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教育
解放前，盐池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据1944年《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记载，那时在边区地方的一般县里，一百人中难找到一两个识字的，盐池县更是在二百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穷苦的农民，简直是几辈子不识字”。农民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往往要跑几十里路请人写春联。有时找不到写字的人，就只好将碗底涂上墨汁，在红纸上印一些圆圈当作对联。据1944年统计，盐池县共有农村党员365人，其中文盲269人，占73.7%；初识字76人，占20.8%；其余有初小程度的17人，高小1人，初中2人，总共只占5.5%。教育落后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当地经济落后，地广人稀，学校更是寥若晨星。其次是，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影响下，对念书认识不足，情绪不高。在20世纪40年代的盐池农村，有的人为了应付政府的督促，还有雇佣别人孩子替自家孩子读书的。不让女孩子上学的情况，更为普遍。
盐池县新的革命的教育，是1936年红军解放盐池后开创的，仅仅是小学教育。首创几年，由于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群众对革命的认识和信心还不够彻底，同时教材供应亦有困难，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只是处在恢复整理阶段。
开创革命教育，首要的工作是动员学生，但这在当时是教育工作的最大难题。群众怕孩子念书变成了“公家人”，走远了回不了家；又怕孩子上学耽误了放牛放羊；还怕“变了天”，国民党来找麻烦等。初期，为了打开局面，政府支持学校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动员学生，往往引起学生家长对教师不满。有一次，一位教师到一个家庭去动员学生，家长不让孩子去，教师把一个小学生拉上就往学校走。家长在后面连追带骂，但教师仍坚持把小学生抱到学校去了。
后来，从完全强迫动员转变为说服和行政动员相结合，区乡干部配合学校教员动员学生。三区四乡农民郭学举有孩子不让上学，但应付不过干部和教师的动员，就雇佣了郭学凤的儿子去顶替；二乡张广喜雇了刘永的女儿去顶替上学，不但给付工资而且吃穿都管；二区四乡的马鸣，经过五六次动员，不得已流着眼泪把儿子送到学校；还有一个乡长，明着把儿子送到学校，但背后则叮咛儿子不要好好念书，假装傻子；还有的乡干部把动员学生当作不光彩、得罪人的事情，到了动员对象家门口把教师推进去，他自己则不进去，等等。但绝大多数干部和教师都还是把动员学生当作一项艰巨任务完成。城区书记在乡长会议上无奈地说：“不强迫可以，但要变相强迫，不然学校就会垮台的！”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盐池县执行陕甘宁边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又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在国民教育方面，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取缔了体罚学生的现象；改造了师资，实行团结农村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学校内实行民主自治的管理方法，克服了学生流动（退学）的现象。新的教育方针提出后，大部分学校由完全公办转变为民办公助。更在自愿的原则下，创办了不少新的民办小学。
1937年，盐池县共有小学7所（五区未计），报名学生166人，其中女生42人。其中县城有完全小学（一至六年级）1所，学生50多人，其余均为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教师8人，其中中学程度者4人，高小程度者4人。1937年以后，边区实行国防文化教育，盐池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比较多的女孩子走进校门。以三区石山子小学为例，1937年该校有学生14名，1938年新增男生7名，女生14名。县城完小女生报名较多，但因没有女教师，有的女孩又退了学。
1938年，一二三区各增加1所，加上五区2所，共12所，学生171名。1939年，学校增加到19所，计一区3所、二区3所、三区5所、四区4所、五区4所。共有学生301名，其中女生41名。
学校教师中也有混入的投机分子。例如，县城完小在罗名花、陈步青领导下，曾经偷卖学校校具，将桌凳当柴烧，甚至要偷卖房子，被发现查办。1939年，边区教育厅给盐池县派来7名教师，缓解了师资困难。其中的王库担任了县城完小校长，给学校带来了较快的进步和发展。在教学方法上，取消了过去死板的读书方式，按照教育厅制订的课程表进行，注入启发式教育。课外活动也有了各种活跃的政治和形式。广大群众对教育很支持，1939年8月，一次就募集教育基金921.6元。
盐池教育的大力发展是在1940年以后。特别是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以后，在党的正确的文教政策指导下，县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文教工作重视和领导，人民群众对文化教育有了迫切要求，加上地方热心教育人士的倡导兴学，使得全县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1940年初，全县有完全小学1所，初级小学18所，在校学生277名，其中女生22名。教学一般能按照边区教育厅编写的教材有规律地进行。县城完小有男生52名，女生31名，共分6个班（一年级3个班，二三年级各1个班，高年级1个班）。学校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均有很大改善，校长王库、教师冯剑涛等工作积极，领导方法也很好。学校还开展礼拜六“优抗”活动，给抗日军属家庭担水、送柴、打扫卫生等。有时还与抗、工属一起开联欢会，学生表演文艺节目，使抗工属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尽欢而散。
为了加强教育工作，盐池县各区都配备了一名教育科长，县上经常召开各区教育科长与小学教员联席会议，讨论教学计划和交流经验。1940年6月，三边分区组织教育辅导团到盐池，由王金章带队，深入各区乡学校调查辅导，对盐池的教育工作极有助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1943年，盐池县各级小学共培养出有一些文化的劳动者125人，其中参加革命工作的24人，上三边公学的17人，新文字训练班21人。二区陈家圈小学培养出1个乡长、6个小商人和23个回家务农的学生。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以后，盐池县的教育工作有了新的气象。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动员学生，教学有了新的方针和方法。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关于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精神，盐池县在办好公办学校的同时，号召发动群众建立民办学校，政府从人力和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边区政府从鲁迅师范分配高鹏林、高鸿宾、冯剑涛、雷兆春、霍仲廉、全仁富、王崇仁、吕祯瑞等青年到盐池担任教师。三边分区、盐池县也从当地培养选拔了一些教师。当时教师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均比行政干部要高。一般在乡小学任教的教师，就是乡政府的委员；区管学校的校长，就是区政府的教育委员。1941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各级政府机构中多有教师参政，教师得到政府与群众的普遍优待和尊重。公办小学教师的待遇，有薪米制和实物供给制两种。薪米制一般为完小校长每月小麦或小米5斗，教员4斗5升至5斗；实物供给制的标准，大致是每月小米1斗5升、菜费1200元（边币，下同）、津贴40至50元，每年棉、单、衬衣各1套，棉鞋1双、单鞋2双，毛巾2条，肥皂6条；医药、被褥全部由公家解决。对于教员家庭无劳动力者，政府组织发动群众帮助代耕；女教员产假期两月，薪金照发，小孩另给奶费，每年还供给棉布5丈、棉花2斤。
截止1945年，盐池有完全小学1所（县城完小）、公办中心小学2所、公办普通小学3所、民办小学15所，总计有小学21所，在校学生293人。
边区小学的课程以文化教育为主。按教育厅规定，初小设有国语（包括社会自然常识）、算术、美术、音乐、体育（游戏）、劳作（与生产常识结合）等科目，每周上课共约20小时；高小设有公民（政治常识）、国语、算术、社会（包括史、地）、自然、卫生、美术、体育、劳作（生产劳动）等科目，每周上课约26小时。根据分区指示，小学教育以认字、写字为中心。除一年级学生外，其他每天都要写一“仿”毛笔字，并在大字写完之后，给大字中间的空格里用小楷毛笔填上小字。三四年级和高年级学生，每日还要用小楷毛笔写一篇日记。边区文教大会以后，为了培养对生产劳动有正确认识的学生，有的学校给中高年级增加了《农业常识课》，并引导学生参加实际的生产劳动。如田记掌小学种了4垧地（每垧5亩），石山子小学种地5垧，都达到了蔬菜自给。为适应农村需要，还增加了《农村应用文》、《珠算》等课程。公办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学会了记账、算账和写信等。
教材由边区教育厅编写供给。但由于学校人数连年激增，课本往往不能满足需要，老师常常要给学生抄写课本。边区教育厅允许各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社会情况及学生程度自己编选教材，特别是民办学校，在课程、教材等方面都不加严格限制。但有的民办学校仍然沿袭过去私塾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七言杂字》、《五言孝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等等。
在教学管理方面，1942年以前，有的教师仍然采取旧社会“打”的办法体罚学生。完小教员李流玉一次将学生的屁股都打烂了，家长告状到区委书记跟前；孙家楼学校教员刘玉堂把6个学生打得都不来上学，学校也垮了；大水坑中心小学一个教员打了学生李万银，李便活动了4个学生一起逃跑了……1943年以后，有些教员体罚学生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由重打改为轻打，由多打改为少打。有的还用过激的语言训斥、刺激学生，使学生在精神上受到打击。边区文教大会以后，提倡从边区的实际出发，适合边区抗战建设需要，办边区人民的教育。严格取缔有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体罚制度。在学校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灵活采用启发、参观、实习、实验、讨论、漫谈、互助、竞赛等教学方式，倡导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初小为儿童团），培养学生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使儿童在实际活动中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遵守纪律。盐池县在全县教员座谈会上总结出一套说服教育的训导方法。训导的目标是：热爱边区，拥护政府，勤苦生产，帮助别人。具体办法是：一、教员与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了解学生的心里话、学习、思想等情况；二、对待犯错误的学生，要分析思想根源，并要耐心地说服教育，不要态度生硬，不要处罚，不要使学生感到孤立无助等；三、多鼓励少批评，个别谈话不要揭破面皮伤学生的感情；四、最调皮的儿童，必要时采取集体的自我批评及互相批评，或适当制裁的制度；五、建立学生会或近似学生会的学生自治组织，来自我管理。
在教学活动中，盐池各学校还学习边区其他县的先进经验，开展“小先生”运动。就是利用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学生学习和完成作业等。或者利用学习成绩优秀的帮助较差的。这样既解决了一个教师同一堂课带几个年级顾此失彼的问题，也使较差的学生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辅导。
盐池县委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在县城北关建立了一所伊斯兰小学。
二三边公学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师范学校在定边成立，为初级中专学校。最初只有一个师范班和一个师范预备班。校长卢勤良，教导主任刘若曾。1941年秋，改为陕甘宁边区三边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师范班和预备班逐年增加，并增设地方干部学习班和新文字学习班。1943年春，三师与延安民族学院合并，改名三边公学，简称“三公”。校长卢勤良。设民族学院、中学部，还有一个地方干部学习班。副校长刘春（兼民族学院院长），副校长刘若曾兼中学部主任。1945年9月又增设研究班，学员20多人，班主任王云。当年，民族学院学员全部分配工作，民族学院到此结束。
1946年秋，因解放战争开始，三边公学先后由定边迁往吴旗金佛坪、安边县城。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进攻三边，三边公学被迫到安边、吴旗和靖边交界地带山区流动。除了一部分年纪很小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和教师都参加了战勤工作。有的到军分区医院当护理人员，有的随军支前，有的参加地方游击队活动。1947年冬天，三边公学又搬回吴旗金佛坪，1948年春天正式改制为三边干部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和训练地方干部。校长苏晓蒙，教导主任冯浪（后王伯宜），区长级干部班主任折永庆，基层干部班主任张文厚，宁夏干部班主任王茜，蒙族干部班负责人郭全德，公安干部班负责人刘君器，青年班负责人何汀轩，妇女班主任海涛、桑柯。课程主要有政治常识、业务课和文化课。教员有饶钰魁、白槐、关君放、周兴仁、侯毅、吴淼、姚以壮等。学员达到200多人。1949年8月三边光复，干校由金佛坪迁回定边，当年9月宁夏解放，三边干部学校全盘搬到宁夏，成为宁夏党校的前身。
三边公学与三边干部学校，对于盐池县影响很大。据1943年统计。盐池学生左琨、韩枫（女）、张葆珍（女）等17名学生（其中女生4名）到三师上学，多数人以后成为优秀的革命干部。盐池县的县、区基层干部，大多数都在该校接受过培养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