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风险的含义
早在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道德风险的存在：“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私人合伙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地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物的管理中，疏忽和消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亚当·斯密，1776年）。不过，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及其对具体问题的应用只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才开始进行的。
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提出道德风险这个概念，他在《承担风险的理论文集》（1971年）中指出在交易合约中，不一定能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自然状态”存在，随机事件实现反映为“自然”外生选择而不是经济行为者的内生选择，以致实际的合同，不得不依赖于不完全的代理人。阿罗的观点强调合约关系中的“随机事件”的存在，使为取得第一流的最佳效率所需要的完全的市场系列经济不能组织起来，而不得不依靠不完全的代理人。在阿罗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经济学界对道德风险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研究开端于保险行业的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的签署中，一方面由于投保人有谎报风险的动机，从而使保险公司难以针对不同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收取不同的费用，即难以确定其边际费用而只能根据平均风险收费，结果使许多投保人有机可乘；另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在投保后可能会减少防灾努力而增加赔偿风险。经济学家由此把涉及契约或合同的其他经济领域本质相同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风险”问题。人们对道德风险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道德风险的定义也并未完全趋于一致。有人认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or moral risk）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机构（个人）在最大限度扩大自身效用同时做出不利于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行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银行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中对道德风险的定义，道德风险是指当人们将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时变得不太谨慎的行为倾向。该定义把“人们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后果”作为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认为这将使人们的行为变得不谨慎，从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道德风险源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有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的信息。从非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看，可能发生于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于签约之后。这两者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信息经济学更多地将事后非对称模型归为道德风险模型，即事情达成后，双方中的一方不得不面对另一方从事自己不期望活动的可能，而这些活动将伤害自己的利益。
相对而言，《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道德风险的论述比较权威，也比较全面。道德风险定义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道德风险存在于下列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或利益），因而他们不承受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同样地，也不享有行动的全部好处。显而易见，这个定义包括许多不同的外部因素，可能导致不存在均衡状态的结果，或者均衡状态即使存在，也是没有效率的。
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是比较相似的概念。按照威廉姆森的定义，机会主义是人们的一种狡诈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倾向。具体来说，机会主义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那些精心策划地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混淆视听的行为倾向。只要周围的环境和条件允许，这些倾向就会转换为实际行动——投机。机会主义利用信息不对称或私人信息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获取私利，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威廉姆森之所以引入机会主义假定，因为他不满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把经济个体设想为遵纪守法的自私自利者。因为如果不存在投机，那么一切行为就符合规则，而且也无需事前制订详细的合约。即使出现不可预料的事情，各方为了维护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能按照一致遵守的原则去处理。只要坚持下列一般性条款，就能避免合约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随时通报所有有关的信息，在合同执行阶段，为争取最大化共同利益而提出建议并进行合作，并且完全同意按照事先约定的比率来分享由此取得的收益。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交易中存在的各种“违规”或“越轨”的行为，并且忽略了现实交易中存在的各种违约风险，以及低估了现实交易中潜在的各种问题及其复杂性。
机会主义倾向可分为事前机会主义和事后机会主义，事实上，道德风险是事后机会主义。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又被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在达成契约前，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合约的人一般拥有私人信息并且利用另一方信息缺乏的特点而使对方不利，从而使市场交易的过程偏离信息缺乏者的愿望（由于这种交易如果达成则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损，从而不能满足帕累托效率使交易双方共同得到剩余的条件）；事后机会主义即在达成契约后，一方利用信息优势不履约或不认真履约。
从上面对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的定义中，可以看出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表达的含义是相似的，因此，在本书中，道德风险并不仅仅指事后的机会主义，也包括事前的机会主义，即道德风险就是机会主义。
二、道德风险的成因
道德风险是合同不完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引起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与他人之间的效用冲突。这种不完全性的产生归因于下列几种原因：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而同时又要避免风险或联合进行生产；订立合同需要费用，又有法律障碍，而且实施合同也需要费用。
1.掌握信息不对称。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可能拥有独家信息。阿罗（Arrow，1985）把这类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前者包括不能为他人准确观察或臆测到的行动。因此，这类行动订立合同是不可能的。后者则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事态的性质有某些但可能不够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足以决定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恰当的，但他人则不能完全观察到。这样，即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行动可被他人不付代价地观察到，他们仍然不能断定这些行动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
通常分析隐蔽行动的例子是：对于工人的努力，雇主无法不付代价就可监督；投保人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发生事故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承保人也不能无代价地进行监察。很显然，犯罪活动也属于这个范畴。
隐藏信息的例子是专家服务，譬如医生、律师、经理和政治家的服务。
在某个行动主体的行动后果可以同他人的行动后果相区分的情况下，即便这些后果可能受偶然的、无法观察的事态的影响，如果他们对风险持中性立场，只要按一个固定费用简单地把全部后果转嫁给这个经济行为者，问题可能很容易解决。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完全合同。合同不完全性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经济行为者要避免风险，或者，不能把责任归于一个经济行为者身上。
在经济行为者要避免风险的情况下，把全部的损失（或利益）都交给他们，就意味着他们要承担随机事态的全部风险。他们既要避免风险，也就愿意购买对这种风险的保险。但是，对于其他经济行为者来说，把那些经济行为者的行动后果和他们不能控制的偶然因素分开是不可能的。对后者保了险，那就不可避免地把那些代理人和他们自己行动的后果相分开。当然，他们可能对那些无法观测到的行动或状态提供信息，但这种信息不一定是可信的。内容最广的合同一般包括某种程度的保险，因此会导致刺激和风险分享之间的冲突。有关道德风险的大多数文献都集中描述了这种情况。
2.订立合同的障碍。
不完全的合同也可能起因于下列情况：由于签订详细的能够适应各种情况的合同所费甚多，因而个人就无法掌握有关的信息。这个问题在涉及复杂交易和长期的合同时显得非常尖锐。当有关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大时，应加以考虑的不测之事在性质和数量上显然很多。不仅对它们做出预期和签署一个具体规定或要求采取相应行动的合同所需费用可能很大，为应付每件不测之事采取适当行动而达成协议的费用很可能是高不可攀的。如果某件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而协议的费用却很高，那么，听任合同含糊不清，在达成协议前等待不确定的因素得到解决，这样做可能是值得的。但是，决策时常先于不确定因素而得到解决。例如，专门用于自然或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由当事人在生产和贸易开始之前决定。投资的性质很可能有赖于交易价格，而交易价格又可能有赖于决定投资后所透露的信息。如果将交易价格留到未来的协议考虑，有关投资和贸易的有限协定可能是最佳的。但是，这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对于作上述投资的当事人来说，在接下来一段时期里，如果当事人另一方乘机采取某种行为，就可能导致交易的中止或对他们不利的合同条件。由于知道这一切可能发生，因而对于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减弱。由此造成效率的损失，很可能低于订立完全合同的成本。Williamson（1985）认为，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企业纵向联合。
当交易不太经常而且数额较小时，合同往往会因为费用昂贵而难以签订。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大多数现期市场交易，均属此范畴。由卖方以“保证退款”或调换形式提供的总括性合同，或可被开列出具体条款的合同所代替，但后者对消费者来说，又有道德风险。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由政府制定可以作为普遍性合同的公平交易法律。
当交易是随机的或者强制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合同。交通事故中当事人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意外损害，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再一次表明，法律必须构造出一个普遍性的合同。显然，这种法律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意外事故，因此，它只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合同，仍然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
最后，合同可能会受到法律限制或从事经济活动的有限资金的限制。例如，即使经理们对风险持中立态度，如果不依赖外部资本，他们的资金可能不足以成为独资经营者。因此，股票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必须分担风险——由于经理们的信息优势，引起了道德风险问题。
同理，当惩罚为法律所限制时，即便行动能在事后不费任何代价地观察到，道德风险可能仍然解决不了。例如，破产和有限责任的条款使借款人对极端不利的事态有了保险，但对他们从极端有利的事态中所获收益则未加限制。这就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导致借款人从事风险较大的项目。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在打算克服这些困难时，贷款人有时需要抵押品和限额贷款。
3.合同实施的问题。
订立完全性合同的一个有关的障碍，是由于合同实施的费用和其他限制。当实施的费用昂贵时，忍受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效率损失与试图实施最大可能地列出各种可能事变的合同相比，前者的效率还可能较高。克服这些困难的普遍方法是提存一笔保证款项，万一合同没有履行，它就会被没收。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制，一般不能提取这种保证金。
在合同履行起来经济上不合算的条件下，合同必须具有自行实施的性质。正如劳动市场上通常的情况，无论合同中有明确规定还是没有，这都不重要。要使合同有效，当事人必须随后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这就是说，他们必须估计到道德风险的可能的作用。这个问题正是非合作博弈论的中心，它把道德风险定义为机会主义的行为。
三、道德风险的控制机制
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可以通过正式的法律、合约或者制度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提供的是不完全的保护（Milgrom和Roberts，1992）。如果协议是建立在法律保护的基础上，那么参与人可以在法庭上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法律手段的解决办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严格地依靠法律合约能够很好地控制交易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如果协议是不太正式的，参与人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来控制道德风险。这些方法包括内部的一体化、专用性资产投资和关系规范。另外，声誉机制也是控制道德风险的一种手段，声誉差的参与人发现很难能同其他参与人进行交易。本书将在后续的章节中专门分析声誉机制和法律对道德风险的控制机制。
1.内部的一体化。
内部的一体化具有三个优势。（1）一体化的组织具有监督和控制能力，能够有效实施行为监测和绩效评估，由此，组织能够监测道德风险行为并能更容易适应环境变化。（2）一体化组织能够提供长期的报酬激励，如职位提升机会，对未来的预期能够限制短期的道德风险行为。（3）组织气氛如组织文化及社会化过程有助于创造共同目标，减少事前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
在内部一体化的组织中，可以使用行政指令的方式和使用更广泛的监督机制，如连锁店中，拥有产权的品牌总部能察看各种销售纪律，实施各种检查，要求提供各种必要的报告，可以更好地考核连锁店的行为和产出，减少信息不对称。相对于加盟连锁店能更好地运用激励约束机制，产权一体化使直营店的道德风险动机减弱。总之，内部一体化使连锁店能够通过全面的、系统的、正面和反面激励措施抑制道德风险行为，使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更高，收益更小。
在内部一体化组织中，还能共享组织文化，通过一系列一致的规范准则和价值，使目标趋同，减弱道德风险行为。
2.专用性资产投资控制道德风险行为。
另一个消除道德风险行为的控制机制是设计一套诱因结构，使得维持伙伴关系的长期所得超过短期道德风险行为下的利益，因此有自动履约的动力。购买商可以让供应商投资某些专用资产来当作抵押品（hostage）而使其履约。基于双方合作关系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一旦合作关系结束，则该资产价值大大降低，当资产越难转移为其他用途，损失越大时，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如连锁经营一般会要求连锁店投资于专用设备，操作流程和人员培训。作为一种抵押，一旦加盟商逃避责任，则可能会遭受不能续约或限制扩张的惩罚，作为抵押的专用性资产就会受损，另外，针对该品牌的专用性标记，门牌和装修，操作流程以及一些人力资产很难转移到其他连锁店，由此起到限制道德风险行为的作用。
抵押作为一种诱因设计在动态的环境中也能适用，但在技术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抵押作为专用资产面临迅速贬值的风险，减弱其作为诱因功能。合作方获取对方的专用资产投资需要具备讨价还价的权利。
专用资产投资除了能限制道德风险行为降低费用之外，作为一种投资还能带来收益。如建立供应链系统既能限制道德风险行为，又能产生合作效益，相对于通用性资产能更好满足需求，降低费用。
专用资产投资能作为信号传递与交易方的合作意愿，也就是说投入资源能够确保维持长期合作关系，表明双方能够互相依赖，按照资源依赖理论，增加连锁店的依赖程度，可以平衡连锁店对总部的牵制，使双方关系对等，有助于维持伙伴关系，能进行更深入的、关键项目合作。在这种特定关系中，冲突能有效解决，能够遵守合同之外的规范准则，保证双方利益。
专用性资产投资作为一种诱因工具，需要各方面的配套信息。当交易双方只能通过间接的或误差较大的信息来考察对方的行为，则抵押作为一种关系管理手段很难奏效，如果不能明晰分辨对方合作以及不合作的行为，则很难采取下一步措施。因此，抵押策略基于较少信息不对称前提上。
3.关系规范控制道德风险。
Dwyereta1（1987）指出通过关系规范的采用及标准的建立，可以为交易伙伴在交易初期设立一个基本的交易规范，并且，在关系规范发展过程中，若双方公认该规范的公平和合理性，将增进彼此的信任。还有学者将关系规范定义为如何建立组织间关系的行为描述，并且涉及对未来交易伙伴关系预期的信念（Ring和Vande Ven，1992）。
个人和组织通常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弥补管理活动的不足。关系规范提供了结构化的互动模式，帮助组织管理交易关系。通过关系规范的发展，可以控制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道德风险倾向，由这些规范来确保交易伙伴的紧密关系和长期的交易关系。因此，关系规范能够内化组织的价值和增加相互之间的承诺，并提供一个彼此互动的规范。尤其是在连锁店系统中，总部需要利用专业化的结构来管理与各连锁店的关系。由此可见能够保证交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并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
关系式规范还通过共同的规范和价值来制约道德风险。第一，有了共同关系规范之后，双方相信彼此的交易关系能够实现长期发展，从而抑制各种破坏交易关系的短期道德风险行为。第二，共同的关系规范使双方能够共享信息，实现多层次互动、多维度合作，并能够相互以诚相待，彼此信任。因此，为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双方会限制彼此的道德风险行为。
总之，关系规范对于不同环境中的各种道德风险行为均有控制作用。其作用大小取决于连锁店伙伴对关系规范的认同程度。另外，关系规范也能作为向消费者传递品牌形象的信号，并可以作为一种筛选标准吸引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潜在合作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