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仁宗长期监国，他深深感到朝政大事必须得依赖于朝廷诸臣与君主的密切配合。
因此，仁宗即位后，选用一批品行端正、德高望重的大臣。提高阁权，优待“三杨”为首的内阁大臣与夏原吉为首的六部大臣，多次颁布诏令，请他们上朝当面直言进谏，辅佐朝廷大政，共同治理天下。
明仁宗一改其祖父和父亲乾纲独断，武断和粗暴，能够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得到了众多朝臣的拥戴。即位之初，他为了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不要有任何顾虑，特意刻制有“绳愆纠谬”四个字的五枚银章。愆是过失，谬是错误，“绳愆纠谬”是纠正过错的意思。他把刻字银章分别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五位大臣。
他们都是辅佐明成祖朱棣的元老，是办事秉公、直言进谏的老臣。仁宗再三叮嘱他们，要同心协力参政议事。凡察觉自己的言行有失当之处，可写好秘奏，加盖此章，就能立即传达给他，便于及时纠正错误。
夏原吉是仁宗重用的一位大臣。他尽职尽责，敢于直言，不怕犯上。永乐十九年（1421）冬天，成祖准备征讨瓦剌，向他询问边镇粮草情况。夏原吉告知粮草只够边军，不足以供应大军，并借机劝谏成祖身体欠安，不宜出征。成祖大怒，将其下狱，籍没家产。当查抄他的家产时，除了皇帝的赐钞之外，别无余财，家徒四壁，只有些布衣瓦器。后来成祖在军中病逝前，想到了夏原吉，不禁慨叹：“原吉爱我！”朱高炽得知成祖的噩耗后，立即将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官复原职，共商丧礼之事。后来“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陆采办”，都是“从夏原吉之奏也”。
杨士奇也受到仁宗的倚重，他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他能够秉公办事，敢于直言。其实，杨士奇在仁宗刚刚即位时就被召见，仁宗说：“今后朝廷大事，全依仗蹇义与你了。”杨士奇不负皇帝的厚望，办事公平合理，直言上书。仁宗派遣监察御史前往全国各地，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这时，蹇义、夏原吉上奏皇帝说：“户部尚书郭资在任职期间，常常阻碍政事顺利处理，而且身体又多病，应令其退休。”仁宗对蹇义、原吉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杨士奇又被仁宗召来询问实情。杨士奇回答说：“诏书数次下令要蠲免受灾农民的税赋，可是郭资执意不听，令地方主管官员仍依旧额征收。这乃是他为政最大的失误。”仁宗听后，颁布诏令：郭资由原户部尚书晋升为太子太师，命其退休。
有一次，仁宗接到吏都上奏，说舒仲成在前朝任职期间有一些过失。仁宗听后，便命都察院将其拘捕予以惩治。这时，杨士奇上疏劝止说：“小臣犯罪的有很多，陛下即位时，天下大赦，已经宽恕了这些人，如今再追查前事，则今后皇帝的诏令谁还能相信呢？例如汉景帝为太子时，召见卫绾，卫绾以有病为借口，而不见景帝。等到景帝即位后，却进用卫绾，受到后人的称赞。”仁宗看了杨士奇的上书，高兴不已，立即下旨免去对舒仲成的拘捕，并对士奇的直言上疏予以褒奖。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初一，仁宗在奉天殿召见文武官员，命礼部、鸿胪寺不作乐。先前，礼部尚书吕震奏请皇上，在元旦改年号这天，按照朝廷礼仪的惯例，应当奏乐以示庆贺，皇上不听。但吕震仍坚持作乐的请求。这时，大学士杨士奇、黄淮、杨荣、金幼孜都认为陛下言之有理。第二天，士奇等人又受仁宗召见。仁宗对他们说：“作为君主以接受直言为明主，作为臣子以能够直言为忠臣。假如昨日朝会听从吕震之言，到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从今以后，朕所做所为有不当之处，请诸臣直言不讳，不要考虑朕不从。”之后，分别赏给每人银钞，以资鼓励。
当时普通官员很少进言。仁宗针对这种状况，颁布敕谕，大意是：“朕继承大统，君临百姓之上，天下之广，国事繁多，一人怎能独自应付得了呢？各位文武官员是贤能之士，皇帝只有依仗你们，齐心协力，共图大业。因此刚一即位，首先诏告朝廷内外，寻求直言上谏。可是现在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直言者寥寥无几……你们都受国家培养，朕对你们寄予厚望，不要害怕直言受到谴责，要君臣同体，休戚与共，来辅助朕管理好国家。”仁宗希望廷臣能直言上谏，充分体现他心胸宽阔，有胆有谋。仁宗为政十个月，除“三杨”等名臣外，直言上谏的人并不多；但仅是“三杨”的谏言，也使朝政风气为之一新。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有许多大臣进言对时政大加称赞，惟独杨士奇进言：“如今流亡迁徙他乡的百姓未归，困乏的处境并未恢复，很多地区的农民还缺少粮食，应休养生息数年，太平盛世才能够实现。”仁宗欣然采纳士奇的建议。又对蹇义等人说：“朕赐予你们‘绳愆纠谬’银章，希望能够秉公上谏，只有士奇一人上书五次，其他人一次也没有，难道真是朝政无误，所有的百姓都已经安居乐业了吗？”诸臣叩首谢罪。
尽管仁宗鼓励直言，但也不乏虚伪之时，虞谦因坚持直谏而被贬就是一例。
虞谦，字伯益，金坛人。洪武年间，曾经在杭州担任知府的官职。永乐初年，被召为大理寺少卿。永乐七年（1409年），皇太子高炽奏请父皇，让虞谦担任右副都御史，在江浙地区担任巡抚。朱高炽即皇位后，他被召回北京，改任为大理寺卿。虞谦任职期间，尽心尽力主持政务。财于法司及各地所上报的讼诉案件，他都要认真详细地阅读案宗，仔细区分真假，以使最后的判决公平、公正。他曾经对别人说道：“他们的无憾，就是我的无憾。”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仁宗皇帝即位不久，在朝廷内外颁下诏书，责令群臣秉公直言，对朝廷的所得所失作出评论。虞谦应诏上言陈述七件大事，每件大事都切中当时的流弊。第一，慎重用人。他说：要想帝业兴旺，国家昌盛，必须要做到用人得当。如果用人不当则帝业衰亡。第二，兴办学校。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根本。第三，端正风气。第四，广储蓄。国家仓储空乏，必须预先积储，以备灾荒时需用。第五，爱惜民力，重视发展农业，缺少马的郡县应该分到军马，用于农耕，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百姓的收入。第六，流通货财。要广泛地开源节流，增加收入。第七，惩治奸宄。由于各地方州县的盗贼很多，应于各州县编制里甲，使之互相监督，对犯罪的人予以惩治。虞谦对皇帝直言上书，陈词尖锐，每次都能击中要害，由此激怒了仁宗，仁宗说他言词过于偏激，小题大作了。礼部尚书吕震、都御史刘观等人认为，向皇上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为了讨好皇上，便上书劾奏虞谦。
在吕震、刘观等人的挑拨下，仁宗更加生气，将虞谦降职为少卿，他朝叁的资格也被免去。从此，上言陈述时政弊端的人就不多了。在上奏前，曾经有的大臣建议，虞谦应秘密陈述于皇上，不应在上朝的群臣面前公开上奏，免得皇帝的尊严受损。当时，大理寺属官杨时习就劝过他，这个劝告没有被虞谦采纳，他仍坚持公开上言，结果皇帝给他降职的惩处，而劝阻虞谦公开上言的杨时习，却被皇上提升为大理寺卿。
此后不久，杨士奇因事上奏，但之后却没有立即退朝。仁宗便问：“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莫非是为虞谦的事情吗？”士奇非常镇定，不慌不忙地为虞谦申辩道：“虞谦历经三朝，深懂大臣之礼，往日政绩显赫，今日所犯的过错甚微，皇上不应给予他如此重的处罚。”士奇又请仁宗降敕引过，仁宗听了杨士奇的话后说道：“我也后悔啊！”之后，虞谦被仁宗恢复官职为大理寺卿，但朝参的资格仍未恢复。
虞谦虽被恢复官职，但不能参与朝政，为此，杨士奇又继续上疏说：“如今各地前来朝拜的大臣都在，岂能都知道虞谦的过失！此事如果张扬传播出去，有人会说皇帝不能采纳直言，此事可就大了。”仁宗听了杨士奇的话，恍然大悟，说：“这都是吕震误了朕。上言朕是支持的，只是谦所言过激了。你可以将朕所说的话传告天下人士。”士奇回答说：“此事并不是臣等不能传告天下，只是臣认为应以玺书广布天下。”于是，仁宗命士奇代为起草敕书，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命令百官群臣不要为虞谦之事而担心，应继续直言上书。他在敕书中说：“前几天大理少卿虞谦上书陈述当时朝政大事时，言词过于偏激，但多为实事，朕当时有些接受不了。群臣中有的为了讨好皇上，交章劾奏，请求把他绳之以法，朕没有听从，仍然恢复他的原职，但还是不让他上朝参奏。此后，上朝进言的人日益减少，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国家无事可言吗？朕在对待虞谦上书之事的处理上，一时不能容忍，事后何尝不悔恨自己啊！今后文武群臣，只要是对国家社会有利的事情，都要及时上书，向朕陈述，对于当前政令抗行不当、积弊已久的事情，也要及时直言，千万不要因虞谦的例子而回避朕啊！以后，我们君臣要相互共议国政，今允许虞谦参与朝奏如旧。”
仁宗在杨士奇的直言劝谏下，免去对虞谦的处罚，恢复了他的官职，并允许他参与朝奏，又引以为戒，下罪己诏告谕文武百官。不久，虞谦被封为副都御史，前往四川负责停止采木之役。临行前，虞谦被仁宗亲自召见说：“你平常一向清廉正直，帮助朕前往四川处理扰民之役，不要猜疑和害怕。”
仁宗在即位的第三个月，为了广开言路，使朝臣不要有后顾之忧，敢于大胆直言，进谏除弊革新之策，专门颁布诏书：
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大业。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日，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尽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勿虑后遣。
他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使朝野上下吏治清明，百姓得以安居。
在他即位的第四个月，针对一些地方官吏，执行恤民政策不得利的情况，遂即派出御史十数人分巡各地，考察官吏的政绩。要求他们不可徇于私情，勿惧权贵淫威，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他们之中，如有违犯法纪之事，一律严惩不贷。仁宗把“力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作座右铭，经常告诫群臣和官吏，使他们能够尽职尽忠。
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贪赃枉法，侵扰百姓。仁宗得知后，特命弋谦为副都御史前往查办，并特意交待弋谦，不要心存任何顾虑，只管严处。后来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停办了四川的采木之役。
实际上，明仁宗虽然一向以纳直言来标榜自己，实际上他是厌恶群臣的宣言上谏的，并时时予以折辱。在对虞谦的处理上，由于杨士奇等重臣的极力劝说，表面上引过自咎，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憎恨、讨厌别人对自己的指斥。虞谦被他派到四川办事，等于是明升暗降，实际也是一种变相处罚。这也体现了仁宗虚伪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