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县政府及驻军积极响应党中央、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的号召，迅速掀起了“拥军优抗（属）”、“拥政爱民”的“双拥”高潮。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接二连三地刊登了盐池县“双拥”活动的报道。有：《盐池驻军第二营协助民众秋收》、《盐池驻军助民收割千亩》、《盐池大部驻军准备打盐》、《三边军民抢打新盐，二千余人奋勇下池》、《王科以肥猪黄酒送给驻军》、《盐池驻军帮助群众扫除》、《盐池政民“八一”劳军》，等等。
1944年春节前，《解放日报》报道了盐池劳动英雄王科与养羊模范刘占海两人拥军优抗（属）的生动事迹。报道说，春节前夕，边区劳动英雄王科杀了一口肥猪、一只肥羊劳军，“心里还过意不去，又买了15条肥皂和25包香烟添上，还嫌不热闹，又花了八千元钱雇了一班鼓乐队，吹吹打打给同志们送去”。“驻军某部为了答谢王科的劳军热忱，回敬王科耕牛一头。”养羊模范刘占海“每年给村里两家抗属各送一只羊。另外在过年节时给每家送羊羔一只、白面5斤，并帮助他们代耕3架（每架5亩）地，保证交粗粮一石零五升，逢年过节还另外请吃饭。”
每年“拥军运动月”期间，盐池县各级政府都要广泛开展宣传，积极鼓动、提高人民群众爱护军队的热情，在全县掀起“拥军优属”热潮。年节前，群众抬着猪，赶着羊，扭着秧歌，敲着锣鼓慰问当地驻军、警卫部队、伤病员、伤残军人及抗属，还开展各种军政、军民联欢活动，《拥军花鼓》响彻了盐池草原。
优待抗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明令各级政府，继承土地革命以来优待红军的优良传统，切实保障抗日军人家属的生活，提高其社会地位。边区广大人民群众把拥军优抗（属）工作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拥军优抗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新风。对于友军军人家属，凡居住在边区者，亦同等给予优待，没有轻重之分。
因抗战的持续，部队的扩大，边区抗日军人家属逐年增多，而国民党蒋介石又于1941年断绝了八路军与边区军政人员的给养，因之人民的负担亦日益提高。但为了坚持抗日，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盐池人民均愿竭力救国负担，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积极从事运输、担架、募送鞋袜，动员马干、草料，慰劳食品，动员各项人力、物力、畜力，均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情绪中进行。为了使群众负担更加公平合理，由各级党政军民组织了各级动员委员会，商讨各项动员工作之进行。边区政府又颁布了各项动员法规，使动员工作有法律保障，避免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
为了保障抗日军人家属的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盐池县坚持常年实行的优抗办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组织代耕队。给抗日军人家属（抗属）和抗日干部家属（工属）优待代耕，是物质优待的最基本工作。代耕队的组织以乡为单位，乡设总队，行政村设分队，自然村设小组。凡农村的壮年男劳力，均得参加代耕组，分担代耕任务。此外还有各种为抗属担水、砍柴之什（杂）务队、耕牛队等。代耕队每年都为抗属春耕、夏锄、秋收。对毫无生产能力者全代耕，稍有生产能力者扶助代耕，完全有生产能力者免给代耕。总的原则是保证抗属衣食生活不低于一般群众。此外，如果抗属临时有困难，政府和群众随时帮助解决。1939年，全县有需要代耕的抗属53户，175人，代耕地1520亩，收获粮食38.13石；代耕的工属（抗日干部家属）34户，100人，代耕地685亩，收获粮食20.26石。1940年盐池县有抗工属195户665人，有需要代耕的85户203人，代耕土地310垧（一垧等于5亩）。
1941年共有抗工属159户，665人，耕地4343垧；需要代耕的有85户，203人，代耕地310垧。由于当年天旱少雨代耕无望，入冬以后有些抗工属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县政府向粮库预借黄米20石（约1万斤）进行救济，并指示各区发动富裕户帮助抗工属解决粮食困难。
1942年，全县共有毫无生产能力的抗属99户，251人；工属54户，263人。共布置代耕地474垧，规定代耕一垧交粗粮3斗5升（1斗约等于50斤）。以城区二乡为例：当年，该乡动员群众给抗属冯连臣、张成英、左吉林、李有功等4户代耕地18垧，秋后共交粮6石3斗（约3150斤）。给抗属吴海德帮工15个，合工资6375元（边币）；帮助路有德借草700斤、粮9斗、荞麦籽种4斗等。
二是，帮助抗属建立家务。城区二乡群众商定，养羊户每百只羊出一只羊，帮助抗属“建立家务”。当年全乡共动员羊58只，全部分给了抗日军人家属，最少的2只，多的达到8只。四区四乡在支部大会上讨论帮助抗属建立家务问题，全体党员参加。会后不到3天，就发动群众为抗属捐羊70多只。盐池籍战士杨跟良，年龄小觉悟差，开小差跑到内蒙二道川，其兄杨随良闻讯将其找回。乡政府给他宰了一只羊羔并15斤荞面优待，乡长及时进行说服教育，三天后由乡长和他哥一起送他高高兴兴归了队。
另外，边区政府还规定，抗属免纳捐税，在公营商店购物享受九折优惠，有病由公家医院免费治疗，经常以村或乡召开抗属联欢会，政府工作人员礼拜六为抗属服务，等等，均示对抗属之精神与物质优待之意。
参军参战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盐池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他们先后将上千名子弟送上了前线，不少人在与敌寇的斗争中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有些成了无名英雄，虽然牺牲了，但在今天的烈士名单上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从现存的资料得知，仅在1947年6至9月份，三边地区就有2000多人参加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盐池县在那一次参军的就有200多人。
在盐池县档案馆，有一份1940年2月13日的《盐池县扩征工作报告》。“扩征”就是在正式征集之后又增加的数额。这次三边分区给盐池县分配的扩征任务是粮食600石（每石500斤），扩军40名，募集抗日救国券1万元。结果在半个月之内完成了粮食761石2斗2升，超额完成161石多；抗日救国券超额570元。虽然当时老百姓都很困难，但大家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都很踊跃。“报告”中说，征粮都是在大会上一石、两石、七斗、八斗自己报名交纳的。有些贫困户本不应出粮，但他们也报名要求出粮，如四区五乡回六庄的回民，原本不计划征他们的粮，但他们自愿交出10石；三区三乡的赵国珍自报交4石，众人觉得他负担太多，一致提出减少，结果拿了6斗；一区贫困户李三成、姚学林、田举等，也在大会上报名一定要出粮，结果每家4斗。还有实在无粮可交的人，自己报名帮助纳粮多的人把粮送到粮站。扩军，捐款工作也是一样，还互相竞争比赛。父母送子参军，兄弟争相报名的事例到处都有。如，在二区的扩兵讨论会上，陈七对李万清说：“你家能出一人的话，我家一定出两人！”互相激励的结果，两家的三个青年都当了新战士。这与国民党统治区强拉硬捆“抓壮丁”的情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1945年10月，边区指示扩大地方武装。据1945年12月13日《盐池动员地方武装工作的总结》记载，10月初，盐池县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上，以建立缉私队的名义研究与布置扩大地方武装工作。五区一乡乡长牛岳，在大会上首先报名送一个儿子参军，对各乡干部启发很大。会后，经过在全县深入地宣传动员，群众报名参军的热情很高。城区二乡的左吉老汉听了宣传以后，自动报名送一个孙子参加缉私队；四区一乡组织干事李占才，在支部会上表态送一个儿子参军，并说：“干部不先报名，就不能去动员群众。”三区四乡党员乔玉自己给儿子报名后，又领着郭天寿、郭成明也给儿子报了名；城区一乡王财的母亲，在家中召集3个儿子开会，讨论谁去参军合适。经讨论认为，三儿子人年轻有出息，叫他去更合适；二区五乡王珍自己报了名，但家里老小都不愿意，他就召开家庭会议，做通了全家人的工作，高高兴兴上了部队；城区一乡老中医原文卿老先生听到扩兵的消息后，就在家庭会上决定去一个。第二天，他骑上毛驴亲自到元华工厂的农场里将儿子找了回来，送上部队。在全县，这样的父送子、母送子、哥哥替弟弟报名等事迹是很多的。这一次，三边分区分配给盐池县的扩兵任务是150名。根据实际情况，各乡干部在县上的会议上讨论提出了174名的计划。但截至12月9日，实际报名197名。
在动员参军的同时，全县又一次掀起了拥军优属的热潮。群众纷纷送慰问品，慰劳新战士及帮助抗属建立家务。共计送牛14头、羊598只、粮食56.3石、边币225.2万元、皮大衣67件、棉老布67疋、棉被34床、棉衣29套、绵毡65条等等。
在抗战期间，盐池县真正做到了全民动员，成为边区的铜墙铁壁。全县青壮年除了参军参战而外，在家的2000多自卫军（民兵）都组织了起来，少年儿童也组织了少先队。自卫军平时除了站岗放哨、锄奸防特、传递情报而外，还要随时准备协助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的鸡毛信传递，就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信传到谁手里，不管他是正在吃饭或睡觉，都要扔掉饭碗马上就走，绝不能等到饭吃完或者睡到天亮了再走。这似乎成为老根据地人人都懂得的“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