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动佃户向地主斗争退租。《解放日报》1946年8月4日报道：盐池“四区三乡余家圈俞本义在旧社会是一个大地主，有一马跑不到的地，找了20多个佃户来种，每年分租子30余石。1936年土地革命时，将他的地分配了，原来佃户种的地就归佃户所有，还有些地由政府管理。这几年来因为政府没有清理这些地，俞本义就趁机马马虎虎把佃户分得的及归公的土地一律收回去，又讨起租子来了。今春佃户向余本义要地、退租，县政府派一科左科长下去处理。左科长在俞家圈召开了一个清算大会，到会20多人，大家热烈地斗争……都起来向俞本义讲理，要求退租还地。”后经“左科长调解结果，佃户过去所得到的地复归佃户，关于租子问题，照顾两方面的利益，如石占江的30石租子，由俞家退出15石，阎占文15石退出7石，其他佃户也让了一些。共计退出租子42石（每一石合2市石）。由政府负责，保证秋收后如数归还佃户。”与此同时，其他各区乡，对地主的“反攻倒算”行为，也都进行了清算。例如，城区二乡王庄子地主郭生财的土地、深井村杨育英的房屋，在1936年盐池解放初都分给了穷人，但穷人都不敢要，以后仍归于他们。这次进行清算，将1936年分给农民的土地、房屋仍归农民所有。
六、清查庙地、公地及绝户地。如，四区四乡甘屲村，原有吕、乔两姓土地3074架。吕乔绝户（无继承人）后，土地归该村神庙所有，收益作为神庙香火之用。但因历年久远，该地被张姓占有。宁、郜二姓不服，闹起纠纷。在这次登记中，将该地登记为公地。又如，二区三四五乡苏步井边地，东西约50华里、南北30华里，土地面积达9万架之多。该地原为鄂托克旗蒙民所有，1939年以后属于公地。这次将706架公地登记给无地农民，其余仍作为公地。
这次整理与登记土地，原计划需要两个月时间，但因“夥单地”（好几家土地共有一张地契）与土地纠纷等问题干扰，又拖延了两三个月才结束。全县共整理登记地主百户左右，被打土豪地主土地27413架（可耕地），随时分给农民4888架，并发动佃户向地主斗争、退租。
六第二次土改
1946年10月29日至11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会议上，着重研究了土地改革问题。决定贯彻中央土地改革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12月13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草案”规定：一般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百分之五十；在抗日战争及自卫战争中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富农土地不征购。边区政府在发布“草案”的命令中指示：“凡已彻底减租的地区，务须于今冬至明春前完成征购工作”，“以达明年春耕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边区政府同时抽调大批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区、县帮助开展土改工作。
盐池县是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区，土地问题虽已经过解决，但还存在着一些地主、富农非法收回土地以及个别地方土地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这次土改，依照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抽补调剂”的方针执行。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土地改革以现有土地状况为基础，不再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而主要是对地主、富农和占有较多较好土地者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查清漏网地主土地和以多报少的黑地，以及公地庙产等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着重解决以往分配不公的现象。
1946年12月，陕甘宁边区派土改工作团到盐池县帮助土改。先后分两批来的干部共十多人，春节前随团长马定邦来的有段成信、胡兴学、胡兴俊、傅春杰、郑庭州、张克诚、马志诚、张谔、韩治邦等；春节后马定邦回延安，由江隆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接任团长。随之而来的工作团员有边区教育厅干部张养吾、张思俊、王荣，民政厅的蒲政仁、李岐山、高山，边区办公厅的钟灵以及西北局的郝成鸣、录兆贵等。
边区土改工作团到盐池后，盐池县委政府于1947年1月31日召开了土改干部与区乡干部大会，县长孙璞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央和边区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结合盐池县地广人稀、半农半牧的特点，讲解了盐池县委、政府共同研究制定的土改工作方案，这就是：以调整土地、动员地主献地为主。对于不愿献地、抵制土改的地主，则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并没收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划定阶级成分。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一、先给贫苦之无地农民；二、每人平均最好土地不得超过7架（每架5亩），最差土地不得超过20架；三、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以乡为单位，使无地或少地农民所得土地在质量和数量与其他农民大体平衡。
对已经打过土豪的地主土地的解决办法是：已经打过土豪及没收归公之地主土地，均为公地。被地主要回去的土地及所收的租子，应全部退还农民。留给地主的土地，以当地中农土地为标准；留给的房屋以够住为原则，对抗战有功的地主应酌情照顾；已经过政府处理的土地，一般再不重新处理，个别特殊情形者例外；对于土地革命时被打错了的土豪，应以土地革命时该户之经济政治情况重新确定成份，土地不足耕种者可设法补足，但已经分配了的土地财物不得再向农民追索。
对未打过土豪之地主的土地解决办法：一般是大量鼓励献地，有些实行减租退租，个别的进行清算，最后执行征购，以便达到土地彻底改革；给地主留土地，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的50%，例如中农每人7架，则给地主留10架又2亩5分；地主土地超过应留地数，视其超留多寡分别以征购或征收办法处理。如每人平均超留土地在百亩以内者（例如每人平均应留7架而实留27架），其超额部分实行征购，如超过百亩以外者超过部分应无代价收归公有；地主不能耕种之荒地（如沙窝等），应宣布无代价收归公有，作为一般群众的牧场，免得地主要收草头钱、水头钱影响畜牧业发展；公地、庙地、绝户地，应全部分配给农民；凡非地主者之超额土地，可以劝解其将超额部分拿出，以抽长补短的办法进行调剂。
在县土改干部会议上，四区区委书记李义首先表态，自家献出土地4000余架（2万余亩）。
土改方案确定之后，首先集中力量选择城区二乡进行土改试点工作，时间为10天（1947年1月8日至18日，农历腊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该乡乡政府始设深井，后移田家掌。全乡面积约900平方里，辖3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220多户、1200多人。1947年2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县委、县府各部科长暨边府工作团一行廿余人，于城区二乡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在调查中发现，各区乡在土地革命时没收地主之土地，大部未经分配，或分配后有许多又被地主无理收回。大部分干部以为地广人稀，地租不及其他地区重，因而轻视了农民对土地的斗争”，“县委在此次召集各区干部进行讨论，决定清算被地主无理收回的土地，并将公地一同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城区二乡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很迫切，如田家掌村15户贫困户一致要求土地，该村村长包庇地主，农会就自动地组织调查，核对地亩数。经过土改，全乡收回土地1357架（其中地主献地342架，非地主献地16架，其余为绝户地、庙地和公地），分配给50户无地和少地的贫佃农和部分缺少土地的中农1288架，基本上作到了无地和少地贫佃农分得了应得的土地，每人平均得地5架多。春节前夕，城区二乡土改试点工作胜利结束。
按照计划，1947年1月31日至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十至二十日）完成城区（一区）其余各乡村的土改工作。农历正月初十日，县长孙璞及延安工作团马定邦团长（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率领县委、县府及工作团干部34人下乡，进行城区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县上于正月初九日，举办区乡干部土改训练班，参加30人，时间为半月，为全县的土改工作培训骨干。训练班先用两天时间学习土地改革政策，报告城区二乡土地改革试点的经验及目前时局。接着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人带领训练班成员，到城区各乡协同土改工作组进行土改，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各乡工作组长就是教员。以城区5个乡的土地改革作典型，取得经验，教育干部。
城区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土改工作团及训练班人员分成四个工作组，二区工作组长高维太，三区工作组长朱红兵，四区工作组长李和春，五区工作组长郭文举。于194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分赴二、三、四、五区，拟于农历2月底前大体完成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7年3月，正当各工作队紧张地进行调查摸底、登记丈量土地的时候，宁夏马鸿逵部开始向三边地区发动进攻。这时，有的农民土地刚分到手，有的还没有分到手，土地证普遍没有发到农民手里。干部群众都想把土改搞到底，敌人开始进攻了，他们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县长孙璞带领土改工作团干部韩治邦、马志诚和骑兵游击队战士十多人，在县城西面高沙窝、王乐井一线，一面掩护区乡干部继续开展土改、支前工作，一面侦察敌人的动向；县委组织部长郭文举带领五区书记白凤魁、民兵营长吴存义、五区三乡乡长单永贵和以张生保为首的骑兵小分队十余人，还有基干民兵一二十人，在县城西南大水坑一线一面坚持开展备战工作，一面监视敌人、策应县城。但是，敌人来势凶猛，3月24日（农历闰二月初二）攻占了盐池县城。盐池县的土改工作被迫停止。土改工作人员，只有二、四、五区工作组大多数成员追随县党政机关向东转移，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有个别同志被敌人俘去。三区工作组因接受了县政府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指示，在原地坚持斗争，未能及时撤离。后来，有的人遭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甚至杀害；有的在群众掩护下隐蔽下来，直到当年7月7日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收复三边之后，才被解救出去。
盐池县的第二次土改，由于马鸿逵部的进攻而被迫中断，但已经完成了城区的土改任务，其它各区的土改也做了大量工作，为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打下了一定基础。
为了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这个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着手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对地主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逐步引导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48年1月1日，三边地区开始土改工作。但此时的盐池县绝大部分土地已被马鸿逵部侵占，县委政府机关尚在吴旗侨居，土改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分区安排盐池县干部和分区党政军干部一起参加吴旗县的土改工作。至3月中旬，各县土改工作暂时停止，转为加紧生产。
1948年4月12日，三边地委书记朱敏在分区县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土改工作的总结报告》。该《报告》正确分析了三边地区的土地形势和土改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盐池县以后关于土地问题的处理，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工作，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报告》说，对于三边的封建剥削，我们一致认为是基本已被摧毁，对其适当的估计应当是轻微的残余。另方面因为移难民等（因素），缺地、无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仍有一部分。那么如何消灭封建，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正确的方针是我们已经执行了的“抽补调剂”，而不是重复历史再来一次平分。抽调的范围应尽量缩小，不宜太大。对贫雇农的要求，只能做到相当满足分配的原则。
这次土改运动的内容，应当是土改与民主整党、生产救灾等相结合。
对地主、富农的斗争处理问题：我们这里，地主不是当作阶级整体存在，而是个别现象，不少区乡已没有了地主。土地革命时被斗过的地主，在新的政策下有些已经参加了劳动，成份已起了变化，故不应该扫地出门；富农有新、旧两种，征收旧富农的长余部分土地，不要影响他们的继续生产。新富农是自己劳动致富的，他们没有或很少有封建性的剥削，所以我们应坚决不动。如果动了，势必降低农村生产情绪。
发展畜牧业是我政府既定方针，合股性的经营方式不能算是封建剥削，所以不能废除；“站年汉”是封建的买卖婚姻制度，不能当作封建经济剥削；阴阳是封建的迷信职业，对农民的剥削是一种欺骗行为，应该废除。但在目前，可逐渐限制。对地、富的斗争，应着重政治上斗争，绝对废止肉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