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的内涵
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法治（the rule of law）近些年来被引入经济学领域。从历史上来看，法治起源于英国。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起，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经过四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反复，最终英国的法治框架基本形成（钱颖一，2003）。在1688年之后，英国废除了绝对主义王权，开始走向近代市场经济国家，至19世纪维多利亚王朝达到鼎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肇始于近代英国的法治框架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典范。
戴雪（1935）阐述了法治的内涵。他认为，法治是议会主权下的英国政治结构的特色，是从英国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个人的自由等各方面可观察到的法则。具体来说，他把法治的内容归纳为三个命题。第一，任何人在不违反明确制定的法律的情况下，不受任何处罚。这一命题表明，没有法律的根据，国民个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不受国家的侵害，政府不得拥有广泛的、专断的、可自由裁量的或者特权式的权限。第二，任何人皆不在法之上，一切人皆服从法律和法庭的司法。这一命题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个人（即使是天才的领袖）或者由人组成的团体均受法律支配。第三，法庭就特定案件裁定私人权利的判决结果所形成的宪法上的一般原则（如人身自由权、公共集会权等）渗透着法治的原则。这一命题表明，由宪法保障个人的权利，确定市民权的领域。
施瓦茨（Schwartz，1949）在诠释法治时指出，在宪法上，法治旨在防止专断的政治权力。他认为，“在我们的观念中，国家虽然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是存在着国家亦不得废除的某些原则，通常我们将它诠释为个人的人权，在早年将其称之为人的自然权利，正如我们的权利章典所保障的那些权利，至少必须保护个人的自我主张、人身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是法治国家（Law State）的本质性特色。因为侵犯这些自由的国家，即已堕落为权力国家（Power State）。”依照施瓦茨的阐述，法治就是指法律支配一切。它以不侵犯个人的自由（如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表达思想的自由等）为前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的权力亦必须有所限制。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受到事先确定并且已公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到政府在已知条件下将如何行使它的强制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安排其臣民的事物”。哈耶克的法治概念强调，法治要求政府对作用于其上的规则了如指掌，并且这些规则也必须让个人能够在理解其行为边界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行为。哈耶克对法治概念的经典阐述包括四个组成要素：规则的忠诚度（执法者在执法时的忠诚度）、有原则的可预测性（规则的适用范围及其含义的可预测性）、规则的有效性（规则源自权威的立法机关）和外部权威（将规则的受众而非执行规则的人作为制定规则的依据）。卡斯（2007）认为，法治的这四项要素可以确保法律不会变成个人为所欲为的工具，也不会放纵政府官员任意践踏公民的权利，从而使得法律的惩罚机制变得可以预测，因此它们允许个人以最有可能提高社会福利或减少社会成本的方式去适应法律规则。
上述学者对法治内涵的表述尽管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内涵仍然是法治要求把经济人和政府都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之下，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二、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
钱颖一（2003）认为，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来自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和知识的力量。首先，各类经济人和政府为了长期利益，希望约束自己的同时也约束别人，从而有建立法治的需求。其次，外部环境的压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最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会掌握较为完备的知识，并传播给一般民众，从而能够推动法治的建设。
钱颖一的观点没有考虑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在现实当中，当某些利益集团发现，法治的完善将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就会阻挠法治的完善。Olson（1965）和Becker（1983）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利益集团的游说对政治选择产生的影响。追求私利的政治家们通常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以承诺有利于利益集团的资源再分配的方式来换取他们手中的选票和捐款。而Stigler（1971）则指出，“那些将军、独裁者们、强势社会阶层、政治上的多数派以及受惠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选择建立能够巩固自身权力的制度去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政府最终被“俘获”。霍夫和斯蒂格利茨（2005）研究了后共产主义社会法治形成的障碍。他们建立了一个关于法治需求的静态模型，模拟经济主体在创造价值和掠夺资产之间进行决策的过程，发现当人们预期公司产权不能在未来得到实施（即通过正常的商业投资获取回报的风险很大），那些在掠夺资产方面比创造财富方面更有优势（同样更有优势把公司的资产和社会资产转为私人用途）的人将不会支持法治的建立，即使他们自己也有资产需要保护。而且，随着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他们可以获得双重好处：一方面，法治的缺失使得掠夺资产更为容易；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然后利用国外的“法治”来保护自己的不义之财。资本市场自由化使这些掠夺者既可以获得法治缺失的好处，又不必担心其资产被他人掠夺，从而强化了资产掠夺的激励，降低了产权保护法治产生的概率。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人都会推动法治的建立，某些利益集团将不会支持建立法治，甚至会“俘获”政府，从而阻碍法治的建立。
由于利益集团和政府有可能会阻碍法治的建立，因此需要某些力量来约束他们，其中，非政府组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机构是最重要的力量。首先，非政府组织能够约束政府和利益集团。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会给予较多关注。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任何道德风险行为都会引起他们的反应。非政府组织在约束政府和利益集团方面的优势是数量大、涉及的社会阶层面广，与媒体结合起来，就可以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隐蔽性行为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关注。其次，非政府组织在约束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同时，也要从保护和实现相关利益出发，经过周密考虑和研究，进一步发现现行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就相关问题向相关立法部门提出动议，并最终促使相关法律的出台；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司法协助的方式并与新闻媒体联合来监督法律的颁布和施行。
媒体和互联网能够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不当行为作深刻的报道和讨论，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对其某类社会现象的重视，加快对解决某类事务立法，使其解决问题有法可依。另外，舆论和互联网还能监督司法机关依法执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我国已经发生的多起重大违法事件中，新闻媒体在最快的时间内将事件的实际情况公开报道，并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激起社会民众的普遍关注，促使政府能公正地处理问题。由此可见，舆论和互联网监督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公器，能够促使法治进程加快。
根据哈耶克（1960）的论述，司法独立可以被定义为：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相分离、法官的判决不受当事人或其他机构的影响，并且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受制于法院的违宪审查。如果司法体系不独立于行政和立法分支，利益集团就会贿赂法官，或者通过“俘获”政府来干预法官的判决。司法系统的作用不仅要确认新通过的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而且要检查国家的代表是否遵循程序设计来保证法治。违宪审查权使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的预期成本上升，增加寻租的困难，从而能够有效地阻止利益集团的干预。
针对经济转型国家建立法治的障碍，LLSV（2000）则提出了经济转型国家法律改革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第一，制定法律、法规至关重要，影响金融发展的绝不是法律情感和态度。制定法律法规不仅有利于人们形成对未来良好的预期，而且还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好的法律、法规是那些能够实施的法律、法规。改革的策略不是创造一系列理想的规则，然后观察它们能怎样很好地实施，而是要制定一些只能在即定结构内实施的规则，否则法律的效力将无从谈起。第三，在无法依靠法院执行私人合同和法律时，适当的政府管制有利于金融的发展。LLSV（2000）的三个原则有助于完善经济转型国家的法治，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集团的阻碍，因此经济转型国家需要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媒体和互联网的监督功能和促进司法的独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扫除法治的障碍。
三、法治对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1.法治能够保护投资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行为假定：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牟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由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取非常隐蔽的手段，会采取道德风险行为，因而交易契约双方即使签订了协议，但未来的结果仍然会具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
法治可以有效地克服银行内部人对投资者的道德风险伤害，而且通过对滥用职权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的内部人给予法律上的强制性制裁措施，加大内部人滥用职权的成本，并降低其滥用职权的预期收益，尽可能减少内部人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道德风险。
金融产品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更容易受到道德风险行为的损害，因此法治对于保护投资者免受道德风险行为的损害尤为重要。在传统金融理论中，金融产品是指能够给所有者带来现金流的一种有价凭证。但是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象，金融产品的本质特征是它们给所有者带来的权利（Hart，1995）。金融产品所附带的这些权利是所有者获得收入的保障，如果这些权利无法实现，其所承诺的收益就很难实现。但是金融产品的内在权利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权利依赖于法律体制和法律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产品具有泰勒尔在其《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中所定义的“信任品”的特征，即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短期内无法辨别商品质量的好坏。陈志武（2005）也认为，在金融交易中交易的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Clague（1999）认为金融业是一个契约密集型产业，即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由于交易的复杂性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需求方既无法在交易之前对服务产品质量进行检验，又很难在事后对其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估。Acemoglu等（2005）在比较服务业和制造业受契约维护制度影响程度时发现，在一国契约维护制度较弱时，主要以有形物为交易对象的制造业部门还可以找到替代机制来促进发展，而以无形物为交易对象的服务业部门则无法找到更适合的替代机制。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制度环境来保护契约的执行，相对于其他产业的交易，金融交易的供需双方更难以对交易的利益和风险形成稳定的预期。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如能有效地发挥第三方契约执行功能，将会极大地缓解金融交易的困境。
2.法治有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预期。
金融交易中交易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对交易者行为的预测就成为每个交易者进行选择的必要前提。但信息的不完全、理性的有限性及道德判断的分歧使交易者行为难以预料，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交易者的行为才具有可预知性。制度作为行为体责、权、利的明确划分和强制规范，能使每个行为体的目的、手段及与之伴随的后果之间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因此每个行为体的行为不仅具有最大程度的可预知性、可计算性，而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给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正如哈耶克所言，正当行为规则的作用是“在于告知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某一行动属于被许可的行动；但是这些规则却会把创建个人确获保障的领域的事情交由个人依照这些规则去完成。或者套用法律的话来说，这些规则并不赋予特定的人以权利，而只是确立一些人们依据它们便可以获得这种权利的条件。每个人有可能获得的领域，部分取决于他的行动，部分则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事实。这些规则的作用只是使每个人都能够从他所能确认的事实中推知他本人确受保护的领域的边界，而这些领域的界分则是他与其他人为他们自己确定的。”
具体到法律制度来说，法律制度界定了每个投资者能够获得法律保护的条件，每个投资者据此可以判断其他投资者的目的、手段及与之伴随的后果之间具有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预期，使投资者拥有较长期的投资规划，增加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