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之内的经济增长和长期之后的社会动荡，我们面临着选择。
商务部建议国务院对外资进入房地产重新松绑，的确可以刺激短期之内房地产的投资，增加各地政府卖地的财政收入，提高GDP的增长率。然而，恰恰是这种可以带来表面繁荣之因素的背后，蕴藏着引发未来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正因如此，任何刺激经济的政策必须通过政治家政治智慧的过滤，否则，不加选择的刺激政策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的烈焰会烧掉自家的眉毛。
中国的房地产业聚集着大部分民众的无奈，而这种无奈正在转变为集中的愤怒。当商务部表态要求国务院重新松绑外资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报道出现之后，引发了媒体和网络的一片谴责声。这仅仅显露了百姓情绪的一角。各级政府需要GDP，但是各地百姓需要生活。长期以来，在各级政府官员层层加码追逐GDP，追逐大工程，追逐引进外资排行榜的过程中，本该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各级政府已经堕落为逐利资本的同谋。资本是把双刃剑，因此，资本需要约束。深谙资本本性的西方政治家和西方理论家无不要求“节制资本”，而当代中国是唯一在政府行动上不提倡“节制资本”的国家。在日本，哪怕是生产洗发水、开超市的外资企业都要受到约束。比如，日本政府规定外资日化企业在日本的代理商不得超过50家，并且广告支出受到严格控制；外资建大型超市需要取得当地社区民众投票同意，并且规定开业时间不得超过下午5点。日本商务官员头脑很清楚，跨国公司要扩张，但本土中小企业也要活着，而后者才是增加就业，维持民生的主要力量；他们还知道，接受跨国公司的公关和贿赂就相当于接受外资的绑架，迟早要出事；当然，他们也没有引进外资的考核和GDP增长的排名。发达国家的商务官员十分清楚，本国资源往往不可再生，本国市场决定着民族产业的成长空间，本国企业股权可以为本国国民和政府创造持续的收入。因此，美国、欧洲、日本、澳洲、印度、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有序的国家，无不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着本国的资源、本国的市场和本国的企业股权，并在自由贸易的招牌下巧取甚至豪夺海外的资源、海外的市场和海外的优质企业股权。与此相反，长期以来国际市场日益泛滥和贬值的垃圾美元，可以在中国不受节制地掠夺金矿、煤矿、石油、稀土、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除了殖民地之外，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是罕见的。
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不设防的国家。在各级政府官员的头脑中，只有GDP的概念以及以GDP来量化的政绩概念，没有经济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的概念。因为那些以出卖土地、出卖环境、出卖资源、出卖股权、出卖国家经济安全来换取地方GDP排名靠前的地方官员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而且还平步青云，更加权贵。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样的晋升制度无疑在告诉各级行政领导“引资有功、卖国有理”，何谈“经济国防、产业自主、金融安全、民生第一”？
有一位地方县官把某矿产以1.3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卖给外资投行之后告诉笔者：“我也心疼啊！如果自己开采，收入够我们县花30年了。但我只能卖，我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他叹息道，再这样卖下去，全国县级以下的资源将全部被外资控制，其实，这些资源是民生的基础和国家稳定的基础。基层地方官员的无奈也曾经发生在金融领域。中国银监会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将49%以内的股权出让给外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行长们担心被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标签而被拿下，只好保持沉默并接受上级的要求，外资轻松获得了全世界最廉价的基金管理公司股权。基金经理们告诉笔者，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毫无帮助，但是每年却可以从公司分红中取得数倍于资本金的回报，1亿元的投入，每年可以分走几亿元。股权的一时流失造成了分红的永久流失。优秀的基金经理们把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悲哀化作集体出走的行动，更多的抱怨和传说只在民间流传。
中国大部分民众在经济增长中反而变得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其根源在于国民财富的持续大量的流失。
在诸多制造贫困化的工具里，房地产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靠近上海浦东金桥工业区的一个外资楼盘，新推出来的公寓楼已经卖到每平方米4万元以上，在路对面更靠近市区的另一些楼盘数年前只卖4000元。这再一次让我们惊叹外资房地产企业在中国的暴利。但是，在暴利的背后是被绑架了未来的购房者和那些办理按揭贷款的国内银行（银行的后面还是国内的储户）。
对于一个和谐的社会而言，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都应该属于消费品，而不能界定并设计为投资品。住房应该属于消费品，而不属于投资品。通过比较世界主要国家可以发现，那些将住房规定为消费品的国家，无不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相反，那些将住房设计为投资品的国家，无不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济社会危机四伏。在新加坡，住宅是消费品不是投资品。新加坡的房地产资本没有在本国挣得暴利却在中国挣得了暴利。在德国，住宅也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所以，德国百姓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住房，企业不需要承担员工过高的生活成本，本土产业资本可以得到低成本的商业优势，国家由此得到制造业大国和制造业强国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些国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被核定并严格控制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以内，消费者买卖住宅的差价收入在扣除同期的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必须全部上缴政府财政。人们无法想象通过银行按揭来购买几套、几十套甚至几百套房子空关、闲置、浪费却可以套利或保值。在这些国家里，开发商没有暴利，消费者没有投机，房价没有泡沫，银行没有坏账。住宅仅仅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由于没有投机和暴利来诱引社会性的贪欲，所以百姓安心于劳动、学习和思考，企业安心于制造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中国地产大佬们在地面上用于炫耀财富和身份的宝马奔驰无不产自德国，而在地面下穿梭于上海住宅小区并挤满打工族的地铁车厢也是出自西门子。这就是制造业强国的竞争力，也是房地产政策的竞争力。
中国房地产是由政府拍卖土地，房地产商开发房子，投资者和投机者以及消费者共同参与买和卖，商业银行提供按揭杠杆等环节组成。这套运作模式来自香港。香港模式正是香港97回归之前英国政府利用土地投机和住宅投机掏空殖民地民众口袋的模式，其中，开发商、投机者和银行是政府的合谋者。中国内地各级政府的确不应该把宗主国政府掏空殖民地百姓的阴损手段运用在本国居民的身上。中国政府推动房地产发展的榜样应该是德国，而不应该是香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沿用香港模式，住宅仍然是投资品，房地产业依然存在暴利。这种暴利其实是对购房者现在乃至未来之收入的掠夺。开发商是这场暴利游戏的掠夺者之一。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商务部要求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进行“松绑”，这无异于对境外掠夺者的松绑，无异于把中国推向殖民地的发展模式。
不少地区和部门在“改革”的口号下侵吞国家资产，在“开放”的口号下出卖民族利益。对商务部列举的“松绑”外资进入房地产的理由，诸如利用外资数量下降、外资投资企业数量减少、需要外资来护持产业升级，等等，同样需要保持警惕。据统计，外资机构掌握了30%以上国内流通的货币，远远高于号称高度开放的西方发达国家。外资控制了我国主要产业的主要企业，已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中国外资泛滥、热钱剧增应该视为商务部的长期失职而不是斐然成绩。中国商务部不该是外资利益的代言人，而应该是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经济国防部。在经济防线缺失、经济国门洞开的现阶段，商务部应该有所作为。对于那些在中国境内破坏自然环境、贿赂行政官员、谋取不当利益、制造不平等竞争、转移利润、逃税漏税的外资企业，商务部应该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按净资产回购这类外资企业股份，并以此降低外汇储备、减少美元贬值的损失。同时，商务部应该进一步检讨以往利用外资政策的失误，守住经济大门，严防外资进一步泛滥，努力为本土企业争取到公平的国际商业环境。在中国房地产发展模式没有从“香港模式”转变为“德国模式”之前，应该严禁外资参与土地拍卖和房产开发。这也是地方和部门政府重新获取民心、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