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说他一边上课，一边拍着自己光亮的脑门，有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估计是某个灵感飘然而至了。
要写邹建军，我开始感到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在二十多年前就相识了，可一旦动笔写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我认为他的性格没有什么特点，可能就是他的特点。在我的印象里，他说话声音不高，只要细加分辨，就能发现其尾音中带着“川味”，并且面部总是显示着微微笑容，使人感到极好接近。
这个在湖北颇具声望的文学教授，其创作与研究活动一直与诗歌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初的交道也是因为诗歌，那时我在主编一份书刊资讯类的周报，某个下午他走进了我们有些拥塞和零乱的编辑部，忘记了是哪位同事将我从里间喊出来见他，说他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老师，也写诗，刚刚与人合编了一部《中国诗歌大辞典》。在那个全国青年拥挤“文学独木桥”的年代，有这么一部辞典问世，其效应可想而知。诗评家李元洛当年称其“是一部好书。”建军告诉我，辞典很可能再版，他们要尽量将初版中遗漏的一些诗人增补进去，包括我，并且还要将我当时颇受欢迎的《诗廊漫步》也作为一个词条列上，这大概是他那次前来造访的一个重要目的。尽管他们的辞典后来未能再版，可我记住了我们的那次会面，而且还记得他与我对桌而谈的神态，说话不紧不慢，不卑不亢，没有多少热度，但足可信赖。
那年我三十出头，总以为自己年轻，没想到建军比我还小八岁。他肤色略黑，显得老成持重，三十几岁时曾经被别人看成五旬老者。他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认为他是在拿自己寻开心，但我不怀疑，因为我从二十五岁开始当“老杨”，也曾有过类似遭际。我们还有共同之处：生长在乡村，农民的后代，先辈都不曾写过诗，父亲都不那么理解儿子，可他说“诗歌是最好的庄稼。”作为农民的儿子，建军一直生活在巴蜀的土地上，又在那里的省会读完大学，至于后来他怎么到了湖北，怎样在这儿安身立命，我从来没问过他。这在他个人的命运转折中很重要，但对朋友并不重要，尽管我对他的个人经历怀有一种感佩。
几十年中，我们交往的机会并不多，我听说他的副教授和教授职称都是破格晋升的，早年我还见过北方的《名人》杂志介绍过他。
邹建军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批评方面，注重对当代诗人诗作的批评，并且视野十分开阔，包括台港乃至海外的许多华人诗人，都曾受到过他的关注和研究。早年，他对台港诗人所做的某些评介性研究，曾被相关专家称为“难度极大”的项目。他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录在《现代诗的意象结构创作篇》与《新世纪新诗佳作选评》两部论集中。在诗歌批评理论上，建军提出“学院诗歌批评”的主张，具体细分出情真、意藏、像美、言凝的八字标准；在批评方法上，他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并归纳出一套术语与概念，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现代诗的意象结构本体篇》《现代诗学》两部论著，是他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近些年，建军在比较文学研究上着力不少，积极探索这一学科的建设理论和发展策略，他还着重从文学伦理学角度研究英语诗歌与美国小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邹建军还大力倡导诗歌批评的独立精神，强调批评就是追求诗艺真理，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学术品格。
有些读者可能只知道邹建军是个教授，是个学者，而不知道他也是一个保持着浪漫情怀的诗人。好些年来，他一直在坚持诗歌写作，尤其是致力于汉语十四行诗的创作实验，出版有《时光的年轮》《邹惟山十四行抒情诗集》《汉语十四行实验诗集》，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
建军治学和创作都非常勤勉，他的那副大脑似乎没有停止过思索。学生说他一边上课，一边拍着自己光亮的脑门，有时候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估计是某个灵感飘然而至了。他还有个习惯，讲课时自带录音笔，他说要把自己演讲中随机闪现出来的东西录下来。对此，我依然认为不足为怪，因为学问是从思考中得来的。
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奇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奇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