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敬畏巨匠，敬畏经典，敬畏文学，可我感到，在艺术与孕育它的本源之间，我们更应该敬畏的是生命，是造化，是历史的参与者，是生活的创造者。
我这辈子痴痴迷迷地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文学写作，虽然是业余，却几乎耗去了我生计之外的全部。
有时听说一些“志愿者”比我更迷，甚至为文学辞了职，离了婚，可他们有的人连我这点成就都还未达到，不值！但转念一想，自己值吗？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文学这条路上，沿途都是陷阱，绝大多数人不过是早陷或晚陷的问题，或者叫“败下阵来”，终究是白走一遭，为他人作陪衬。只有极少数能靠文学吃饭，能养家小的名利双收者，才是一场场文学马拉松赛跑的成功者，才值。在我看来，文学跋涉就是这么悲观，但依然不乏来者。就在我写作此文的当晚，在新到的《杂文报》上读到一位老作家的故事，从1953年5月5日，十三岁的他在湖北《宜昌日报》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到2013年5月5日黑龙江省作协批准他入会，整整花了六十年光阴，他才“圆”了自己的作家梦。原来，文学这东西总是裹着神圣的灵光，敬畏者无法抗拒，才有了这种前赴后继的悲壮。
仰慕，热爱，兴趣，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文学的敬畏。我们应该敬畏巨匠，敬畏经典，敬畏文学，可我感到，在艺术与孕育它的本源之间，我们更应该敬畏的是生命，是造化，是历史的参与者，是生活的创造者。
一场战争和一部作品，更值得敬畏的是顷刻间消失的那些最有热力的生命。一个人物和一部传记，最值得感怀的也是一段不寻常的人生历程。一户山民迫于生计，在险壑峭壁上建了座石屋，触发了画家的灵感，于是便有了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使画家成名了，可建房的那家男主人却终究因饥寒和困顿死于老林。在过去的漫漫岁月里，这并非只是一种残酷的假设，即便不是这样的结局，我觉得也是有欠公平的。因为在奇妙的画幅深处，还有画家没有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坚韧，那才是更值得我们敬畏的生命之奇与生活之美。再如，这几年去南国偏远山地寻访梯田的摄影爱好者愈来愈多。每每看到他们拍到的那种弯曲错落、层层叠叠的梯田壮景，我惊叹的不是其美感，而是一代代山民与险恶自然条件搏斗的生生不息。那种比人工描绘更有韵律的线条，其实只是密布的梯级田垄，山势愈陡，这种田垄线条才会愈密集，也就愈出“效果”。但我却老是想到在那些狭窄而不规则的梯田耕犁的难度，老是想到烈日下泥水中耙耕抢插的艰辛。不是因为我出身农民，才想到这些让人累得慌的画后耕作，世界本来比艺术更精彩，生活创造本来比艺术创造更伟大。
艺术崇拜与生活感怀虽然不属于同一个概念，但我们作为献身文学的志愿者，在敬畏文学艺术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万物造化和生活创造保持敬畏之心。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保持对世界，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加准确、更加鲜活地摹画出自己眼前的生活。
说到文学艺术的创造，还有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名利究竟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曾经，名利被政治权势认定为邪恶，人们谈名色变，也不敢去从事创作，谁若奉命创作了一件作品，也多半署上集体的名义。更有几百年前的先贤写出了不朽的名著，却留下署名权问题让后世争说不休。当然，这些都有着各自的历史原因。
名利，是文学艺术创造的驱动力，并且没什么不正常。
世人总是劝导别人看穿名利，但往往自己都没法过这一关，事实上，能够真正在意识里超越这两个“神物”的人只是极少数。某地有位宗教领袖，生前因年事已高，不大接触外人，但有个年轻作家要写文化名人而去采访他，他却格外配合，热情有加，还主动赠其墨宝。遗憾的是，文章未出，大师已阖然长逝。另有一位诗词高手，在当地享有相当的名望，谢世之前竟嘱托某楹联专家为其撰拟了一幅长联，极尽赞誉，更极尽志哀。老先生作别之后，追悼会现场及当地媒体自然少不了那幅经过他生前认可的挽联。还有些名家到了一定分量，一些名利上的事情如果将其遗漏，他可能会从牙缝里挤出两句恶骂，一旦得知他大名在列，却又谦逊地说“我有何能何德。”能够声称自己淡泊名利的人，都是多少具有一些名利地位的，并且是相对而言，能够彻底地与名利绝念，或许是在他们入土为安、思维停止了之后。更多的人不想名利，更不谈名利，是他们与这些东西相距遥远，甚至是连温饱都没解决的群体。
名和利，一般情况下是紧密相关的。离个婚，怀个孕，就不用说了，甚至是逛趟街，会个友，上回馆子，都会有狗仔队追踪，都会有媒体炒作，这种极致的人生风光与巨大的利益都是建立在名气之上的，所以，引来无数少女将其视为生命的最高境界。到个场，泼点墨，或者扯几句话，就能得到大笔出场费，这也成了许多文化人的向往，连没啥文化的“铁岭靠山屯的老大妈白云”也以文化名人自居，毫无愧色地在崔永元面前连连自夸。当某些明星大腕痛骂娱乐记者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蜷缩在京城的地下室羡慕不已哩。
这几年到几个地方讲文学，当地的报纸电视预告、现场的欢迎横幅和会标等等，都未忘加上“著名作家。”有一回我在讲课中穿插说，这到底是为了吸引大家前来听讲座，还是为了让我高兴？真正的著名作家是无须“著名”的，比如鲁迅巴金等许多文学大师，人们不再称他们是著名作家了。未料，我此话未落，掌声爆起。我讲的只是实话，因为看重名利，才有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著名××”。
圣人说，食色，性也，名利亦如此。既然世人无法抗拒名利，就应该承认它的合法存在、合理存在，但必须是“君子爱名，得之有道”，绝不能像某凤姐和某露露那样暴取大名。作为作家，必须实实在在地经营作品，而不是靠厚黑学经营名利。
我曾经说过，过去多少年因为忙碌，自己无暇思考创作之外的东西。比如，每天上下班从文联门口经过，却几年没顾上跨进它的大门。很多年没想过去争取什么奖项，《诗廊漫步》多次再版和重印，我都没想到拿它到作家协会去参评文学奖，在我第一次获得散文奖之前，不曾主动向任何机构申报过一片纸。但这并非想表明自己具有多高的境界，除了无暇顾及，除了那时不大看中奖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自己写到了一个什么层面。那年到天津领奖接受《今晚报》采访时，我曾经这么说过，不是假话。相反，这些年受到种种关注和鼓励多了，心态上倒不如那时平和。尤其是看到有些人轻轻松松发作品，轻轻松松获大奖，轻轻松松“著大名”，总有点愤愤不平。但有时静下心来想想，觉得大可不必“与自己过不去”，有些现象是改变不了的，如果自己想“冒尖”，唯有写好自己的作品，不抱侥幸心理，更不抱投机心理。从这个角度看，未必不是好事。
其实，如果没有公正，我也不会得到种种肯定。当年，看到报刊连载《诗廊漫步》主动与我联系、促成它一版再版的北方文艺出版社的诗人满锐老师，我们至今都没见过面。湖北大学组织研究湖北散文创作，课题牵头人刚从日本做访问学者回来，是通过省文联找到我的相关资料的，原来，她在我那本不起眼的集子《海天履痕》中读到过几篇历史散文，责任驱使她一定要和我联系上，随后又对我的文化散文给予了很高的定位。最让我感动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这位在湖北文艺理论界享有领军地位的老教授，在他出席“任蒙散文艺术座谈会”之前，我们没有交往过，可他郑重地到了会，而且是有备而来，带头作了体系完备的发言。后来他多次说我和小说《跪乳》的作者，是湖北“受了委屈”的两个作家，说我们都是当过兵的，都很老实。因此，他几次表示要为我写一篇比较全面的评介论文，争取推到《文学评论》上去，连基本思路都考虑好了。我当然不敢作这种“指望”，因为黄老师已经年过七旬。此后不久，他患癌症去世了，令我倍加伤感。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组委会给我的《颁奖辞》，其措词评价更是出乎我的意料。来自理论界和出版界的这种公正与良知，是文学鉴定的主流，也是我向上攀登的动力。
文学之路不存在创作之外的捷径。要想成功，就不要管别人靠什么风光，只有自己沉下心来，努力写出读者真心认同的“硬通货”，以作品服人，才是正道。
人生是一所学校，在那里，不幸比起幸福来是更好的老师。
——弗里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