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继位，以周公为师。周公一方面辅佐成王处理天下政务，另一方面也担负起了教育成王的重任。
周公是十分注重对成王及其子弟的教育的，他认为国家社稷能否延续，关键在于“后嗣”，也就是接班人的所作所为。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敢安于天命，甚至总是不去考虑天命，也不对人民有所怨恨，而是寄希望于“人”，特别是执政掌权的后代子孙。如果子孙们不争气，不能勤勉从政，丧失了先祖的优良传统，不懂得天命难测的道理，那就势必会坠失天命，从而招致国破家亡。
在那个迷信鬼神，相信天命的时代，周公能把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人的作用，充分显示了他作为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特别重视对后代德行的教诲，特告诫周室统治者，一定要看到国家的隐患不在于眼前，而在于“后嗣”。因此，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不忘对成王及子弟的教育。
他把自己的儿子伯禽叫来陪伴成王，施行教育。遇着成王有了过失，就把伯禽痛打一顿。这样，成王虽然没有受到责打，却比受责打还难受，就不得不努力学习了。可见，周公对成王的要求还是很严的。
周公为了周国的长治久安，对成王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既教给他如何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又教给他治理天下的方法，体现了德育为主、德行与道艺兼求的特点。在《尚书·无逸》和《尚书·立政》两篇文章里，就分别记载了周公对成王施行德教和政教的内容。
周公教育成王要体恤百姓的辛苦，不要追求贪逸奢侈。他告诫成王要懂得并牢记百姓劳作的艰苦，以及先祖创业的艰难，如果能这样，作为一国之君，即使有所享用，也会有一定的节制；另外还要关心百姓，了解和体恤小民的疾苦。
周公以农人的劳作为比喻，对周朝的贵族子弟滋生的贪图安逸的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做父母的，终日辛勤劳作，抚养孩子成长。可是孩子们却贪图安逸，不知道劳作的辛苦，一味地追求享受，结果变得十分懒散无礼，不但不接受父母的劝教，反而挖苦父母说：“你们这些过了时的人，懂得什么呢？”周公对这些只求安逸，不知父母辛苦的孩子作了批评，希望成王不要像他们那样，也说明了教育孩子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阐述为政无逸的重要性，周公还引用了历史上的一些例子，如殷王武丁继位以前，曾经长久地在民间辛苦劳作，和普通民众住在一起；祖甲也曾经做过平民百姓，过了很久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因此，武丁和祖甲继位以后，知道百姓的辛苦，懂得应该爱护体恤他们，才能够长久地占据王位，把殷王朝治理得很好。周代几位著名的先王也是这方面的典型，如周太王、王季和文王等。周公特别推崇文王“怀保小民”、爱护百姓的事迹，说他为国事每日忙碌，从早上到中午，连饭都忘了吃。而殷朝后期的一些国君却相反，他们生下来以后就过着安逸的生活，不知道耕作的艰难，只知道享乐浮华，结果享国都不长久。周公用历史教训说明国君体察民情、不图安逸，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
当然，周公知道，不可能要求国君完全不享受，而是要有限度，像文王那样，在满足正常的消费之外，不横征暴敛。
从上面可以看出，周公不仅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善于诱导和阐述道理。在周公教诲下，成王力戒贪逸，体察民苦，采取了一些爱护百姓，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从而使周朝走上了强盛之路。
周公劝诫成王要勤勉从政，谨言慎行。他指出，凡是有作为、政绩显著的国君，无不具备勤勉从政的优良品质，如殷代“明王”中宗、高宗、祖甲等都能够兢兢业业，对于政事不敢稍有荒废。像上面提到的周文王更是如此，连耕田种地的农事，都要亲自去做，因而得到了万民的爱戴，“享国五十年”之久。周公希望成王要效法这些先王，勤于政事。另外，周公又要成王汲取殷纣王荒淫无度、疏于政事，导致国破身亡的教训。
周公还列举了“三年不言”、勤勉从政的明君事迹，劝诫成王在处理政事时，要做到谨言慎行。
周公向成王指出，殷高宗武丁，由于小时曾与庶民生活在一起，深知他们生活的艰辛，所以即位以后，谨言慎行，曾经“三年不言”，集中精力体察民间的疾苦，思考为政的方法。因而能够做到出言和悦，处事谨慎，致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怨恨他，终于成就了殷商的盛世。
周公尤其劝诫成王，对于刑狱之事更要慎之又慎，不可滥用刑罚。
周公还教育成王，圣明的君主必须克己自谦，不要自以为是，要多听取意见，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对于民众的怨恨责骂要反躬自责。否则，就会像殷纣王那样，乱罚无罪，乱杀无辜，招致积怨于身，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
周公在强调品德修养的同时，还注重对成王教授“官人之法”。所谓“官人之法”就是选贤任能，立官用人的方法，这是一个圣明的君王所必须具有的。
为了教育成王明确分官设职之道，周公特意作了《尚书·立政》篇，用以告诫成王和其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等官员。周公以夏商两代立官用人方面的得失告诫成王，官人之法是国家大法，是光大德政的根本。夏桀、商纣因为用人不当而亡国丧邦，相反，夏禹、商汤却因为善于用人而使国家兴旺，人民富足，从而也就能长享国位。
周公语重心长地教导成王，说年轻人，你现在已经是君王了，从今以后你一定要慎重地设立官职，任用人才。要慎重治狱，不能发生错误。设立官员时，必须任用善良有才能的人。周公向成王悉心传授的“官人之法”主要包括识别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三个方面。
在识别人才方面，强调要识人有方。周公指出识人应当既审察他的内心，又审察他的行为。为了准确有效地审心察行，他也提出了后世所称的“三宅考吏法”，也就是“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宅”就是度量的意思，就是说对担负不同官职的人，要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要求，去考察他们的品德和才能。对于治事的官吏，要考察其是否善于理事；对于牧民的官员，要考察他是否能够使民众安乐；对于执法的官员，要考察他的施法是否公正。周公认为成汤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考核官吏，识别人才，结果就做到了官员都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品德和自己的名声相符合。周公反对在识别官员时，只是看他的表面，听信他的言谈，而不去考察他的德行，这样下去势必会造成忠奸不分和用人混乱。
在选拔人才方面，周公强调要任用贤能。周公提倡夏代创立的“九德官人”法，即选用那些具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这九种品德的人。周公还提出必须选用贤能的人，远离阴险的小人，任用贤能的人，就可使国家有贤人辅政，若是任用了小人，即使是建立了官制，也就如同没有建立一样，甚至会导致亡国的危险。
在使用人才方面，周公提出要勤于求贤，逸于使贤。逸于使贤，就是要放手使用贤人，不要横加干涉。他举出文王治国时的例子，说凡属“有司”所管的刑狱之事和“牧夫”所管的民间事务，一概都由他们负责，文王决不轻易干预下级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被选用的贤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逸于使贤，必须建立在勤于求贤的基础之上。周公告诉成王，文王之所以逸于使贤，是由于他重视人才、求贤若渴的结果。周公的用贤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公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不仅对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成王进行教育，还对自己的儿子伯禽及其他贵族子弟悉心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