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根生
一、维护在华利益是日本帝国主义“弃袁”的根本原因
一个统一稳定而媚外的袁氏政府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所期待的，因为它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无不把袁视为“一健康有为大政治家”，如能成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那就是“外国人之大幸也”。（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7-498页。）纵连对袁氏持敌对态度的日本也认为袁“确有绝对实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页。）日本之所以对袁有敌意，主要是袁背弃日本而投靠英美。随着袁确立其独裁统治，日本也调整了对袁政策，转而压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则是很自然的事了。
日本政府自19世纪末提出大陆政策以来，谋求在中国大陆更多的利益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轴心。1911年10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政府极为重视，随即在10月24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关于对清政策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策：“满洲问题之解决，惟有待于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51页。）然而日本政府所期待的形势并没有马上到来。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列强相继卷入战争的旋涡时，日本所苦苦等待的“最有利时机”三年后才至。这的确是日本谋求称霸东亚的千载难遇之机！然而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朝野之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以井上馨等为代表的元老派势力主张“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袁世凯——译者），并特别建议指派“可使袁世凯折服”的人物（井上指的是后藤新平）前往中国。（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可是大隈内阁并没有采纳元老派的建议去“怀柔袁世凯”而是利用此有利时机实施对袁威压的方针。这是因为大隈内阁认为，“怀柔”袁世凯亲日，没有压袁附日更为有效。两者目的一致，只是方法有别而已。之所以采取威压政策，其目的有二：（1）打击袁借欧美制约日本的策略，借以扩大侵略；（2）改变追随欧美的对华政策，通过强硬威压，使袁世凯屈服，成为日本谋求在华利益的驯服工具。因此，“压袁和扶袁”是此后一段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突出特点，这也可从日本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态度加以印证。
1914年5月，孙中山在致大隈重信的信中，热切恳求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并列举种种理由，可谓言真辞切。然而大隈内阁非但不予支持，反而采取压制的政策，同时还严禁日本国内民间人士援孙。如大陆浪人首领曾对陈其美等人说，他很不满日本政府此时推行的外交政策，主张支持孙中山革命。但是，他不敢有违反政府军部政策的行动。（《头山满之谈话》，乙密第1802号，1914年9月9日，《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第13卷，日本外交史馆藏。转引自俞辛火享《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对于日本政府压制革命活动，陈其美指出：“日本政府在欧战后，持非常之压迫主义，其实例不胜枚举，痛斥日本违反保护政治流亡者的国际法，压迫我同志，援助袁世凯的外交政策。”（《陈其美之言行》，乙密第1561号，1914年8月21日，转引自俞辛火享《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195页。）
对于袁世凯破坏共和、帝制自为的逆行，日本政府在初期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从历史上看，在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在辛亥革命时，伊集院公使曾劝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制时说：“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以及各地实际情况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乃完全之策。”（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9页。）1914年9月至10月间，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在其秘密文件中也主张：“变革共和政体，使为君主立宪政权。”（龚今古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页。）1915年1月18日，日公使日置益当面对袁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这固然是日本诱袁签订“二十一条”所采取的策略，但袁世凯复辟帝制也符合日本进一步控制袁的目的。担任袁世凯帝制策划之一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居然是“大隈重信的亲信”。（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1914年9月6日，日本首相大隈发表谈话说：“中国推行共和制失败，中国人民转而念帝制，这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是中国内政，日本不拟干涉。但是因为进行帝制而损害日本的利益时，就不能认为与日本无关。以后当视其进展情形再做决定。”（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63页。）这表明日本的确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但对袁氏推行帝制，也开始微显出一点点的担心。这种担心则主要来自于中国国内不断涌起的反袁帝制的运动，随着反袁斗争的高涨，日本最终放弃了扶持袁世凯的政策。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希望日本能支持中国革命。但日本正企图利用袁大肆侵华，曾一度想劝孙赴美，以取乐于袁。随后日本放弃这种想法，同意孙中山留居日本，其目的是通过“保护”和“监视”孙中山，为其所用。然而，孙中山却突破日本的监视，组建中华革命党，力图三次革命，推行武装反袁的革命。自1914年以后革命党人曾在湖南、广东、贵州、江苏、浙江、奉天等地举行武装暴动，把革命的火种撒向祖国的大江南北，鼓舞了人民反袁斗争的勇气和行动。所以，当袁氏帝制的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群众“愤慨异常”，（蔡锷：《致梁启超书》，见曾业英编《蔡东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9页。）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致电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滔天罪行。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中政见有分歧的黄兴，也“重申反袁到底之决心”。（毛注青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并致书孙中山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界成熟，如有所命，亟愿效力。”（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见《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2页。）革命派在反袁帝制问题上意见一致，弥合了内在的分歧，壮大了革命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重新估量中国的政治形势。
曾一度追随袁世凯的进步党领导人物梁启超，对袁氏复辟帝制也大为不满，于1915年8月20日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梁启超在文中指出：“惟在现代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舞它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梁启超著：《盾鼻集》；见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二），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6页）明确表达了他反对帝制的态度。梁氏的反戈一击，举国震动。梁随即加入到武装反袁战斗的洪流中去，和其学生蔡锷共同筹划反袁起义，并把云贵等地作为反袁的根据地。梁氏的行动“带动了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行为，使得进步党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最终投入到反袁武装斗争的行为中去。即使北京政府中的进步党头面人物，大都借故挂冠而去”。（谢本书等编：《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云南则为革命党、改良派等各派势力活动的中心，云南都督唐继尧的革命倾向日益加浓，袁氏统治出现不稳的先兆。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洞若观火，虽仍对袁世凯抱有一定希望，但对于革命形势发展也有所不安，因而在对袁的态度上也变得十分微妙。1915年9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三点询问，即：（1）是否改制；（2）是否可保和平；（3）与日本如何提携”。（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页。）很显然，日本政府既对袁能否控制日趋动荡的政局表示不安，又显现出对袁是否忠诚日本缺乏足够的信心。与此同时，孙中山却指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筹建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筹划大规模反袁暴动，同时还派朱执信等分赴各省，主持讨袁军事。蔡锷等与西南的唐继尧、刘显世等地方实力派也在暗中来往，筹划反袁活动。10月14日，大隈内阁决定劝告袁世凯延期实施帝制，并倡议列强共同向袁提出劝告，英俄两国首先响应。10月28日，三国联合劝告袁延期施行帝制。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还企图保护袁世凯，以稳定其统治；二是向袁表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处于主导地位，欲以此牵制袁，打消袁借美改行帝制的念头，以增大其对袁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此时日本还没有放弃扶袁政策。可是，袁世凯帝制活动并没有停止。这使得中国的反袁斗争更加高涨，1915年11月10日，发生了刺杀袁世凯亲信、上海护军使郑汝成的事件：而后不久又发生肇和军舰起火事件，此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反袁斗争。云南护国起义的时机成熟。李烈钧、蔡锷等都准备前往云南，同唐继尧共襄义举。各派势力在反袁斗争中结成联合统一战线，革命战争一触即发。然而，日本对自己在袁身上苦心经营的成果不忍心抛弃，且对袁仍抱有一线希望，指望袁停止帝制，防止革命战争爆发。12月15日，日本再次领头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并云：“以后日本及其它四国，对于中国处监视之态度。”（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二），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4页。）口气极为严厉，果使袁承诺年底不行使帝制，且准备派周自齐使日，出卖国权以媚日。恰在此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并出兵北伐四川、贵州等地，护国战争爆发，袁政权出现崩溃的征兆。日见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随即着手调整对袁政策，由扶袁向弃袁政策转变。
二、日本对袁世凯缺乏足够的信任也是“弃袁”的重要因素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曾一度相当密切。那一时期，日本是极力吹捧袁的。这是因为当时袁曾认为，日本近现代的做法比起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实际。因此，他扩编北洋军和举办各项新政策，主要模仿和依靠日本。日俄战争后，袁还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了日俄和约中俄让给日本的各项权益。因此，当时“日本外交官和军人都把他视为独一无二的朋友”，“在当今中国则没有比袁更高明的人才，中国政府今后必然归他掌握，因此现在如拥护他的立场，他则必定感恩戴德，更加采取亲日主义。如他丧失其地位，亲日精神就会消失，我们对华外交将陷入长期的黑暗之中”。（俞辛火享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页。）可见日本曾对袁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不久，袁便投身英美怀抱，支持英美势力向东北渗透，以遏制日本。这样，昔日的独一无二的朋友袁世凯却成为了日本的仇敌，成为日本巩固和扩大东北权益的最大障碍。（俞辛火享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曾建议杀袁，但载丰惧怕袁背后的英美，不敢动刀斩首。（俞辛火享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袁东山再起之时，川岛等为阻止袁北上掌权，曾三次谋杀袁。在袁就任总统问题上，日本竭力持反对态度。1911年12月22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致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的训电中指出：“推袁为总统以求稳定一时之方策，不仅颇难实行，亦非为清国谋长治久安之策。”（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8-439页。）但是，当袁在英美支持下顺利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日本还有所不甘，还曾在否认中华民国的问题上一度犹豫。1913年3月20日，发生了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的事件。当日本外相牧野伸显得知这一消息后，曾“于4月4日决定采取反对尽早承认的态度”。（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0页。）然而，日本在英美等列强的牵制下，于1913年10月6日承认中华民国。不过，日本还是借南京、汉口、允洲等事件，强迫袁政府出卖了四洮、开海、长洮、洮热、吉海等五条铁路的借款权或优先借款权。（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Ⅱ]，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28页。）
鉴于日本和袁间的矛盾，孙中山为联日反袁，曾在1915年5月致大隈重信的函中说：“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此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已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或已许其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显见有离间日袁关系的策略。很显然，大隈首相是不会采纳的。可是，孙却以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等加以明证，不能不使大隈重信对袁氏有所警惕。日本民间组织黑龙会在“一战”爆发之初的秘密文件中曾认为，袁以“权谋术策位外交之秘诀，遂将表面好意表示于我，而其实恃援列国之实力，容易为我，无应于我要求之意旨”。现在不过是一时“买日本之欢心，出亲日态度必于欧洲大战终结之日，又背我而向列国”。（龚今古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8页。）黑龙会虽为民间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势力挺大，而且与日本军部又有密切的联系，其意见不能不对大卫内阁有所影响。大卫内阁没有采纳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元老重臣怀柔袁世凯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袁缺乏信任。
随着中国反袁斗争的高涨，日本对袁世凯政府信心更加不足。其突出地表现在：一是对袁控制政局稳定的能力；二是对日忠诚的程度。虽然袁曾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且及时地表达了亲日的态度。如在举帝制时曾对日本云：“虽内政不关国际，而对我第一亲近之近邻，政府深愿意以真实内容，先为非正式友谊之密告。”（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但日本仍是不满意的，特别是美国不参加联合劝告，以及袁在美支持下继续帝制活动，使日本对袁的确倍感失望。与此同时，英国不满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也企图通过拉拢袁政府同协约国一起参战，借以加大对袁的影响力，抵制日本。这一切都使日本认为终将难以将袁控制在自己手中，弃袁对日本来说已是时间问题了。及至周自齐访日秘密交易曝光，日本已对袁世凯绝望，不愿再支持这个将对自己有害的奴才。
三、孙中山联日反袁与日本反袁侵华派的努力也是重要因素
日本放弃袁世凯进而采取反袁政策并转而支持南方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争取日本援助革命有一定的关系。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并非仅想借助日本来帮助中国革命，孙曾在欧美先后居住五年之久，极力谋求援助，但欧美诸国对他置之不理，孙也就无从得到他所希望的援助；同时孙也并非对日本侵华本性的认识不清，只是对孙中山来说为倾覆专制政治政府，重现共和，联日反袁是实现此目标的唯一选择。孙中山对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借支持革命而侵华的目的十分清楚，但孙认为只有推翻了袁氏专制政府后，才能真正解决对外问题。这种理念在孙中山对“二十一条”的态度及对北京学生的复信中可加以印证。孙对“二十一条”的态度极为克制，在回北京学生的信中曾提出“祸本不清，遑言攘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4页。）的主张。
1915年5月，孙在致大隈重信的函中，恳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并允诺“开放全国市场，一惠日本工商”，果然如此的话，使“日本可以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并以法助美国独立、英助西班牙倒拿破仑、美助巴拿马收运河，来劝说日本“助支那革命，倒暴虐之政府”，（《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8页。）言辞诚挚，晓以利弊。但日本政府正借助袁政府以攫取在华的最大利益，孙之请求毫无结果也可想而知。于是，孙中山便将希望寄托在大隈内阁的对立面，即犬养毅的日本国民党和政友会等在野党及头山满等大陆浪人民间组织。
以犬养毅为首的日本国民党一直反对大隈的对华政策，主张支持孙中山和革命党，反对袁世凯。因此，他首先成为孙中山争取的对象。1914年8月，孙中山曾两次拜访犬养毅，孙对犬养毅谈及他对大战的看法，以及对中国革命和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并说：“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持中国革命。”接着孙就筹集军资问题时又说：“如若此时仍不能筹组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对于孙的请求，犬养毅颇觉困难，但仍对孙说：“如周围条件允许，现在是举革命大旗之大好时机。”（《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1651号，1914年8月27日，转引自俞辛火享《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页。）
头山满是大陆浪人的首领、黑龙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积极主张反袁，乘中国内乱而大肆侵华的民间代表人物。孙中山对头山满也极为重视，头山满认为“一战”是举行“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时机，他对日本现在推行的外交政策不满，曾向陈其美表达了他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主张。对于引退后的板垣退助，孙中山也非常重视。板垣退助是日本自由党和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此时他虽然引退，但在政界依然有较大影响。孙中山1914年9月曾拜访板垣，请求他出面说服大隈内阁“支持”中国革命党人。（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第829页。）另外，孙中山还与三井财团以及日本军部有所往来。不过此时，正值日本诱迫和威压袁氏以出卖中国利益之时，孙中山的活动一时很难有成效。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1915年8月，日本大隈内阁的外相加藤辞职，石井菊次郎继任新外相，这为孙中山实现联日反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因为加藤高明离开内阁的影响有二：一是“代之填补这一空白的主要是旧国民党系统的集团，而与旧国民党系统的政治家共同采取‘对外强硬’政策的大陆浪人，已与大隈内阁有了的密切的关系”；二是“在加藤任外相时期受到压抑的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由田中义一就任次长，上原勇作就任总长以后，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山根幸夫等编：《近代日本关系史研究入门》，台湾金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军部在外交上的发言权日渐增大，并和国民党系统、大陆浪人组织等一起推动了日本改变对袁政策。1916年1月19日，迫使大隈内阁通过了“要注视南方动乱的发展”（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第13页。）的决议，“扶袁”政策就此终结。1916年2月，政友会、同志会、国民党、中正会各党的议员志士们和院外集团，以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华联合会、浪人会等民间团体，还邀请实业家和新闻记者参加，召开了对华同志大会。大会称赞中国的反袁起兵是正当行动，宣言打倒袁世凯，“挽救中国四亿苍生，以收拾大局并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7页。）与此同时，陆军部的福田雅太郎等军官们，也频繁地和外务省的小池等人接触，精心地进行反袁密谋。这些活动，迫使大隈内阁在1916年3月7日召开内阁会议，确认“以袁氏退出中国当政者集团为妥。毫无疑义，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并决定“默认”“民间人士”，支援中国人的反袁活动的方针。（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第45-46页。）日本的“弃袁”政策至此形成。当然，日本由“扶袁”到“弃袁”是以日本侵华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它的“弃袁”行动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加速了袁氏专制独裁政权的崩溃。
四、结语
“二次革命”失败后，日本在对待南方革命党人的问题上，采取排斥的态度，曾一度拒绝孙、黄等人留居日本，并劝诱他们改赴美国，显见日本对袁氏政权的重视程度。但是，日本政府对袁也是缺乏信任的。袁氏投靠英美制约日本的态度，也使日本对袁抱有很大的戒心。“一战”爆发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并大肆攫取在华权益。袁氏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及时地向日本示好，但日本对袁的戒心并没有完全消除。随着中国人民反袁斗争的高涨，日本政府在袁政权岌岌可危之际，放弃支持袁世凯渡过难关。这一政策的转变也和孙中山在日运动反袁和日本对华强硬势力的努力有一定的联系。当然，日本无论是“扶袁”还是“弃袁”，其目的就是最大化地掠夺中国，推行其侵略政策，以称霸东亚。但日本的“弃袁”政策在外交上也使袁政府更加孤立，加速了袁政权的垮台，加速了护国战争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