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我没见他大声说笑过，即使许久未见，他也不会上来使劲握手或高声大气地表达。可他那清瘦却光洁的脸上总露出让人感到亲切的笑意，平静的语调让人感受到一种老友的独特情怀。
多少年，我喊起“鹏喜”这个名儿来就有一种亲切感。他本姓钱，著述署名时就省去了姓氏，因此，无论是从老友角度还是从笔名角度，这样称呼他都很恰当。当然更重要的是，与鹏喜交往或长或短，你都能够感觉出他那种做人的风格，不牛不傲不精不咋呼，更不耍小心眼。我曾经暗自想过，让这人来担任一个特大城市主流文学刊物的主编，对很多作者来说，是件“占便宜”的事情。
鹏喜是写小说的，出版过五六部长篇，也写过中篇和短篇，还写过散文，但只出版过两本。相识多年之后我才接触到他的作品，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小说《河祭》，那是他早期的一部长篇，也是他产生过社会影响的第一部小说。我是从《当代作家》上读到的，那时我正主持编辑一家书刊资讯类报纸，还就手为他写过一篇短评。《河祭》是写汉水船帮生活的，鹏喜写出了船家初离岸土的痛苦与愁绪，写出了船帮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写出了他们与帮会流氓和官府兵痞之间的周旋用智，更写出了他们抗击日寇的悲壮义举，把一种很多读者不大了解的船家生活写得波澜起伏，向读者展示了一条古老河流与船民生活浑然一体的现实世界。
这部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读者充分肯定，第二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河祭》出版了单行本。许多年后，还有评论家撰文研究这部小说的成败得失。至今，圈子里的朋友提起鹏喜，就必然说到他的《河祭》，这部小说不仅对他来说是一部标志性作品，而且对汉水这个地域，对武汉文坛，都是不可忽略的一部长篇。
写《河祭》时，鹏喜才三十出头，现在回头看来，在那样的年华能够以老练的笔力写出富有历史沧桑感的“大部头”，是很不容易的，但直到如今，我都没看到他在任何地方炫耀过。
几年后，鹏喜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不远的木屋国》，这部小说写的是大都市在旧城改造中发生的巨大变迁，但他没有停留在城市图景演变的简单记录上，也没有停留在对两代城市人与困顿的生存环境抗争历程的描绘上，而是着力揭示社会变迁给人们心态带来的变化。有专家说，这部作品无论是从细节描写还是从语言的文学色彩上审视，都更显功力，其艺术价值要比许多获过所谓大奖的小说更显分量。
鹏喜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有人还从民俗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过其中的审美价值。如果要追溯其源，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鹏喜说，他祖祖辈辈生活在汉江上，他对这条古老的大江有着特殊的情感，自少年时代起，他就被许多可歌可泣的船家故事感染着，于是便有了《河祭》。后来的《不远的木屋国》，写的就是武汉的变化，就是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
鹏喜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你不用和他多接触，他就会使你心情释然，使你信赖他，放心他，同时也尊重他。用“厚道温和”来概括他给我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几十年我没见他大声说笑过，即使许久未见，他也不会上来使劲握手或高声大气地表达。可他那清瘦却光洁的脸上总露出让人感到亲切的笑意，平静的语调让人感受到一种老友的独特情怀。我偶尔也听到过他对某个作家的无理要求表示不满，这体现了他的正义感，可他的语气依然淡淡的。
鹏喜与我同庚，不同的是，我成长在乡下，他属于出生于武汉的城里人，当过知青，在乡下教过书，做过县知青办公室的宣传干事。招工返城后，先是当工人，不久又去教书，又当宣传干事，走过了那个时代许多城市青年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可是，后来他能够上大学，能够去做记者和编辑，就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选择的道路。再后来，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沉甸甸的小说，能够当主编，当作协副主席，所能类比的人就更少了。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
——巴尔扎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