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佐尼
曼佐尼，1785年3月7日生于米兰的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贝卡甲亚是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自幼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1805年前往巴黎居住，受到进步的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1808年和笃信宗教的恩莉凯塔结婚。
曼佐尼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意大利遭受奥地利奴役、封建君主实行割据的黑暗时期，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和自由的民族复兴运动出现新的高涨。曼佐尼的创作体现了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特征，同时，又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博爱的教义融合在一起，企图以此解决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他是19世纪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曼佐尼的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16岁时发表的抒情诗《自由的胜利》，采用象征的手法，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赞扬自由战胜专制。诗歌《米尼宣言》（1815）号召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为意大利的复兴而斗争。《一八二一年三月》（1821）歌颂在烧炭党起义中牺牲的战士。5首《圣歌》（1812～1822）宣扬基督教能够赐予人类崇高的理想、正义和平等。《五月五日》（1821）为哀悼拿破仑的逝世而作，流露出神秘的天命观。
曼佐尼的历史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1816～1820）以15世纪威尼斯和米兰战争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素材，描写农民出身的卡马尼奥拉英勇善战，成为将领，最后却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指出意大利民族蒙受灾难的祸根是封建君主的内讧。《阿德尔齐》（1822）取材于8世纪法兰克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的入侵，谴责异族统治，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期待侵略者恩赐自由。
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描写17世纪西班牙统治下农村青年伦佐和鲁齐娅的遭遇，揭示了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处境。小说抨击外来侵略者和封建贵族，提出意大利独立和自由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小说中宣扬依靠基督教实现人的自我完善、神明将造福于人的思想，表明软弱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企图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同封建贵族、教会达成妥协。《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表达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优秀历史小说。
《论浪漫主义》（1823）、《论意大利语言》（1845）、《1789年法国革命和1859年意大利革命》（1868）等是曼佐尼针对文艺理论、语言、历史的作品。他晚年被任命为参议员，担任意大利王国语言统一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
莱奥帕尔迪
莱奥帕尔迪，1798年6月29日出生在教皇辖地一个偏僻落后的城镇雷卡纳蒂。父母都是没落贵族。他10岁开始利用父亲丰富的藏书，刻苦自学，积累了广博的知识，精通希腊、拉丁文和英、法、西班牙等现代语言，17岁就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1815～1816年，莱奥帕尔迪从学术研究转到文学写作方面，翻译了摩斯科斯的田园诗、荷马的《奥德修纪》第1章、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2章以及传为荷马作品的《蛙鼠之战》，创作了《海神颂》。7年书斋生活使他经常患病。《死的临近》写于1816年，是他的第一首抒情诗。抒发了他当时的思想情绪，艺术上受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影响。1817年底，写出第一首有独创性的诗《初恋》，表达对已婚的表亲杰尔特鲁德·卡西的没有表露的爱情，对她的离开深感悲哀。
1817年初，莱奥帕尔迪在和爱国文学家彼特罗·乔尔达尼通信中诉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以及生活在家乡的苦闷。乔尔达尼发现了他的天才，经常指导他，促进了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发展，1818年9月还曾来雷卡纳蒂访问他。
在这位爱国文学家的影响下，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乔尔达尼离开雷卡纳蒂后，他写了两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致意大利》（1818）和《但丁纪念碑》（1818）。前者歌颂祖国过去的光荣，对意大利人为外国作战，不为祖国争取自由的行径给予有力地抨击，并通过描写斯巴达克健儿抗击波斯侵略、在温泉关为国捐躯的壮烈场面，从而衬托意大利人的卑小、怯懦；后者描写卑小、怯懦意大利在法国统治下所受的摧残和意大利人随拿破仑远征俄国葬身冰天雪地中的惨状，呼吁人们不再为侵略战争流血，并以爱国诗人但丁的崇高形象，激励他们为拯救祖国而奋斗。这两首诗崇高的爱国情操溢于言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是当时最优秀的政治抒情诗，深深地激励了民族复兴运动时战士的斗志。
莱奥帕尔迪在偏僻的家乡感到孤独，内心蕴藏着丰富的感情，渴望得到爱情，又因貌丑多病，无法实现。他急欲想离开家乡，施展自己的才华，但遭到父亲的阻拦。1819年7月，他逃走失败，又加上患眼病9个月不能读书，因而感到世间一切虚无空幻，人生没有幸福可言。最后抛弃了宗教和灵魂不灭的信仰，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悲观哲学思想。
1819～1821年间，他所写的《无限》、《节日的夜晚》、《致月亮》、《孤独的生活》等最初的田园诗，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情感。例如，《无限》（1819）在寥寥15行诗中，写出诗人独坐在小山上，思考宇宙的无穷和永恒，心凝神释，与万物冥合的意境；《节日的夜晚》（1820）写诗人在寂静的月夜，以小山和篱笆以及月光下的屋顶和菜园想到自己爱情上的不幸，伟大的罗马帝国已成陈迹，内心充满悲怆情绪的情景。
这个时期，莱奥帕尔迪还写了一些哲理抒情诗，其中有的还贯穿着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致安杰罗·玛伊》（1819），赞美玛伊发现了西塞罗《论共和国》的抄本，要求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和成就作为光复祖国的精神武器；《为保丽娜妹的婚礼而作》（1821），呼吁意大利妇女克尽鼓舞丈夫、养育健壮的后代的责任，不辜负祖国的厚望；《致球赛胜利者》（1821），号召青年锻炼体魄，拯救祖国。但是，《小布鲁图斯》（1821）和《萨福的最后之歌》（1822），则充满颓丧忧伤的情调。前者叙述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兵败自杀，哀叹美德与宗教是欺骗，后者写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由于生来貌丑，因得不到爱情和幸福而绝望自杀，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真实情况，有自传性质。
1822年11月，他终于得到父亲许可，前往罗马。但他把罗马社会看作“文学和风俗的粪堆”，只有在诗人塔索墓前，感动得落泪。由于教廷对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很怀疑，他在罗马未能找到工作。次年4月返回家乡。1825年7月，他应聘去米兰主编《西塞罗文集》，先后寓居米兰、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比萨。在佛罗伦萨参加过自由派集会，但不同意别对国家前途的乐观看法。1828年11月，因健康情况恶化而返回雷卡纳蒂。
从1822年秋～1828年最初的几个月，莱奥帕尔迪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散文《道德小品集》，其中的作品绝大部分是1824年在家乡写成，1827年在米兰出版。1834年再版时，总共26篇。文章大多采取论说或对话形式，讲话者几乎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或虚构的人物，内容主要是阐明作者的悲观哲学观点，诗的内容具有很好的注释，文笔朴素凝练，是标准的意大利古典散文。
1828～1830年他在家乡滞留的一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1830年4月，终于接受托斯康纳不具名的朋友们募集的救济金，永远离开了他早已厌倦的家乡。这一时期却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1828年4月，他在比萨已经写出优秀的田园诗《致席尔维娅》，怀念他所爱慕的、10年前死去的少女（他父亲车夫家的女儿），表达了对流逝的青春与希望的惋惜；席尔维娅在他的笔下成为意大利抒情诗中最动人的少女形象。
回到家乡后，莱奥柏尔迪又陆续写成一系列出色的田园诗《孤独的麻雀》（1829），通过写一只在春天独自唱歌飞翔的麻雀，来表达自己孤寂地度过青春；《回忆》（1829），咏叹青春是“枯寂人生的唯一花朵”，叹息自己在“鄙野的家乡小城镇”里虚度了这个美好的时代，回忆自己爱慕的少女奈丽娜；《暴风雨后的平静》（1829），描写雨过天晴、人们欣喜的情景，表明“人生的欢乐只是痛苦的间歇”；《乡村的星期六》（1829），描写星期六晚上都沉浸在各自的生活乐趣中的人，因为明天将会有孤独与烦恼；《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1830），通过孤独的游牧人对月亮和羊群发问的形式，说明人生只是走向死的历程没有任何幸福。这些诗以传神的笔触，勾画人物形象，描绘自然景色，感情细腻，文笔凝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是优秀之作。
1830年离开家乡后，莱奥帕尔迪在佛罗伦萨住了大约两年，和那不勒斯青年安东尼奥·拉涅里结下深厚友谊。1831年2月，烧炭党在摩德纳和博洛尼亚发动起义，推举他为博洛尼亚议会代表，他不相信起义能够成功，便拒绝了。同年11月，他的《歌集》出版，使他成为欧洲诗人的优秀代表。
1833年10月，他和拉涅里一起在那不勒斯定居，并写下了他的晚期作品《翻案诗》（1834），作品讽刺当时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罪恶，但对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进步持怀疑态度；在抒情诗《金雀花》（1836）里，作者明确提出“自然是人类的生母，就其意志来说，则是人类的继母”，人类如同维苏威火山上的金雀花，永远处于被自然毁灭的危险中，号召人类消除争端，对共同的敌人自然作斗争，这是诗人从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所得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政治讽刺诗《蛙鼠之战续篇》（1837）以1820年那不勒斯革命为背景，主要嘲讽奥地利统治者和意大利自由派，认为前者倒行逆施，后者软弱无能。诗中用青蛙代表僧侣，用老鼠代表那不勒斯人，还用象征性的译名影射奥地利皇帝弗兰契斯科一世、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赋予他们动物的形象，进行了尖刻的讥讽。
1837年6月14日，莱奥帕尔迪病逝在那不勒斯。他去世前两小时完成了《月落》一诗。1898～1900年陆续出版了他1817～1832年随时写成的《杂记》，《杂记》和《书信集》成为研究他的思想和作品的重要文献。
卡尔杜齐
卡尔杜齐，1835年出生在韦西利亚，父亲是著名的医生，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成员。他自幼受到古罗马和意大利古典文学熏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比萨师范学院。后在中学教书，同时组织文学团体，从事诗歌创作。1860年在博洛尼亚大学主持意大利文学讲座。
卡尔杜齐青年时代就成为马志尼、加里波第的忠实拥护者，在50年代的作品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早期的诗集《青春诗钞》（1871）、《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1861～1871），体现了古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歌风格，对异族侵略和封建专制作了批评，积极响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作者渴求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感情。
著名的长诗《撒旦颂》，严厉抨击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性、阻碍历史发展的罪恶，热情赞美人的理性对宗教的胜利和人世生活的欢乐，歌颂撒旦大无畏的叛逆精神。卡尔杜齐还写诗颂扬马志尼、加里波第为意大利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功绩，并号召欧洲被剥削压迫的民族，齐心协力向共同的敌人哈布斯保王朝发起进攻，斗争到底。
1870年，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宣告结束。卡尔杜齐在70年代写的诗歌，赞美在意大利复兴运动中英勇牺牲的英雄，并表示深深敬意。反映了社会贫富对立、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景，有力地讥讽和抨击了资产阶级政客取民主复兴运动果实，牟取私利的丑恶行径。但流露出作者对君主政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872年，卡尔杜齐加入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但不久即退出。他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接近，逐渐冲淡了诗歌中的革命激情，政治上也逐渐保守，站到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上。他的《新诗钞》（1861～1887）、《野蛮颂歌》（1877～1889）、《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1887～1898）等，描写自然美景，抒发自己对青春、爱情及生活的体会，离现实很远。在艺术上，追求的完美，注重抒情。从此成为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官方诗人。1890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王国议会参议员。1906年，卡尔杜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卡尔杜齐同时也是文艺批评家、语言学家，作品有《早期意大利文学研究》、《行吟诗人和骑士诗歌》、《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等专著和一系列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
维尔加
维尔加，1840年9月2日生于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6岁时，在诗人和爱国者、他的老师阿巴特的帮助下，根据一个历史故事，创作了第一部小说《爱情与祖国》（1856～1857）。这部作品没有出版，仅发表了其中两章。
1858年，他进入卡塔尼亚大学学法律，不久即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山地的烧炭党人》（1861）和《在濒海湖上》（1863），以现代历史中高涨的民族复兴运动为题材。描写意大利人民反抗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1865～1871年，维尔加一直住在佛罗伦萨。在那里，他和文学界接触，与文艺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亲密友谊，写出了两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小说：《一个女罪人》（1866），描写一个轻浮女人的可悲结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胜于爱情的现实；《一个修女的故事》（1869），描写一个年轻的修女因为失恋悲伤，最后病死在修道院里。这部作品气氛极为伤感。
1872～1893年，维尔加一直住在米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和许多作家结下友谊，参加了对各种流派的讨论和论战，与卡普安纳一起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此外，他还创作了3部的小说：《夏娃》（1873）、《真老虎》（1873）和《埃罗斯》（1875），这些作品浪漫主义气息浓郁，但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奈达》（1874）描写一个穷苦姑娘的苦难身世，是维尔加的第一部以西西里为背景的真实主义作品。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1880）和《乡村故事》（1883）是维尔加的主要作品，农村的生活气息浓厚，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地主、官吏及新兴资产阶级的憎恨。1884年维尔加把《田野生活》中的《乡村骑士》改写成剧本，以后又由作曲家马斯卡尼谱曲，改编为歌剧。
维尔加曾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标题，创作5部长篇小说，但后来仅完成了2部。其中《马拉沃利亚一家》（1881）是维尔加的代表作。主人公安东尼·马拉沃利亚是一个忠厚、正直的贫苦老渔民。他希望靠一条旧渔船和儿孙们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的命运，但是海上风暴毁掉了他的渔船，儿子也葬身鱼腹，他儿媳妇死于瘟疫，他自己在高利贷的盘剥下，倾家荡产，最后孤独地死去。小说通过这一家的凄惨遭遇，深刻地反映了渔民的苦难生活。《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写身为苦力、泥水匠杰苏阿多为了跻身于上层社会，他与一个破落贵族家的小姐结了婚，但受到当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排挤和打击，最后破产死去。作品通过苏杰阿多发迹和衰败的经历，揭露了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给农村人民造成的危害。
维尔加在1906年把三幕悲剧《从你的到我的》（1903）改写成了小说。描写了一个矿工领袖卢洽诺为了获得硫磺矿矿主的财产而背叛罢工工人的故事。
维尔加还写了一些取材于市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以及由短篇小说改编的剧本。20世纪初，他就再也没有写作，但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维尔加于1922年1月27日逝世。
维尔加的作品吸取了西西里民间语言的语汇、谚语，文辞朴实生动而自然，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些作品以感人的艺术力量，揭露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资产阶级虚伪性和革命不彻底性，反映了19世纪末意大利社会的阴暗面。由于作者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出路，因而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悲观、哀伤的情调。
亚米契斯
亚米契斯，生于1846，卒于1908年。他曾参加了1866年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1868年出版了以这次战争为题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战地生活》。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他退伍从事教育事业，创作了许多反映学校生活的作品，如：《一个教师的故事》、《学校与家庭之间》、《爱的教育》等。后来，在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以后，又写了不少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如：《工人女教师》、《公共马车》等。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亚米契斯认为教育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却企图唤起上层阶级对被压迫者和贫困者的同情，从而调和了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局限性。
亚米契斯还写了不少描绘各国自然风光、文化艺术活动和风土人情的有趣的游记散文。《小抄写员》选自《爱的教育》。该书是亚米契斯根据他儿子所记的小学生日记改写而成的。作品中表现的对儿童心理入木三分的洞察以及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教育原则，人们对这部作品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使作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爱的教育》是本风行全球，脍炙人口的著作，亚米契斯耗时近10年才得以完成。无论哪一章，哪一节，都把“爱”表现得精髓深入，淋漓尽致，大至国家、社会、民族的大我之爱，小至父母、师长、朋友间的小我之爱，处处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使得全世界各国都公认此书为最富爱心及教育性的读物而争相翻译出版。
《爱的教育》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良书，是为人父母者，为人是师长者，为人子女者在一生中务必一读的经典。
为什么全世界不管看过或没有看过的读者都知道这本书？
为什么这本书就像所有不知名的圆舞曲一样让人难以忘怀？
夏丏尊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书给我以卢梭爱弥尔，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动。我在4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文，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成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而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庭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10余年教鞭的教师。平时为人父为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得流泪。”
《爱的教育》一书是一个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学年10个月中所记的日记。全书共100篇文章，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主人公恩里科的日记；他的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劝诫启发性的文章；以及十则老师在课堂上宣读的小故事。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小男孩，而19世纪的意大利所施行的是男女分校制。所以，也许女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有受了冷落的感觉：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男的。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皮兰德娄
皮兰德娄，1867年6月28日出生于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城一个商业资产阶级家庭。他曾在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学习，后在德国波恩大学研究文学和语言学。1892年，皮兰德娄回到意大利，执教于罗马高等师范学校。1936年12月10日逝世。大学时代曾写过一些抒情诗。由于20世纪初发表的长、短篇小说，才使他成为意大利著名作家之一。
皮兰德娄一生共写了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近300篇（取名《一年的故事》，计15卷）。早期的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被抛弃的女人》（1901），受到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描写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西里的风土人情和贫穷落后，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发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宗教势力的罪恶和腐朽的道德观念。以后，皮兰德娄的创作倾向发生了转折。他认为，人类所处的环境，以及人类本身是在不断变化，所以艺术无法真实地摹写现实。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1904）、《老人与青年》（1913）、《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1915）是体现这种观点的代表作。
《已故的帕斯卡尔》写乡村图书馆管理员马蒂亚·帕斯卡尔两次抛弃原来的身份，寻求另一个“自我”。第一次他因同妻子争吵，赌气离家出走，被人们误认为失足溺死，他无奈之下改名梅司，开始戴上“假面”生活。但由于失去真实的“自我”，他在生活中处处感到被现实抛弃的痛苦，于是他制造了梅司投河身亡的假象再度出逃，企图恢复真实的“自我”，可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皮兰德娄借助怪诞、离奇的情节揭示了社会上荒唐、混乱的现象，人只能给“自我”戴上种种“假面”，逃遁于虚幻的现实之中，而最终仍然找不到一席安身之地。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自称是某个剧本中的6个人物，被作者所抛弃，闯进一家剧团的排演场，要求导演把他们的戏排演出来。戏中戏与戏融为一体，虚构的剧中人的遭遇变成在舞台上表现的真实事件。皮兰德娄借此揭示现实生活是由一系列幻影组成，变幻莫测，人的“自我’同样是一系列的幻影，人就生活在这种紊乱之中。”
《亨利四世》（1922）是皮兰德娄另一部著名的怪诞剧。仍然是以“自然”与“现实”、“自我”与“假面”的冲突为主题。一个青年绅士在化装游行中被情敌暗算受伤，神经错乱，把自己当作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12年以后，他清醒过来，试图恢复原先的生活，然而已不可能，注定要永远装作疯人生活下去。悲剧的根源是现实给他铸就了这具疯人的“假面”。皮兰德娄的怪诞剧突破了传统戏剧的规范，幻觉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消失，人物被置于最荒唐离奇的环境里，作者通过夸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来表达充满哲理的思想，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
皮兰德娄的戏剧创作反映了20世纪初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内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条件下，中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失去立足点的思想危机。1926～1934年，他带领自己的剧团到欧美各国演出，引起巨大的反响。193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马里内蒂
马里内蒂，1876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他曾在亚历山大的法国耶稣会学校求学。1893年随家迁居巴黎，广泛接触法国现代派的文学艺术，深受影响。1894年回到意大利，在帕维亚、热那亚等大学攻读法学，1899年毕业。
马里内蒂最早的诗歌《老海员》（1897）、《征服星球》（1902）、《毁灭》（1904），是用法语写成的，嘲讽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他写的未来主义剧本，如《饕餮的国王》（1905）、《他们来了》等，描绘了不切合实际，与理性相悖舞台形象和人的梦幻般的、惊恐的感觉。1905年他创办《诗歌》杂志，刊登意大利颓废派的诗作，大力介绍法国象征派诗人，获得了国际声誉。
1909年2月20日，他在巴黎《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以后陆续发表《未来主义文学宣言》（1910）、《未来主义戏剧宣言》（1915）等，提出一整套未来主义的理论主张。1913年他参与创办未来主义刊物《莱采巴》，同年前往俄国旅行，宣传未来主义。
马里内蒂的诗歌和散文表达了力求冲破现实牢笼烦躁不安的情绪。长篇小说《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描绘了“未来的人”的形象。“未来的人”有高超的本领，但无心无肺，残忍无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里内蒂鼓吹并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发表《未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未来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亲缘关系。从1919年起，他积极参与法西斯党的活动，成为墨索里尼的帮凶。墨索里尼建立独裁政权后，马里内蒂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作家协会主席。1942年他随意大利侵略军到苏联，1944年因病与世长辞。
蒙塔莱
蒙塔莱，1896年出生在热那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童年和少年在利古里亚海滨的疗养胜地度过。他自幼学习音乐，获得优异的成绩，曾向往成为一名歌唱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作为步兵军官在前线服役两年。退伍后从事新闻工作，并写作诗歌。
1925年，蒙塔莱第一部抒情诗集《乌贼骨》问世，一举成为著名的抒情诗人。1927年，他迁居佛罗伦萨，任市图书馆馆长，1938年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公职。40年代初离开意大利，流亡瑞士，并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当过记者、音乐评论家，长期担任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1967年，意大利总统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称号，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蒙塔莱是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人无法探测历史的奥秘，无力改变世界的现状，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因此，诗人的使命是表现人的生存本身，寻求个性的真实，反映自我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而不是去针对普遍的社会现实去写作。
他的处女作《乌贼骨》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主要特点。在这部抒情诗集中，蒙塔莱通过对故乡利古里业海滨景物的描绘，表现现实世界和自然的美，抒发人的忧伤和孤独，咏叹“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这部诗集使他获得“生活之恶的歌手”的称号。
《乌贼骨》从思想内容和艺术上为蒙塔莱的整个诗歌创作奠定了基调。他随后发表的诗集《境遇》（1939）、《暴风雨和其他》（1956），抒写人在痛苦中挣扎、意识到不可逆转的结局的悲哀；反映人的惊慌不安，个性遭到暴力的践踏。也有一些诗篇摆脱了主观主义的艺术探索，表达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之人的情感。蒙塔莱还写了一些诗章，或记叙日常生活，或献给他的亡妻（《萨图拉》，1971；《诗钞：1971～1972》，1973）。他著有论文集《在我们的时代》（1973）。
蒙塔莱的诗被称为“纯诗歌”，注重塑造艺术形象，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有象征主义特点。表达了作者内心丰富、细腻的感情，以及人生的坎坷与苦闷。
西洛内
西洛内，原名塞孔多·特兰奎利，1900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阿奎拉省偏僻、贫困的山区。少年时接受宗教教育，后来他曾参加政治斗争并编辑左派刊物，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西洛内成为领导人之一。法西斯上台后，西洛内转入地下，负责意共地下刊物的出版。1930年，他同共产国际发生分歧，退出意共，与社会党合作，继续从事反法西斯活动。
1930年，西洛内发表长篇小说《丰塔玛拉》，以农民自叙的方式，展示意大利农村的贫困、愚昧、黑暗，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法西斯而英勇献身的农民的形象，预示了意大利农民的觉醒。
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面包和酒》（1936，1955年改名《酒和面包》重版）描写一个神学院学生抛弃宗教信仰，投身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法西斯的迫害。小说揭露抨击了法西斯主义扼杀自由、正义的丑恶嘴脸，但又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信仰。表现同样主题的还有长篇小说《雪地下面的种子》（1942）。
西洛内在50年代以后创作了不少作品。长篇小说《路加的秘密》（1956）描写了一位叫路加的农民蒙受了40年的冤狱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者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思想。中篇小说《一个可怜的基督徒的命运》（1968），描写13世纪罗马教皇西莱斯廷五世同红衣主教卡埃塔尼之间的冲突，抨击专制势力邪恶的本性。文集《可靠的出路》（1965）记叙西洛内脱离基督教的始末，以及他后来同共产国际的分歧。
莫拉维亚
莫拉维亚，生于1907年，他自小就喜欢读贝利的诗作，并深为其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所感染。战后的莫拉维亚就像当年在自由思想感召下的罗马诗人贝利一样，开始把目光投向四周围的罗马城的各种公共场所，细致入微地观察日常生活中各种平凡的人物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心态。
“我要给罗马平民百姓留下一块丰碑”。那位19世纪的罗马抒情诗人用他呕心沥血谱写的2000多首14行诗篇，实现了他生前豪迈的誓言。而1个世纪后的小说家莫拉维亚也以其精辟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富有戏剧性的幽默感，先后完成了《罗马故事》（1954）和《罗马故事新编》（1959）两部短篇小说集，为战后生活在罗马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又竖立一座文学艺术丰碑。这两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与100年前的焦阿基诺·贝利的诗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那么引人入胜，那么扣人心弦。
在莫拉维亚用他一生的精力建立的艺术丰碑上，除了幽默风趣地展示了一幅鲜活的罗马底层社会的画卷外，还用其锐利的雕刀无情地剖析他所出身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那是另一种令人窒息的画面，展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和沟通的现实。60年代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揭示现代社会异化的作品，其中有《鄙视》（1954）、《烦闷》（1960）、《注意》（1965）、《我和它》（1971）、《内心生活》（1979）和5部短篇小说集。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由于在生活中难以寻求自身的真实而存在的烦闷和苦恼。
包括61个短篇的《罗马故事》中的主人公们都是生活在战后的罗马大都市中贫苦的劳动大众，他们之中有的是流动小贩，有的是酒吧跑堂，有的是卡车司机，有的是工人、清道夫，有的是裁缝、理发师，还有流浪汉和仆役，他们多因生活所迫千方百计地、有时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寻找各种出路。那雄伟的古罗马斗兽场、那带有美丽的神话传说的台伯河、那神秘的天使古堡、那寂静的古罗马水道，都冷漠地观望着他们的遭遇，目睹他们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即使到了穷途末路也无法帮他们改变悲惨、困苦的命运。
莫拉维亚是个永不衰老的“斗士”，他身上似乎总有用之不尽的旺盛精力，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意大利社会各个时期兴衰沉浮的痕迹，可以说，莫拉维亚和他的作品是意大利从法西斯专政到抵抗运动和战后几十年发展变化的最好见证。他那近40部的各种体裁的不朽之作中，凝聚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对文学艺术的笃信和倾注。莫拉维亚一生总共写了17部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10部剧作，10部评论集和游记，为世界文学宝库又增添了不少精品。
他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灵魂的虚伪、沉沦和堕落触动了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为此，在第6版即将开印时就遭到了当局的查禁。他用6年的心血写成的第二部小说《错误的野心》（1935）也同样遭到当局的查禁。1941年问世的《假面舞会》是投向已岌岌可危的墨索里尼政权的一支锋利的投枪，它指桑骂槐地嘲讽了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因而在它出第二版时又遭到当局的查封。从此，莫拉维亚的名字就作为“颠覆分子”被列入了警方的黑名单。
被迫远走他乡、颠沛流离的莫拉维亚对文学的崇高信念并未从此毁灭。在南方避难时创作的《阿戈斯蒂诺》（1944）、《罗马女人》（1947）、《违命》（1948）、《随波逐流》（1950）相继问世。沉醉在家乡光复喜悦之中的莫拉维亚重又燃起新的创作热情，在新现实主义热潮的鼓舞下，眼光深邃才思敏捷的莫拉维亚发表了一系列以反映罗马社会下层平民的命运和遭遇的作品。《罗马故事》（1954）是其中的一部描写和刻画了罗马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辛酸遭遇，从题材的选取到表现手法以及语言的适用，都颇具特色，可说是作者的一部力作。
以文学为手段与法西斯较量中所表现出坚强不屈的意志与战胜了困扰他长达9年的病魔中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毅力，是决定莫拉维亚辉煌艺术成就的两个基本要素。9岁的莫拉维亚因患骨结核而被迫卧床休养因而中断了正规学业的莫拉维亚。在患病期间，他攻读了大量的欧洲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名著，从而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自学成才者的一位楷模。
《罗马故事》中的许多主人公，就像是磨碎机里面不停地打转转的咖啡豆。为了摆脱命运的熬煎，他们有的抛弃刚出生的亲生骨肉，以免无辜的婴儿与家人一样忍受贫困的熬煎《婴儿》，有的则因受不了饥肠辘辘的折磨，到战友开的饭馆里骗一顿饭吃（《罗莫洛和雷莫》），有的为了还债、竟冒用假钞票而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可笑境地《假钞票》；还有“从一家大小四双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饥饿的表情，自己活像是一群饿狼窝里的公狼”似的父亲，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偕同其妻子到一座教堂里去偷盗供品而成了被警察逮捕的小偷（《教堂里的小偷》）。他们心中没有明天，只求糊口度日。
幽默地嘲讽现实生活对他们的不公正，正是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的独到魅力所在，令人读后余味无穷。在圣诞佳节里，终年生意清淡的文具店老板用文具笔墨代替圣诞大蛋糕的做法令街坊好友瞠目结舌、火冒三丈，却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在商品社会中，以“文”为生的人们的寒酸、无奈和愤懑《聚餐》；因朋友作假证而无辜服了2年刑跟监狱长刚道了别说过“再见”的囚犯，却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又成为肇事者再次入狱《再见》。
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充满了人生哲学，从这些小人物日常所遭受的种种经历中，使人悟出许多人生哲理，读后令人哑然失笑，却又从那些可怜、可笑而又可恨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物形象的缩影。一个爱上了大户人家女佣的清道夫，生怕姑娘知道自己从事的职业而谎称自己是户籍工作人员，结果，那个女佣就跟另一个清道夫订婚了。原来“她就爱背着垃圾袋戴着清道夫帽子的男人”（《正好轮到你》；年轻美貌的房东小姐，却没完没了地跟顾客漫天要价贪得无厌，在天使般的外貌下却藏着一颗爱钱如命的冷漠的心，最后她居然嫁给了一个拥有半个大区财产的昏聩老朽的大财主，论年龄他都可以当她的爷爷了《中间人》；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受到年轻姑娘青睐而不敢向姑娘求爱的理发师，后来却发现那姑娘竟与店里一个比他更老更丑的伙计结婚了《老混蛋》）；梦寐以求想当电影女明星的年轻漂亮的邮局女职员没被制片厂的导演录用，而陪同她前去应聘的长着一脸坏相在邮局当差的小伙子却正因为其貌不扬而被录用当上了各种配角（《一脸坏相》）。
作品的幽默还表现在对其笔下人物的种种遭遇，总是带着善意的同情和谅解。对于他们的恶习不是鞭挞而是善意的嘲讽，对于他们所采取的各种伎俩不是谴责，而是含蓄地启示开导，并以成功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贴切的描写和刻画，揭示了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物那种无奈、无力、无助、无谓的生存方式和绝望的心态。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令人感到真挚亲切，似乎故事中的人物是面对面地在向你叙述他们的亲身遭遇，故事都是那么平常和普通，然而从平凡中见真实，从普通中瞥见本质，故而能引起读者共鸣，使他们跟随故事中的人物一起进入了二次大战后罗马平民百姓所处的各种生活境遇中去感受和体验他们的愁绪和忧患：怀疑妻子有外遇，却发现是服刑期满归来的小舅（《马里奥》）；半身瘫痪的人比只是没有了下巴的人更令人同情，“在人生的阶梯上总是走下坡路”的有生理缺陷的人，因想争得世人的同情施舍对比自己更为不幸的残废人产生了嫉妒心（《失误》）；为了能去海边休养向朋友伸手求援碰了一鼻子灰的儿子，结果却不得不用母亲当掉金首饰的钱去治病（《没钱的朋友》；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成人的女裁缝却眼看着因赌博输钱而行凶杀人的儿子成了阶下囚（《眼镜儿》）；爱吹毛求疵驱车在大街上与一位太太无理取闹的年轻人受到路人一顿教训和奚落（《吹毛求疵的人》）。
每篇小说的结尾妙趣横生、恰到好处，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更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分拘泥小节；做事婆婆妈妈的丈夫在妻子弃家出走后非要上丈母娘家问个明白时，居然还本性难移地注意到丈母娘家客厅桌子上那只花瓶下的小垫片没放正（《别刨根儿问底儿》）；结婚才两年被挥霍无度的妻子弄得把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取尽而一无所有的丈夫，最后却从旁人口中得知他妻子对人说是丈夫把家产挥霍一空无可救药才导致她毅然离家出走（《挥金如土的人》）；因生活无着落，想托当作家和诗人的朋友写一封假哭丧母后的悲痛无援的信件，以期能感动刚丧母的律师能慷慨解囊予以施舍，殊不知那位代笔的作家居然捷足先登，早已上门去拜访过那位律师了（《“妈妈”一词》）。
跟莫拉维亚的许多作品一样，《罗马故事》是在古城罗马的大环境里展开各种动人情节的，那还是一个带着战争创伤疮痍满目的城市，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写在墙上的‘打倒’和‘万岁’的字样”，“行进在街上的装满无花果和柑橘的小推车”，“门前台阶上坐着残废人和瞎子的教堂”。那墙上挂有壁毯穹顶饰有壁画的古老的楼房，那怀抱着古城的蜿蜒的台伯河，那雄伟庄重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构成了各种人物活动的时空和背景。所以，读着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就仿佛随同他回到50年代的罗马城，漫步在两旁拥有古老建筑的大街上，徘徊在有“红丝绒铺着台阶的金银首饰店的橱窗”前，在多少世纪来盘绕着罗马的台伯河畔，或是在空气新鲜、空旷、荒漠的罗马市郊外，聆听罗马人诉说他们自己真切动人的故事，领略着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
普拉托利尼
普拉托利尼，1913年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家贫，9岁开始当学徒、工人，同时刻苦自学。30年代末成为记者，并和诗人加托共同创办和主编文学刊物《校场》。40年代，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陆续发表小说。
普拉托利尼的中篇小说《马加志记街》（1941）具有自传性质，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描写了少年瓦雷利奥进入社会以后对周围现实的观察和感受，反映出法西斯统治时期少年一代的成长。长篇小说《街区》（1945）描绘佛罗伦萨工人住宅区4个少年不同的成长道路，谴责法西斯对青年的毒害，指出年轻一代在成长的道路上虽然会遇到一定的苦难与坎坷，但必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街区》实际上是30年代佛罗伦萨以至意大利劳动人民生活的缩影。
1947年，普拉托利尼发表了意大利当代文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苦难情侣》，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一条普通街道的贫苦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逐渐成为自觉反法西斯战士的过程，作品塑造了一个体现意大利民族性格和劳动人民品德的共产党员科拉多的形象，指明人民的力量必胜的前景。
普拉托利尼的代表作还有《意大利历史》三部曲：《麦泰洛》（1955）、《豪华》（1960）、《理智的永恒》（1963）。三部曲描写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生活。《麦泰洛》表现泥瓦工人麦泰洛在生活和斗争中经过艰难的磨炼，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工人运动领导人的过程。《豪华》以20世纪初至法西斯上台的最初年代为背景，描写资产者科尔西尼从信奉社会主义思想后来追随法西斯最终成为法西斯的牺牲品，揭露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堕落。《理智的永恒》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这一历史横断面为背景，以佛罗伦萨青年工人布鲁诺的生活为题材，描绘了战后意大利面临的饥馑、失业、经济萧条和5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奇迹”，客观地展现了意大利社会生活的特征以及经济、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
普里莫·列维
普里莫·列维，生于1919年，是一个犹太家庭的后代。
1942年，他在都灵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头衔，此后，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用假名在都灵附近山区的一座镍矿找了一份差事。一年以后，他转到了都灵一家制药厂的化学实验室工作，直至1943年纳粹德国的铁蹄踏上北部意大利的国土。
此后，年轻的列维将化学实验室里的仪器变卖换来了一把手枪，加入了一支犹太人的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反德意法西斯活动。1944年由于不幸因被出卖而被捕，移交德国法西斯军队之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一次与列维同行的一共有650名犹太人，而他成为最终幸存下来的24人之中的一个。
众所周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杀人魔窟，能够幸存除了难友的帮助，列维认为他懂得化学知识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我在奥斯维辛待了10个月，能活下来也许因为我在他们的人造橡胶厂服役。当然，更多的还是运气。”正如列维自己讲的，能活着从奥斯维辛走出来运气还是最重要的。就在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前夕，他患了猩红热，被当作没有救治希望的老弱病残留在了奥斯维辛等死，谁知塞翁失马，因此躲过了一次死亡之旅。
幸存者自述从奥斯维辛重返故乡之后，列维恢复了他作为一名化学工业实业家的身份，继续在化工领域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他改进了一项给铜丝表面抛光的化学工艺，这一技术上的重大改造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商业效益，列维也因此成为了这家化工厂的老板。在此后的30年里，列维的主业始终都是围绕着他的化学工业事业，只是在业余时间里他才从事他的战后文学创作活动，如此直至1977年退休。
“我感到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在促使我坚持下去，一定要活着走出奥斯维辛，因为我将向人们见证这一段历史。”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回到都灵后的一年时间里，列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如果这也能称为一个人的话》。
在这本书中，列维讲述了许多亲眼目睹的大屠杀的情形。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书中并没有激烈的言辞叙述，也没有过度亢奋的词汇，相反他的叙述冷静得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在奥斯维辛亲手掩埋过同伴尸体，并天天目睹死亡和面对死亡危机的老人所写的作品。他用极富于散文韵味的笔触，歌颂了人类的尊严与理智抵抗野蛮与卑鄙的胜利。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被直接翻译成了《奥斯维辛的幸存》，但是列维本人对这样的翻译并不是十分满意，他自认为这样的译法太过于直白和平庸了。列维的作品相对于一些非常文学化的作品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因为他在表达时既不用过分的影射，也不过分的口语化，用词非常准确，这也是列维的一个明显的风格。文学和科学对于列维来讲是用来表达主题的两种不同方式，他希望他在文学创作里做到用词的精确和叙述的严谨，这大概和他是个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实验的化学家有很大的关系。
列维的虚构性作品，例如小说、短故事集的数量并不算很多。算起来也就是5部短篇故事集和一部长篇小说：《第六日》（1966）、《元素周期表》（1975）、《猴子的扳手》（1978）、《如非现在更待何时》（1982）、《制镜者》（1986）、《他人的交易》（1989）。其中《元素周期表》和《猴子的扳手》这两部作品被视为他的非纪实性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列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表达和叙述的方式，将化学元素、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应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巧妙地结合起来，并力求通过此种方式的写作对人类历史进行一番反思。
最为典型的就是《元素周期表》一书。这本书是由21个短篇作品组合起来的合订集，每一个独立的单元都以一个化学元素的名称来命名。人们让列维对这本书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时，他这样写道：
“你们应该不难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化学论文集，这也不是一部自传，这是一部被重塑的历史。”
在样式上，《元素周期表》一书可以被视为运用了大量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原理，但故事自身的结构还是非常传统的。列维是个讲故事的好手，他让每个故事都有一个迷人的情节结构，元素自身成为每一个故事发展的原动力，列维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追踪并记录下来了他们发生反应的轨迹。
尽管列维在化学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专业化程度很高，但《元素周期表》一书却绝不让人感到空洞，也没有充斥着学究式的说教。每每涉及到偏僻的化学专业内容，或是对元素名称本身进行语源学解释的时候，列维都会作深入浅出的解释，并且让读者读起来感到颇有趣味。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列维的作品赞颂不绝，这使得列维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列维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17种文字流传于世。
1987年4月11日，星期六，早晨10点过后不久，普里莫·列维从他出生的那座19世纪晚期的三层小楼的楼梯上摔下来，因头骨骨折当场死亡。
姜·罗大里
姜·罗大里，生于1920年，卒于198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44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48年起从事新闻工作，长期担任米兰《团结报》的《儿童角》栏编辑，同时开始为孩子们写诗和童话故事。
1950年他开始在《少先队员》周刊连载长篇童话《洋葱头历险记》，引起社会很大反响。此后20多年又出版了长篇童话《蓝箭号列车旅行记》《假话国历险记》《电话里讲的故事》《天上的蛋糕》《圣诞树星球》《电视里的吉普》，童话集《21加1个童话》《有3个结尾的童话》，儿童小说《3个小流浪儿》，儿童诗《童谣儿歌集》（1950），《天上和地上的童谣》（1960）等。创作于1958年的《假话国历险记》是罗大里的代表作。1973年出版童话理论专著《幻想的法则》。
姜·罗大里作为意大利的儿童文学家，于1970年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1980年逝世。
莎沙
莎沙，1921年出生在西西里岛雷加尔佩特拉，曾长期在家乡的中学当教员。青年时代发表过诗歌、童话。
莎沙的第一部小说《雷加尔佩特拉教区》（1956），以亲身经历为素材；表现外省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西西里大叔》（1958），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西里人政治理想的破灭。其中，中篇历史小说《胭八年》描绘1848～1860年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风暴在西西里激起的波澜，揭示了封建贵族政治上和道德上凶狠、毒辣、没落和腐败。历史小说《埃及卷宗》（1963），根据18世纪末西西里发生的真实事件，以一个在西西里总督手下当译员的穷神甫假称发现古籍《埃及卷宗》的抄本为线索，反映西西里封建统治阶级同民主主义者在思想意识上的冲突。
莎沙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内容，艺术上借用推理小说的手法。长篇小说《各得其所》（1966）、《出色的尸体》（1971）、《千方百计》（1974），都以西西里为背景，揭露黑手党的罪恶、统治阶级间社会恶势力的沆瀣一气和各党派利用社会混乱牟取私利。《马约拉纳的失踪》（1975），描写意大利著名原子能专家马约拉纳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失踪的始末。《刺客》（1976）中的历史事件表明司法机关对作恶的当权者无可奈何。
莎沙的作品还有以西西里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酒一样颜色的大海》（1973），批判黑手党和统治集团的政治剧《议员》（1965），反映谋杀天主教民主党领袖莫罗案件的《莫罗事件》（1979），以及文集《皮兰德娄和皮兰德娄主义》（1953）、《皮兰德娄和西西里》（1965）、《西西里的宗教节日》（1965）等。
伊塔洛·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生于1923年。
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1947），用非英雄化的手法反映游击队的生活。50年代问世的《我们的先人》三部曲：《分为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不存在的骑士》（1959），既似现实中的童话，又像童话中的现实，把西方世界中人丧失自我本质的境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三部曲使作家获得世界声誉。随后发表的作品《宇宙谐趣》（1965）、《看不见的城市》（1972）、《如果一个冬夜，一个旅行者……》（1979），渗透对迷乱的现实的思索，颇具哲理小说的特色。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1956）是他长期搜集、研究意大利各地区童话的结晶，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主要写一个关于宾的故事，他是皮匠的学徒，二战时在海边一个古代利古里亚人的要塞长大，当时德国军队驻扎在镇里，而游击队正从山区打回来。宾是个瘦小的孩子，与其他那些有家的孩子相比，他是个社会的“弃儿”：除了一个当妓女的姐姐，他没有亲人没有家。在“烟雾腾腾，昏暗的小酒馆”里，宾“被迫在成人的世界里寻找避难所”，他能模仿猥亵的笑声，但不知道它们的意思。他唱伤感的歌，学会侮辱和诅咒他人——但没有一刻他不在期待成为游击队的一员，“和年轻的伙伴们在一起，他会给他们看蜘蛛建巢的地方，或者和他们在河床上的竹林里战斗。”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如何加入游击队，并和另一个社会的“弃儿”结为朋友（这是《人鼠之间》之后最奇特的结合之一）；这个男孩生活在一个从不需要他参与，也从未打算让他参与的世界里；作者叙述时绝不带有任何多愁善感。
《如果冬夜，一个旅人》（另译《寒冬夜行人》）。其实不是一部小说，而是10部，每一部都有不同的情节、作者、氛围和风格；每一部都在第一章后戛然而止，留下悬念。两个读者，一男一女，在这个迷宫中追踪着激起他们兴趣的故事线索。这样下去，《如果冬夜，一个旅人》就和另一本书，来自波兰的有洋葱烧焦气味的《在马尔堡镇外》，不可避免的纠缠在一起了。
《命运交叉的城堡》里，卡尔维诺以他不可思议的机智，用塔罗牌的图案和上面的原型人物创造了一系列短篇的幻想故事。在一个童话般的环境——位于茂密森林的腹地中的一座城堡和一个客栈——一群男人和女人偶然的遇在一起。他们被这种奇遇搞得心烦意乱，并且发现他们都失声了。为了交流他们的命运——爱情，战斗，征服，背叛——他们必须一个接一个的用玩游戏的塔罗牌的组合来暗示自己命运中几个场景。一些故事是真正的民间神话传说——帕西发尔，俄狄浦斯，哈姆雷特——但其他完全是卡尔维诺自己的创造。所有这些故事都象一个混合着古老和现代的多棱镜；作者精确的揭示了我们狂热，不稳定的20世纪世界中的潜在的神话元素，用古代的符号对我们现在的样子进行讽刺挖苦。
《帕洛马先生》是卡尔维诺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树上的男爵》和《宇宙连环画》后又一部杰作。它的名字和一架著名的望远镜相同并非巧合。帕洛马先生是一个知识的探索者，一个在神圣和荒谬的世界里的梦想家。帕洛马先生利用假期对自然现象进行了考察：海龟交配的冲动，白天的月亮，晚上的天空。回到城里后，他又去了商店，被冻肉卷，黄油，砂锅炖肉所吸引。它们的名字和标签使他联想到了草原，打猎，和畜牧业的各种禁忌。
帕洛马先生真正感兴趣是思想。一家熟食店就是一座文明的博物馆。他对社会上的事没有兴趣也不参与，宁愿在内心里交谈，倾听无限空间的寂静和鸟雀动听的鸣叫。但时时来打搅的，文明化的“自我”坚持要成为一个保守的彬彬有礼的绅士，这对一座望远镜来说是失败，对帕洛马先生却又值得高兴。这是一个机智，优雅，充满幻想的故事。
达里奥·福
达里奥·福，生于1926年。199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达里奥·福自幼家境不富裕，因此，生活贴近普通大众。他自称“文化上是大众的一分子”，“一生下来就有政治立场”。
他曾先后在米兰不莱拉美术学院和工学院建筑系攻读，由于酷爱艺术便毅然改行从艺。他先是同几位演员搭档，在咖啡馆和娱乐场所演出综艺节目。这对培养达里奥·福的综合戏剧素质和日后从事讽刺喜剧创作大有裨益。后来，他为广播和电视撰写戏剧独白，又拍过电影，当过两年电影演员，最后终于全心投入了戏剧创作。
达里奥·福是个全才型的艺术家。他集编剧、导演和表演于一身，又擅长歌唱，器乐，舞蹈，舞台美术，服装设计等。他甚至亲自制订布景，设计演出服装和海报。
1958年，他同出身梨园世家的著名演员弗兰卡·拉美结婚，共同创办了新舞台剧团。
1970年，剧团因内部意见不和而分裂后，他们又联络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行，创立了戏剧公社。
他政治上一直属于左派，曾是共产党员，据说现在是重建意大利共产党成员。他把自己的政治立场，炽热的批判激情，都溶入了自己的创作。他始终把戏剧当作反映和参加现实斗争，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手段。这成为贯穿达里奥·福全部戏剧创作活动的一根红线。
迄今为止，他共写了50多部戏，讽刺剧、广告剧、独幕滑稽剧、黑色喜剧、荒诞剧等等，式样繁多，但没有一部是写男欢女爱、家长里短的。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同时也是他最拿手的，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政治讽刺剧，或者是时事讽刺剧。
《一针见血》（1954）是达里奥·福的第一部剧作，对装腔作势的说教和虚假的英雄主义进行嘲讽，获得成功。《大天使不玩台球》（1959），讽刺政府官僚的败行劣迹。还有《他有两支长着白眼睛和黑眼睛的手枪》（1960），《总是魔鬼的不是》（1965），《高举旗帜和中小玩偶的大哑剧》（1968），《工人识字300个，老板识字一千个，所以他是老板》（1969）《滑稽神秘剧》（1969），《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砰，砰，谁来了，警察》（1973），《被绑架的范尼尼》（1975），《拒不付款》（1981），《喇叭，小号和口哨》（1981）无一不是反映现实，揭露黑暗，针砭时弊之作。
翁贝托·艾柯
翁贝托·埃可，又译安伯托·艾柯，生于1932年。他的学术著作、杂文、小品文都享有盛名。小说《玫瑰之名》、《傅科摆》、《昨日之岛》在内地均有出版。
翁贝托·艾柯绝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首先，作为驰名世界的符号学家，他的名字前面是一大串银光闪闪的学术头衔；其次，作为广受欢迎的畅销小说作家，他的名字后面则是另一大串金光闪闪的畅销书单，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那部《玫瑰之名》（TheNameoftheRose），虽然是他48岁那年才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但迄今20年来已在全世界以35种语言卖出了1600万本，还被好莱坞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越老越酷的大明星肖恩·康纳利主演，一度轰动全球。
《鲍多里诺》一书厚达500余页，主人公是意大利西北部历史名城亚历山德里亚的守护人圣鲍多里诺，但在艾柯的笔下，这位圣徒变成了一位济公式的人物，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破衣烂衫，插科打诨，不仅到处捅娄子，而且迷恋美妇，因此上演《十日谈》中的种种闹剧。就连艾柯自己也说，“这是一本搞笑的怪异之作。”
艾柯的小说和他艰涩的符号学研究其实相隔甚远，有书评家竟用“好玩”一词予以形容，这大概得益于薄伽丘的遗风。同时，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历史和神学知识的渊博也令人难忘，不过却从不给人以卖弄之感，反而给读者带来无上的阅读乐趣，正如我们在黄昏阅读博尔赫斯时的曼妙感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