原来在唐继虞到老开之时，李烈钧等人大约也已到了，只是因为互相不知道罢了。李烈钧等人至老开后，因关口所阻，入滇不成。在苦等了两天后仍不得消息，李便急电唐继尧：“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可能正是这样两唐才得知李已到老开。就在李烈钧与唐继虞晤谈后准备入滇之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即唐继尧据日本领事得知“蔡松坡京寓被检，已潜行赴日”。故唐遂又急电其弟唐继虞：“据日本领事消息，蔡松坡京寓被检，已潜行赴日，除由各方探查踪迹促速来滇外，希弟立即折回香港、上海等处探寻，密约来滇。至协和已派邓泰中来接，并望转告。”唐继虞：（《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二十一周年纪念》，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云南图片社印刷所印，第54页。）次日邓泰中到，这样李烈钧等人便随邓泰中改装密行入滇，并于12月17日到达云南，是为李烈钧第二次入滇。
到云南后，李烈钧同样得到了唐继尧极力推崇，唐曾言：“李君，吾同学也，长于兵，又籍江西，必能道粤入赣，北伐奏功，比他人为尤易。”（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同上书，第51-52页。）也正是因为这样，李烈钧后来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二军的总司令，率兵出征两广；乃至护国期间当李烈钧部处境不利时，唐能及时派兵支援。这些无疑是与唐继尧和李烈钧两人的深厚感情密切相关的。这次入滇，无论是对李烈钧个人还是对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也成为李烈钧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光辉顶点。
二、护国首义中的李烈钧
李烈钧到滇后，立即投入到了首义的准备与发动工作之中。其活动主要有：
1.与唐密商起义计划。
“既到昆明……少顷，唐继尧来访，与谈论国内大势甚详，迭次协议起军出动计划。”（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李烈钧（到昆后）住城内五福巷临时眷属公馆，由宪兵化装暗中保护，曾见李烈钧等人，于夜间密往五华山警卫团部，与唐继尧会谈（内容不详）。唐继尧也曾在夜间到过李的住处。”（王印源：《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十），第24页。）此时，李、唐之间的频繁往来磋商，为即将到来的起义作了准备。
2.发布讨袁檄文，坚定唐继尧的反袁决心。
李到滇后，为争取时间，一面秘密布置一切，一面令钟动起草讨袁檄文，数袁二十罪状。为免中途有变（后梁启超果欲改相关内容），急以檄案密寄香港李根源，并使其于当夜送各报馆登载。（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檄文的及时发布既为讨袁扩大了舆论影响，同时又坚定了唐继尧反袁的决心，为护国战争的发动争取了时间。
3.参与发布讨袁宣言，领导护国首义。
蔡锷入滇以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远在天津的梁启超连连电催云南应迅速起事。在这种情况下，蔡、唐、李进行了紧急的部署。先是12月21日召集了第四次军事会议，决定先电袁氏，令其取消帝制，然后宣布独立。22日举行了第五次军事会议并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表达了反袁的决心。25日蔡、唐、李领衔发布了讨袁宣言，宣布云南独立。在整个过程中，李烈钧始终是作为三巨头之一参加并发生作用的。
4.为护国军政府组织的建立，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在军政府的组织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议。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戴戡为代表的，提议设立临时元帅府，推举临时元帅作临时总统，同时召集省议会，作为临时国会之雏形，以之与袁氏的北京政府相对抗。另一种则是以李烈钧为代表的，主张依照民国体制和名称，设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其首脑称都督，以之为一省统治机关。最后因李之提议既有利于体现反袁的目的，又能够团结它省，促成它省的响应，从而得到采纳。（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52页。）
5.提出了出师方案，组建了护国第二军。
在讨论出师方案时，李烈钧提出应以主力出师两广，因为“东南各省，民精物华，外海交通形势便利，富庶可用，甲于全国”，希“全力注射，力争胜着”。（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57页。）他看到了两广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富庶，更重要的是“两广通海舶，既易购军器，且可与国外通声息，冀得华侨之助”，高光汉：《李烈钧与护国第二军》，载《护国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当时广西陆荣廷“寂无表现”，而广东龙济光兄弟“左袒于袁”的形势下，出师两广是很有必要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它与唐继尧的第三方案不谋而合，因而予以采纳。作战方案制订后，即由李烈钧筹组护国第二军，拟出师两广。随后，1916年1月26日李在忠烈祠设护国第二军总司令部开始组建第二军。由于云南当时只有两师的兵力，蔡锷第一军的兵源都无法保证，更别说第二军和第三军。李是在实行紧急征兵后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才组成了由两个梯团构成的第二军，其具体组成情况见附表。2月20日第二军由昆明出征滇南，拉开了护国第二军讨袁的序幕。
6.为革命筹饷。
李烈钧入滇时携款30余万。云南宣布独立后，李任筹饷局局长，“军府特设筹饷局，专委钧等，综理其事”。（《护国军纪事》，第二册，第107页。）其后，又发表致南洋华侨书，呼吁：“望海外贤豪，当仁不让，迅集巨金，慨输义饷，饱腾士马，当赴戎机。”（《护国军纪事》，第二册，第66页。）之后，华侨踊跃捐助，“北京英文京报云：南洋华侨得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及筹饷局长之信，已集款由香港陆续汇至，军饷现银六十余万，昨又汇到生银十二余万，由银行交到中国银行，银票数百万元”。（《护国军纪事》，第二册，第112页。）
三、护国战争中的李烈钧
1.出师滇南与会师百色。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派三路大军企图从川、黔、桂三面合围护国军，扼杀于云南。袁拟一路借滇越路，一路取道广西，一路经川，后因法国人拒绝和陆荣廷的反对前两路计划破产。就在护国第一军出征四川，第二军正在筹建时，黔军驻镇远步兵团长彭文治暗中通敌，向袁暗中献策，通告云南境内空虚，建议袁速令广东督军龙济光派兵征滇，同时派人回乡策反，里应外合。袁深为嘉许。（《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云南图片社印刷所印，第68页。）于是袁先令陆荣廷征滇，陆则以饷械不足，防务吃紧推辞，引起袁的警觉，袁遂乘势派龙济光赴滇助攻，以堵其口。同时暗中授意龙氏，待陆率兵一离南宁，即设法乱其秩序，取而代之。（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6页。）在这种情况下，龙济光以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督师假道桂境进屯百色，窥犯滇南。
时，龙部兵力约七八千人，拟分三路进犯：以李文富为第一路率主力四五千，由剥隘入滇，进攻滇东南；以黄恩锡为二路率三千为先遣队，避开滇军防守的关隘，绕道潜入云南，骚扰滇南各县，以乱其后方；以朱朝瑛为第三路率一千余人，驻守百色，作为策应。（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25页。）此外，龙济光早已先派其子龙体乾潜回蒙自老家，联合当地土司、地主及土匪武装，阴谋与龙军三部里应外合。在这种形势下，滇南岌岌可危，护国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
1916年2月20日，护国第二军在还没组建完成的情况下（第三梯团未组建），便迅速开赴前线，目的为消灭入侵滇南之敌，平定后方叛乱，同时打通两广的通道，并促成两广独立，从战略上支援川、湘战场。第二军出师昆明时，受到云南人民的夹道欢送，场面极其隆重：“本月二十一号，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李总司令烈钧出发北征，其时军、政、学、工、商、警界、报界、各团体，均同往南城外火车站欢送，跄跄跻跻，踵趾相接，道途几为之塞。至李公上车时，各界人士有握手者，有脱帽鞠躬者，李公皆一一回礼，和蔼可亲。送者瞻仰之余，皆叹李先生气象雄穆，智勇兼全，必能直捣幽燕，还我共和云。”1916年6月25日《义声》，载《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云南图片社印刷所印。可见时人对李烈钧及其领导的护国第二军是满怀信心的。
第二军抵达广南、富宁后即迅速投入战场，与龙部展开了著名的龙潭战役和皈朝战役。
龙潭位于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地方，以乡街道为界，一边属广西西林，一边属云南的广南。龙部第一路总司令李文富是广南的大地主，龙潭十之八九的农民都是李家的佃户，加之当时驻守的滇军很少，因而李很容易就进入了龙潭，随即剥隘等地相继陷落。1916年春，正当李文富分两路大举进攻广南县城的时候，李文富之莫礼华部于石硐遭遇护国军第二军朱培德营、毛光翔营，相持两天两夜后，在莫部伤亡较多的情况下，莫部向皈朝方向退却。（陈润之：《护国第二军始末简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十），第326页。）一说为激战三天三夜，见高光汉《李烈钧与护国第二军》，载《护国文集》。护国军收复龙潭并巩固了广南，3月9日李烈钧率护国军进驻广南县城。
接着，李文富的主力和张开儒部之间又在滇南展开了最惨烈的一战——皈朝战役。皈朝战役是当时滇南的关键之战，面对的也是当时龙部中的精锐与主力，李文富部不仅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而且李文富又为当地的大地主，既熟悉地形又有后勤上的保障，因而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而此时的张开儒部则一方面面对恶劣的环境（属“蛮烟瘴雨之乡”），一方面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士气大涨。在经过八天九夜的持续战斗后，但终因上述原因，护国军出现了“死拼死抵，疲乏已极，站立也会睡着，染瘴疠者甚多，且无援兵疲困危急”的局面。所幸的是，恰在这时黄毓成的挺进军，赵钟奇率领的李植生支队，在向贵州进军途中，奉唐继尧之命改道黔西南，向广西百色截击龙觐光军。黄部在桂西北黄南田击败了龙军朱朝瑛部；赵部在西林龙潭击溃龙军另一部，逼近百色。此时，龙觐光百色总部也正被桂军包围。在护国军、挺进军同时进逼之下，龙被迫缴械投诚。（孙代兴等著：《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38页。）这就使得李文富部后方大乱，李烈钧、张开儒抓住战机发起全面反攻，大败李文富于皈朝。一说为在相持的最后一天，张开儒部几不能支持，准备后撤之际，张命炮兵阵地指挥连长鲁梓材发大炮以作掩护，恰大炮命中敌军炮位，致使敌军阵地慌乱，从而扭转整个战局。（见陈润之《护国第二军始末简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十），第327页。）李文富被迫率军投降，17日龙觐光也在百色发表通电反袁。
护国第二军在滇桂边境取得了全面胜利，达到当初的战略目的，巩固了云南。不久，广西、广东相继宣告独立，这样一方面支援了四川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为北伐准备了条件。而护国运动也由二省扩展到了四省，影响了全国的形势，加速了袁的倒台。李烈钧及其率领的第二军可谓功劳卓著。
2.反袁到底与军务院的设立。
随着四川战场的决定性胜利，全国反袁形势高涨。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取消帝制，但他仍对总统宝座抱有幻想。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反袁到底。而此时在反袁联盟之中，除少数主和外，绝大部分人坚决讨袁，其中李烈钧便是之一。他一方面斥责主和者的无耻，一面主张坚决反袁，并提出作战方案，从1916年4月6日至7日连续三次发电唐继尧，要求反袁到底。4月6日电：“袁氏伪消帝制，希冀调和，以图后逞。各省将帅为之瞠顾，无耻如某某，亦居然起作调人，邪说朋兴，面目诡变，非迅出得力军队，实占优势区域，宣扬正义，力拨奸谋，恐大局转为纷疑，贻害国基，无有穷已。长江流域实为全局枢纽，自桂省独立，钦、廉、潮、汕相继响应，东南进兵，较之西北，形势益为便利，我军似宜乘此长驱之势，迅速北进，联袂中流，应付时局。……袁氏无耻，非人所料，时局变幻，未可预测，吾辈宜应几急行，力求胜算。”同日又电唐：“粤东方面，桂已独任，我军似可迅速出湘。果能冲断江流，则影响大局，获益尤巨。且川南得遥应之势，逆军将不战自溃。依目下情况，义军局势益益发展，粤为后路关系，斯时已无须忧惧。为制胜全局计，冲出中部最为要图。”4月7日再电唐，力陈停战之五害，呼吁唐等人“还祈诸公决心奋志埽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时危，以餍民望。遥瞻马首，谨贡区区。”（《李烈钧致唐继尧电（1916年4月6日）》、《李烈钧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4月7日）》，载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5-486页，第489页。）与此同时的梁启超也表达了反袁到底的愿望：“龙（济光）、张（鸣歧）来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权，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遭荼毒，且地方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梁启超：《盾鼻集》，第31-32页。）
为统一反袁力量，推动反袁斗争，指挥全国军事，与洪宪政权相对峙，滇、黔、桂、粤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设立军务院。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长（因唐在云南，职权由其代行），梁启超为政务委员，蔡锷、李烈钧等九人为抚军。
3.北伐受挫与被迫解职。
军务院成立后，即积极组织北伐护国军，制定北伐方案，拟直捣幽燕。其中便拟由李烈钧率主力经粤假道于赣出师武汉，“现定三路进发，利乘赣中北兵较虚，捣以主力，目的所在，直趋武汉，以与兄弟等首尾相应，共奠江淮。经商煊兄，请以协和担任，而益以林君虎、莫君荣新各军……”（《李根源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5月18日）》，载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2页。）
但由于军务院只是当时反袁力量的一个松散的联合，虽成立时“声震全国”，“使世凯知西南不可屈焉”，（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00页。）但由于其主要负责人物各有各的打算，都只为自己或本集团日后的发展煞费苦心，军务院显得软弱无力。只有李烈钧及少量粤桂军拥护外，广西的陆荣廷、广东的龙济光等人根本就不听它的指挥。等到李烈钧率领护国第二军出师北伐时，所遇到的不是袁军的抵抗，而是已经投机了革命的龙济光的千般阻挠和万般破坏，使得李烈钧部在广东境内寸步难行，不得不频繁地和龙济光等交涉，但依然是摩擦、冲突不断，甚至发生军事冲突。如李部在韶关时遭到当地驻军的攻击，因而留下了“李烈钧三炮定韶关”的佳话。从护国第二军在肇庆誓师北伐到袁去世、黎元洪继位时为止，因龙济光的破坏，第二军的主力还未进入江西境内，至此北伐已无必要，而李部亦驻守韶关，北伐失败。
之后，留驻广东的李部更是遭到龙济光的百般挑衅，两军冲突不断，而此时的龙济光与段祺瑞相互勾结，共同污蔑李烈钧。1916年7月6日段祺瑞下令免除李烈钧的军职，“回京候用”。7月21日段祺瑞又以国务院名义，电责李烈钧在广东顺应民心讨伐龙济光的斗争为“私斗”，令其停止进兵，公然袒护龙济光，并要李将军队移交，遵令来京。从7月底到8月中旬，段祺瑞又指使张勋、冯国璋、王占元、张怀芝、徐树铮等北洋军阀通电讨伐李烈钧及其所属的第二军。登峰造极的是1916年8月11日段的死党徐树铮竟以国务院之名发布讨伐李烈钧及其第二军的讨伐令。而此时的李烈钧四面楚歌，备受排挤，无所授受，被迫交出军权，8月17日李烈钧通电解兵离粤。在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54页中李烈钧解职时间为8月10日。
四、护国运动的几点启示
1.护国运动名垂青史。
李烈钧的解职是“护国战争由胜利向失败转化的征候”，但是，对于护国运动来说，其首要的和直接的目的就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再造共和。仅半年多的时间，它就“打倒了袁世凯，粉碎了袁氏复辟帝制的阴谋，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过程，避免了历史更大的倒退”。（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4页。）今天对护国运动作出“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护国运动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第三次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的，通过它可以证明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是要失败的，任何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开倒车的行为，都将为人民所淘汰。通过护国运动，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又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尤为重要的一点，它使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逐渐地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依靠军阀打军阀是行不通的”，促成了他们政治上的觉醒，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吹响了号角。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护国运动名垂青史，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2.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
护国运动从其发动的直接目的来说，是取得了胜利，倒袁成功，帝制失败。但是，取袁而代之的段祺瑞政府，无论是在对外还是在对内的政策上，它与袁世凯是如出一辙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外大举外债，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专制独裁，践踏民主，甚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而段祺瑞的这一切便是在窃取护国运动胜利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段之所以能窃取护国运动胜利的成果，归根结蒂，就在于领导护国运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它一方面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另一方面，它又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从而表现在革命中的便是不彻底性。当然这一切又都根源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天畸形，后天发展不足”。
在护国运动期间，其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对袁系势力妥协和改良派的退却，致使革命成果落入它手，而自己反而遭到排挤和打击。起初是龙济光等人仇视革命，极力镇压，继而因革命力量的强大，被迫宣布独立，投机革命。龙等人的投机不但没有得到惩罚，反而还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要员。随后这些投机革命的要员几乎全票选举了袁世凯的得力手下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样实质上的袁氏政权得以重建，护国运动胜利的成果为段氏所窃取，护国后的中国社会依然如旧。面对这种情况，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李烈钧等人却虽知其“伪称独立，加入护国，经缓我师”，“洞烛其奸”，“不为动”，但仍无所作为。这样，李烈钧等人和护国运动的结局便自然可想而知了。
3.李烈钧个人的归宿。
李烈钧通电解职后，离开广东去上海，但他并没有放弃。“自求学以来，即参预革命。”后跟随孙中山“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孙中山去世后，为蒋介石所用，有过一些失误。但抗战爆发后，为了督促蒋介石抗日，不顾年老病重，亲赴重庆。“目睹国难，义愤填膺，乃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议。”（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1946年2月20日在重庆病故。
纵观李烈钧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前期跟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讨袁、护国、护法，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亲赴重庆“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议”，促蒋抗日。其爱国之心、赤子之情，当为后世楷模，令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