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觉得做人还是本分一点好，不贪心，不伪饰，不矫情，不作非分之想，不多余花些心思；我就是我，自然大方，坦坦荡荡；否则，像那种每走一步，每行—事，每临一境，总要细加顾盼，总要多一个心眼儿，总要换一副面孔，总要变一个手法的人，活得多累。
我算不算一个老实人？该不该做一个老实人？这些连稚童看起来都似乎不太难的问题，有时却让人感到困惑。过去在部队，从连队到军区机关，经历过不少岗位；后来转业到地方，也变换过好几个单位。一路过来，直接共事或打过交道的领导和首长也好，战友和同事也好，对我的评价基本是“老实人”或“本分人”，至少没有听说谁认为我这个人奸猾。并且，这些对我基本一致的评语，都是他们在背后一些场合不经意地作出的。
这样的评说，我一直引以自慰和自勉。有时扪心自问，大概自己还算一个老实人，也甘愿做一个老实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我开始对这一点动摇起来。以前听人说当老实人吃亏，我倒不在意，认为世界上总要有人吃亏，每个人都想把好处占尽，谁都不肯相让，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十分可怕。可令人担忧的是，后来竟有人说老实人往往缺少点所谓的开拓精神，不及精明人“会干事”。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我们党曾大力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眼下这种“三老”作风非但没有过时，相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而这种说法却把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对立起来，说这话的人无非是想表明自己“思想开放，有开拓精神，能力强”等等，掩盖自己在干部群众中声誉欠佳的缺陷，同时把日见其少的一批德才较好的干部排除在外。虽然没有哪个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去专门确认过干部老实不老实，我究竟是不是一个老实人，最终也不能由自己认定，但我听了这种谤论，心里总不那么舒服。老实人中有工作能力低的，而精明人也不一定个个能力都强。相反，如果按照某些精明人的逻辑，可能会把我们的事业办糟，办砸，因为他们的“会办事”往往是以坑害国家或别人为前提的。将做人诚实与僵化保守相等同，也是很荒谬的。试想，如果让一个诚实正派的人去领导某一个单位的改革，可能首先被他改掉的就是那些巧言令色、不学无术的所谓精明人吃香的机制，当然，这样的开拓精神他们是不会赞同的。
由于当老实人不吃香，便有些好心的同志提醒我“不要太老实”，劝我说话办事留点神，机灵一点。古人说，大道直行将不容于世，这话果真具有真理性意义吗？我一时惶惶然。在他们的劝导下，我也曾经在说话处事方面，试图学着精明一点，可做起来实在别扭，有时想在领导面前把话说得好一点，到时却忍不住又直来直去，或者干脆忘了。所以至少有三位老同志曾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对我说，你真是教都教不醒！我哑然，因为我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确不堪教化。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只好如此了。不过我觉得做人还是本分一点好，不贪心，不伪饰，不矫情，不作非分之想，不多余花些心思；我就是我，自然大方，坦坦荡荡；否则，像那种每走一步，每行—事，每临一境，总要细加顾盼，总要多一个心眼儿，总要换一副面孔，总要变一个手法的人，活得多累。做人心眼儿实一点，说话直一点，有时虽然不大招人喜欢，甚至使人误解，但时间会帮助你。在军区机关工作期间，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分歧，我“冒犯”了一位职务比我高的老同志，后来他在背后说过一些对我不敬的话，我只当作不知，但我转到地方几年后，另一位战友偶尔谈起，那位老同志最终对我的印象还是“任蒙是个忠厚人”。他的这句“定论性”的话使我对他更加尊重了。可以无愧地说，在我走过的一些单位，还没听说有谁指着我的脊梁议论：“这家伙为人不地道。”二十年前，我作为总编辑离开一家不算很小的新闻单位时，几位记者和职工还为我的调离红了眼圈。我觉得这就够了，并认为老老实实做人并非没有好报。至于我的工作能力如何，也自有同事们的评价去说明。二十年后果然有位退休多年的老记者（鄂东大汉）在网上发了篇题为《负任蒙劳——回忆当年的报人任蒙》的博文，深情写道：“历史可以作证：当年报社那个舞台上，各色人等演绎了自己的精彩与无奈。在那样一幕人生活剧里，任蒙是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铺路人。”先后有一批网友跟帖表示赞同，没有一个人认为他写的不实，并且这些跟帖者大多都是我们当时的同事。他们今天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使我更加感动，也更加坚信做老实人没错。
诚实是一种天性，更是人生应当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