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盐池县
一盐池县地理历史概况
（一）地形气候
盐池县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为吴忠市所辖七县市区之一。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06。30’—107。41’，北纬37。04’—38。10’之间。北靠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东与陕西省定边县毗邻，南与甘肃省环县交界，西、西南与本区灵武市、红寺堡移民开发区、同心县接壤。县城东至陕西定边县城30公里；西北距自治区首府银川市174公里；西距灵武市城114公里、距吴忠市政府所在地利通区129公里；北距鄂托克前旗政府驻地敖勒召其镇68公里；南距环县县城186公里。版土南北长130公里，东西宽76公里，总面积9600平方公里，约折合960000公顷、14400000亩（据1960年统计）。
盐池县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低，无大山大河。南部为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之丘陵山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0%，海拔1600-1800米，最高峰蒋家山高1951米。该地沟壑纵横，梁、峁、塬、涧（两山之间所夹的平地）四种地貌类型相间，水土流失严重；中北部为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称滩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0%。这里地势开阔平漫，多为缓坡丘陵地带，间有部分山梁。土地沙漠化严重，已沙化土地占该区域面积的80%左右，已形成5条较大的流沙带。
盐池县深居西北内陆，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其特点是干旱、少雨、多风，冬寒长，夏热短，春暖迟，秋凉早，日照充足，蒸发强烈，无霜期短。年平均气温7.6℃。极端最低气温-29.6℃，极端最高气温38.1℃。南北部平均无霜期分别为124天和128天。年均降水量296.4毫米，南部稍多，350毫米左右；中北部偏少，250毫米上下。年均蒸发量2124.9毫米，约为降水量的7倍。平均日照2901小时。
（二）历史沿革
盐池县历史悠久，设县已两千余年。商朝时盐池一带居住着熏育族游牧部落，称为鬼方。西周时为西戎部族所居。春秋战国时期属于秦的势力范围。汉初置昫衍县，因其地居住昫衍戎族而得名。东汉时昫衍县被废减，其地属北地郡。五胡十六国时期，盐池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南北朝时期先属北魏西安州大兴郡，后属西魏西安州五原郡。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改戏安州为盐州。隋朝改盐州为盐川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改为盐州。宋夏时期盐州为西夏腹地。元朝，盐州并入环州。明正统八年（1443年），置花马池营；弘治十五年（1502年）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1506年）改为宁夏后卫，治今盐池县城，为明朝西北边防重地。清代，盐池成为灵州的花马池分州。民国二年（1913年）正式更名为盐池县，隶属甘肃省朔方道（旋改宁夏道）。1929年宁夏省成立，盐池属宁夏省八县之一。1936年6月21日，红军西征解放盐池，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和前哨阵地。1949年全国解放后，归属宁夏省（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三）土地人口
盐池县地界蒙古与三边，汉代虞诩在他的《复议三郡疏》中曾记载这里的自然环境：“沃野千里，谷稼既殷，又有龟兹盐池之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清代以前，这里是水碧山青，万木峥嵘，遍布红柳、沙柳、芨芨和沙蒿。行人入内，不复见顶。放牧者寻找牲畜，皆以铃声或草木摇曳为标记。飞禽起落，野兽出没，时而可见。真乃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好地方。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后，实行“与民杂耕”，内地农牧民大量涌向长城外垦荒种地，放牧牛羊，草原植被逐年被破坏衰退。加上民国以来，城乡居民及来往驻军均以沙蒿柴与灌木做燃料，年复一年，草原沙化日益严重，滚滚沙丘逐渐南侵，使得长城内外变成了瀚海沙漠。
盐池县历来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人民多从外地移来，居住特点是“满天星”散居。据清末《花马池志》记载：清同治以前，花马池（不含惠安、盐池、隰宁、萌城4堡）原有户口16967户，10888丁口。自同治兵燹，人多逃亡，十室九空，至清末只有816户，5947人。1925年资料统计，全县有4516户，16837人（含惠安、盐池、隰宁、萌城4堡）。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对逃兵问题的恰当处理，扩大和提高了边区的政治影响，大量移民从马管区来到边区，使盐池县的人口迅速增加。1941年二届参议会召开时统计，全县共有19179人（不含国民党统治区，下同）。据三边地委调查研究组1944年12月《三边分区经济概况》统计，盐池县有5个区、26个乡、105个行政村、479个自然村。1942年有人口3347户、19810人；1943年3759户、21600人；1944年3979户、22854人。1946年有5个区、26个乡、107个行政村、523个自然村，5083户、27265人。全县人口除了给盐业区划分出去的以外，至1946年初又增加了8089人，增加数达全县原有人口的42%强。1949年9月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盐池县有5083户、27265人，土地407500平方公里，耕地400899亩。到全国解放后的1959年统计，全县已有10388户，53939人（其中男29020人，女24919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人。
（四）物产与民生
盐池地方土地辽阔，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近蒙古，自古以来，人民过着“半农半牧”甚至是“以牧为主”的生活。“盐池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三宝”是盐池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中的咸盐与甘草是天赐的自然资源。但以上资源的所有权都掌控在少数有钱人手中。在1936年以前，这里的境况是：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满目。邻近的甘肃环县、华池县，被称之为“土匪区”，周边的内蒙古、陕北地方，也经常有土匪出没。出名的土匪有杨老二、杨猴小子、赵老五、范玉山、薛子茂、倪疤子、史老幺、高光仁、张廷芝等，小股土匪如耿子平、苗福禄、施彦芳等，今天你过来，明天他过去，奸淫烧杀，抢夺财物，人性丧失，无恶不作，老百姓一日数警，居无安宁。
当时，全县人口不足2万，平均200人中间才有一个识字人，大中学生更是难以寻觅。人民生活习惯落后，封建迷信盛行。男人蓄发女人缠足的现象极为普遍。小户农民人畜同居一室者很多。其原因，一是住房困难，二是怕牲畜被偷盗，三是冬天怕牲畜被冻坏。总之是因为贫穷。
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差别悬殊。城区二乡北王庄地主郭生财，民国16年（1927年）作了当地的绅董（相当于后来的区长），家有土地面积约400平方里（100平方公里）。北起田家掌村，南至红山子沟村；西起石山子村，东至武庄子村，长宽各20里左右的土地全归他家所有。政府向地方征收的款项，都由他摊派，如有出不起的，就要向他借高利贷。所以周围百姓欠他钱者很多，常年至少有十四、五家佃户租种他家的土地。每年收租子细粮达八九石（每石500斤左右）之多。民国17年（1928年）陕北大旱，刀镰未动，牲畜多死亡，百姓大批向西逃亡，许多人成了郭家佃户。民国18年（1929年），郭生财由绅董降为绅士，但势力仍然很大，直到1936年盐池解放为止。
曾家畔有个冯万仁，是盐池县数一数二的大豪绅。他家有骆驼300余峰，牛400多头，羊两千八九百只，骡马60多匹，驴数十头；经营着农业、牧业、商业、油坊等，种地六七百架（每架5亩），常年存粮在300石（每石700斤）以上。雇佣长工达70人之多。群众说冯万仁是“钱财遍山屲，花钱如流水，粮食堆满仓，随便进衙门”。
四区三乡俞家圈村地主俞本义，有土地7000多架（折合35000多亩，有佃户20余家，也称得上是盐池县的一大地主。
豪绅地主、富农在农村所占的比例不过10%，但他们却占有着80%以上的土地。依靠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和雇长工剥削贫苦农民，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而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缺少耕畜农具，只好当佃户或者为地主揽工受苦。每年青黄不接时，就要向地主借贷。而地主的高利贷是“驴打滚”，利滚利，春天借粮一斗，秋天就要还二斗。春天借钱一块，秋天就要还二至三块。一旦借上，永远就还不清了。有些人因此被逼得家破人亡，卖儿鬻女，甚至到处讨饭。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吃的常常是家无隔夜之粮，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穿的是，无论冬夏一领破皮袄，白天穿，夜间盖，下雨的时候毛朝外（当雨衣）。很少有人能穿得起棉布；住的是，滩地里是地坑窑（地上挖坑，坑壁上凿窑洞）、茅草棚，山区里是“鸦儿洞”（没有窗户，光线暗淡的土窑洞）；交通工具是，中等人家有毛驴，穷人只有两条腿。无论多远的路程都要步行。
（五）马家军集团统治宁夏
辛亥革命后，“西北三马”之一的马福祥投靠了袁世凯，于1912年9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宁夏镇总兵官，从此揭开了马氏父子统治宁夏38年的历史。1933年3月1日，蒋介石委任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从而开始了马在宁夏长达17年的残酷统治。
马鸿逵以十五路军总司令、省主席和省党部主任的三重身份，成为宁夏的“土皇帝”，把宁夏变成了独裁专制的马家小天下。最苦害老百姓的是国民兵训练和拔兵。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马鸿逵连年抓兵不断。宁夏省只有70万人口，马家就有10万以上军队。凡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都要按期集中训练，训练费全部由农民负担。1934年至1935年，仅一万多人的盐池县，被马家抓去的兵就达800多人。军队和乡、保长经常三更半夜闯入老百姓家抓兵，鞭打绳捆，鸡飞狗跳，害得贫苦百姓居无宁日。为了逃避抓兵，老百姓东躲西藏，四处逃亡，有的甚至自残自戕；有一首民谣说“穷人出兵舍儿男，富人买兵舍银钱”，即使是家道富裕的人家，也要被各种名堂的兵款榨干榨尽。其次是苛捐杂税，“地亩粮”、“保甲粮”、“人头税”、“草头税”等等，多如牛毛。时有“百物皆上税，唯有屁无捐”之说。以1935年为例，当时全省约70万人口，农业户14.6万余户，征收田赋总额2522207元，其中折实收小麦73240石（每升小麦按2角钱折算）。而市价小麦每升为1元，折合现金应为732万余元，连同田赋正税156.7万元，农民的实际负担达850多万元，平均每亩田赋达4元多。此外，农民还要承担马鸿逵十五路军军饷附加费200万元，“烟亩罚款”17.8万元，民团和乡镇经费34万元，保安壮丁费40万元，国民军训练费15万元等，实际每亩土地交纳的赋税高达6元，另外还不断有各种劳役和小额摊派。马鸿逵还将宁夏银行改组为以官僚资本家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自兼董事长。它垄断商业，大作投机生意，统制土特产购销，操纵民生实业，进行“特货”（大烟）走私，构成庞大的金融剥削网络。所以，商贾裹足，视宁夏为畏途，造成城镇商业凋零，实业破产，百业俱废。（据钟侃等著《宁夏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由于马家集团的抓抄抢掠，横征暴敛，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家业破产，贫困不堪，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宁夏人口1935年为1002876人，到1949年解放前，马鸿逵统治区的人口只有742921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马鸿逵统治下的盐池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正蕴育着一场巨大的反抗与斗争。
二盐池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一）盐池解放前共产党的革命影响
盐池县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之县。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盐池人民的革命活动很是活跃。1911年11月，盐池人高登云响应辛亥革命，带领一帮盐池志士，在灵州（今灵武市）举行起义，建立了“灵州复汉军”，高登云被推举为大元帅。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宁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第一枪，在宁夏的革命史上写下了英雄的一页。
公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24年开始，与盐池县毗邻的陕北地区首先有了党的组织与活动。革命先驱魏野畴、李子洲在陕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引导许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刘澜涛、马明方、贺晋年、马文瑞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后来都成为创立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