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道、鹰道固然都是遨游商海的附身绝技，但毕竟只是一种本能。要想事有大成，就要超越这类本能，具备透过一叶得见森林的战略眼光和既能谋及眼前又能着眼于长远的超绝智慧。
秘诀是做一个猎人，狐狸再狡猾，雄鹰再敏锐，终究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而成为其枪下的猎物。
谋绝的第一层功夫概以一个“深”字，即眼光毒辣，能透过现象深入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能把事情看透。商海诡诈，陷阱的深度与铜钱的高度差不多，如果不能炼就一双火眼金睛……恐怕早晚得摔进陷阱，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1.做生意要善烧冷灶
眼睛的作用即为视物，前看别人避开的商机，后看“请君入瓮”的陷阱。商场上要吃得开，不仅要赶热门，还要学会烧冷灶。
我们常由衷地佩服有些人做生意实在高明，一般经商者避之惟恐不及的事情到他那儿就成了天赐良机。他们高在何处？说白了就是对事物的洞悉更深刻，能见人所不能见。要想在商场上高歌猛进还真得炼就这样一双火眼金睛。
在清代商圣胡雪岩的商战经典中，就有一个烧冷灶拓开大局面的例子。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开业，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浙江藩司麟桂托人来说，想找阜康钱庄暂借二万两银子，胡雪岩对麟桂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平时没有交往，更何况胡雪岩听官府里的知情人士说，麟桂马上就要调离浙江，到江宁（南京）上任，这次借钱很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任时财政上的亏空。而此时的阜康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堆花”也不过只有四万现银。
这一下可让胡雪岩左右为难，如果借了，人家一走，岂不是拿钱打水漂？连个声音也听不到。即使人家不赖账，像胡雪岩这样的人，总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逼债吧。二万两银子，对阜康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俗话说，“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一般钱庄的普通老板碰到这种事大约会打个马虎眼，阳奉阴违一番，几句空话应付过去。不是“小号本小利薄，无力担此大任”，就是“创业未久，根基浮动，委实调度不开”。或者，就算肯出钱救急，也是利上加利，乘机狠宰一把，活生生把那麟桂剥掉几层皮。
但胡雪岩的想法却是：假如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帮着解了围，人家自然不会忘记，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稍微行个方便，何愁几万两银子拿不回来？据知情人讲，麟桂这个人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耍死皮赖账的人，现在他要调任，不想把财政“亏空”的把柄授之于人，影响了自己仕途的发展，所以急需一笔钱来解决难题。想明白后，胡雪岩马上决定“雪中送炭”。他非常爽快地对来人说：
“好的，一句话。”
答应得太爽快，反倒使来人将信将疑，愣了一会儿才问出一句话：“那么，利息呢？”
胡雪岩想了一下，伸出一个手指头。
“一分？”
“怎么敢要一分？重利盘剥是犯王法的。”胡雪岩笑道，“多要了，于心不安，少要了，怕麟大人以为我别有所求，不要，又不合钱庄的规矩，所以只要一厘。”
“一厘不是要你贴利息了吗？”
“那也不尽然。兵荒马乱的时候，尽有富家大户愿意把银子存在钱庄里，不要利息，只要保本的。”
“那是另一回事。”来人很激动地对胡雪岩说：“胡老板，像你这样够朋友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遇见。彼此以心换心，我也不必客气。麟藩台的印把子，此刻还在手里，可以放两个起身炮。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惠而不费，你不必客气，尽管直说。”
听到这样的话，胡雪岩再不说就显得太见外了。于是，他沉吟了一会答道：“眼前倒还想不出，不过将来麟大人到了新任，江宁那方面跟浙江有公款往来，请麟大人格外照顾，指定由阜康汇兑，让我的生意可以做开来，那就感激不尽了。”
“这是小事，我都可以拍胸脯答应你。”
等来人一走，胡雪岩马上把刘庆生找来，让他凑二万银子给麟桂送过去。
刘庆生为难地说：“银子是有，不过期限太长恐怕不行。
咱们现在手头现银不多，除非动用同业的‘堆花’，不过最多只能用一个月。”
“有一个月的期限，还怕什么？萝卜吃一截剥一截，‘上忙’还未了，湖州的钱粮地丁正在征，十天半个月就有现款到。”胡雪岩继续说道：“我们做生意一定要做得活络，移东补西不穿帮，就是本事。你要晓得，所谓‘调度’，调就是调动，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款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做生意，就比人家走在前头了。”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做得漂亮些，早早把银子送了去。
借据呢？”
“随他怎么写法，哪怕就是麟藩台写个收条也可以。”
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合钱庄规矩，背的风险很大。不过，刘庆生知道胡雪岩与众不同，所以也不多说，按照胡雪岩的吩咐去办理。
胡雪岩这一宝算是压对了，立马收到了成效。那麟桂没想到胡雪岩办事如此痛快，而他们两人过去从未打过交道，胡雪岩竟然如此放心地把钱借给了他，不禁使麟桂从心里佩服胡雪岩的爽快。于是，他报之以“李”，在临走前，特意送了胡雪岩三样“大礼”。
一是钱业公所承销户部官票一事，已禀复藩台衙门，其中对阜康踊跃认销，特加表扬，麟藩台因为公事圆满，特别高兴，又因为与阜康的关系不一般，决定报请户部明令褒扬“阜康”，不但在浙江提高了“阜康”的气声，将来京里户部和浙江省之间的公款往来，也都委托“阜康”办理汇兑。
二是浙江省额外增收，支援江苏省勘剿太平天国的“协饷”，也统统委由“阜康”办理汇兑。
三是因麟桂即将调任江苏，主要负责江南、江北大营的军饷筹集，阜康可以在上海开个分店，以后各省的饷银都经过阜康钱庄汇兑到江苏。
胡雪岩以区区两万银子，不仅使“阜康”得到了一笔不小的生意，而且还将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去，这正是胡雪岩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有了各省的饷银，以后到上海做生意，就不再愁资金短缺的事了。“烧冷灶”的利益回报，一下就显现出来。胡雪岩为自己的得意之作而拍案叫绝。
与其说胡雪岩是个经商的高手，不如说是个烧冷灶的高手。就事论事，麟藩台在任时显然是个热灶，一般人包括胡雪岩把脸凑上去说不定只能贴个冷屁股。在其人走茶要凉之际……多数人只看到放银给他的风险，而胡雪岩在风险之外看到的是送上门来的摇钱树。胡雪岩烧冷灶绝非仅此一端，像前述的他能把生意做到左宗棠头上，也是冷灶烧得其时的结果。
烧冷灶靠的是眼睛，看的是火候。所谓对症下药，药到才能病除，否则可能就成了吃力不讨好。
2.看清关节处，迈得门坎过
一看一迈，道尽做生意的两个关键处。大生意往往在小细节处见功夫、论成败。
做大生意处处有门坎儿处处有关节。同样一笔生意有的人做得成有的人做不成，有的人赚得多有的人赚得少；有的人把大生意做小、做赔，有的人把小生意做大多赢，关键在于“见机”二字。眼睛明亮才能在关节处见得清，有门坎处迈得过。
如果要问兵荒马乱的世道，什么生意最赚钱？人们肯定会回答：“军火！”但要做军火生意却非一般人能行的，许多有钱的主儿看着别人倒卖军火发大财，就是干着急没办法，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做军火生意最基本的条件——官场靠山，或者说官方背景。而在这方面，胡雪岩可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官场、商场和江湖势力，几乎一个不剩地占全了。正是因为有官场靠山，胡雪岩说话行事才显得很“大气”，办起事来极果断。
比如刚刚与古应春和尤五商定做一把军火生意，一切还都没有眉目，八字都没有“一撇儿”，胡雪岩心里就估计情势：凭自己在浙江官面儿上的关系，只要自己把洋枪弄回去，浙江当局肯定会买。既然如此，那就不妨来它个双管齐下，一边与洋人交涉，一边带着现货回杭州。如果团练不用洋枪，实在没办法，就让王有龄买下来，供他的府台小卫队使用，反正烂不到自己手里。
主意一定，胡雪岩马上找到买办古应春，一起去与洋人商谈。
一路上，古应春不断向胡雪岩介绍洋人的礼节、习惯和规矩，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小洋房门前。长着满脸大胡子的哈德逊大踏步迎了出来。胡雪岩已打定主意，反正自己不懂洋规矩，古应春怎么做他也跟着照猫画虎，看他起身自己亦起身，看他握手自己也握手，总不会错到哪里去。只有古应春跟洋人谈话时，胡雪岩只能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表情很不好，洋人只管耸肩摊手，而古应春则是大有恼怒之色，然后声音慢慢地高了，显然起了争执。
“岂有此理！”古应春转过脸来，怒气冲冲地对胡雪岩说，“他明明跟我说过，贸易就是贸易，只要有钱，他什么能卖的东西都愿意卖，现在突然又反悔了，说跟长毛有协议，卖了给他们就不能再卖给官军。我问他以前为什么不说，他说是领事最近才通知的。又说，他们也跟中国人一样，行动要受官府约束，所以身不由己。你说气人不气人？”
“你跟他说，知道他们跟谁签了约吗？那是一伙与合法政府作对的乱民。”
哈德逊耸耸肩，说自己是商人，商人只管做生意，而不问对方是谁，哪怕他是魔鬼也不管。
胡雪岩再次反问道：“那就不对了。朝廷跟英国人订了商约，开五口通商，我们反而不能跟他通商，朝廷讨伐的叛逆倒能够跟他通商，这是啥道理？”并威胁说，根据《五口通商》的规定，朝廷保护的是外国商人在华的合法经营，如果与反对朝廷的乱民做军火生意，无疑地是反对中国政府，还能受到保护吗？
这一招很厉害，哈德逊无言以对。胡雪岩抓住要害，进一步说，如果朝廷得知这笔非法交易，派兵截获军火，那时你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受到政府追究责任，利弊如何，不是明白无遗吗？哈德逊苦笑着，耸耸肩膀，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
他狡辩说，枪支已经启运，很快到达上海，若中途毁约，将蒙受巨大损失。胡雪岩告诉他，自己可以代表浙江地方当局买下这批军火，并可提高出价。哈德逊两跟一亮，连叫“OK”，表示可以重新考虑。胡雪岩盯住他说，“不是考虑，而是必须！”
否则自己将运动所有力量，破坏他们同太平军的交易。
哈德逊将信将疑，转向古应春，询问胡雪岩在中国官场上的影响和势力究竟有多大，为什么说话口气这么大。古应春告诉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胡雪岩不仅与众多官员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他的钱财足可以买下浙江半个省的地皮，相当于英伦三岛中的一个。哈德逊惊得张大嘴巴，连连伸出拇指比划，胡雪岩的“硬气”立刻降伏了他。哈德逊明白与胡雪岩这样的官商打交道，要比与“乱民”来往有利得多。
没费多大力气，哈德逊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与胡雪岩商谈起购买枪支的具体细节。胡雪岩允诺把每支枪的价格提高一两银子，哈德逊高兴得手舞足蹈，斟满一杯酒，同胡雪岩碰杯，庆贺生意成交，并主动送胡雪岩一支最新式的“后膛七响”以表敬意。
表面看来这个生意是泡汤了，但在胡雪岩眼里，对方要什么……怕什么、疑什么一清二楚。在这样的火眼金睛面前，他哪里还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
还有一事，也充分显出胡雪岩见一关节迈一门坎儿的“商功”。
左宗棠西征前，为了筹足先期必用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胡雪岩决定向洋人借款。平时向外国银行借钱，十万或者二十万银子，只凭胡雪岩一句话就可以借到。因为一百二十万两不是个小数目，是银行从来没有贷放过的一笔大数目，因此，难度很大。就连见多识广的古应春也很坦率地对胡雪岩说：“小爷叔，这件事恐怕难。”
但西征大业成败和左宗棠封爵以后能不能入阁拜相的关键都系于此，关系真个不轻。倘或功败垂成，如何交代？所以，胡雪岩是志在必成。他对古应春说：“我也知道难。不过一定要办成功。”
见胡雪岩决心已定，古应春不再劝阻了。胡雪岩从不畏难，徒劝无效；他知道自己惟一所能采取的态度，便是不问成败利害，尽力帮胡雪岩去克服困难。
为了保持机密，古应春将英国汇丰银行的麦林约在新成立的“德国总会”与胡雪岩见面，一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麦林相当深沉，听完究竟，未置可否，先发出一连串的询问：“贵国朝廷对此事的意见如何？”显然，他不相信胡雪岩一个商人能有如此气魄和胆识。
“平定回乱在中国视为头等大事。”胡雪岩透过古应春的解释回答说：“能够由带兵大臣自己筹措到足够的军费，朝廷当然全力支持。”
“据我所知，中国的带兵大臣，各有势力范围。左爵爷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有陕西、甘肃两省，那是最贫瘠的地方。”
“不然。”胡雪岩不肯承认地盘之说，“朝廷的威信，及于所有行省；只要朝廷同意这笔借款，以及由各省分摊归还的办法，令出必行，请你不必顾虑。”
“那末，这笔借款，为什么不请你们的政府出面来借？”
“左爵爷出面，即是代表中国政府。”胡雪岩说，“一切交涉，要讲对等的地位；如果由中国政府出面，应该向你们的‘户部’商谈，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计议。”
麦林深深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左爵爷代表中国政府，而你代表左爵爷，那就等于你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吗？
这话很难回答。因为此事，正在发动之初，甚至连左宗棠都还不知道有此借款办法，更谈不到朝廷授权。如果以讹传讹，胡雪岩便是窃冒名义，招摇辱国，罪名不轻。但如不敢承认，便就失去凭借，根本谈不下去了。
想了一会，他含含糊糊地答道：“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
“胡先生的词令很精彩，也很玄妙，可是也很实在。好的，我就当你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看待。这笔借款，原则是我可以同意，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再商谈。”
就这样，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以模棱两可的“官方。”
身份，把这笔大借款做成功了。
3.追求价格背后的利益
高价求利，低价亦为求利。价格高低之中方显见识高低，见识浅，钱罐自然就浅。
做生意，价格恐怕是个最为敏感的问题。生意双方同时又是争夺利益的敌对方，一方想卖个好价钱，另一方想买便宜货。生意经的其他篇章可以是风花雪月，到此紧要处则真刀真枪……刀刀见红。在今天商品极度丰富、商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以价格优势争取竞争优势更成为很多企业抢占市场的生意准则……于是乎我们看到不仅空调、冰箱、彩电的价格你方降罢我再降，汽车的价格更是今天1万明天8千往下降。人们不禁要问，降价难道是促销的惟一手段吗？除此之外真的就别无高招吗……一件商品的价值真的可以这样随意去定吗？
其实不然，在那些“商精”眼里，价格里面有大学问，能考较真见识。
松下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他有何策略——
首先，物价降低才能刺激消费，从而反作用于生产，进一步降低价格。
1951年，松下幸之助去美国参观，发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收音机售价24美元，工人的日工资是12美元，就是说，工作两天就可以买到一台收音机。而当时的日本松下公司所生产的收音机售价9000日元，而工人的月薪则只有6000日元，就是说，工人工作一个半月才能买到一台。当时，这种差距太大了，让松下惊讶不已，也决心迎头赶上。20年后的70年代，松下收音机的价格降到了6900日元。而工人的薪水则涨到了77000日元（40倍于前），加上其他的福利待遇和退休金等，松下的员工工作一天就可以买到一台收音机了。对于自己公司的这份业绩，松下很是自豪。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很让人感到欣慰的。这个例子也证明了他的观点：薪资和物价应是成反比相对运动的。
松下的特例是否可以推而广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低投入（包括劳动力）、高产出，产品价格的下降（哪怕是相对的）是必然的，员工薪资的上涨也是必然的。这也正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假如说现在两者的比例还不协调的话，未来则必然成为反比关系，而且其中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经营者承担着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的使命，有责任为了这一大众的目标努力。而且，这不仅是关系到社会大众的，也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其次，松下遇到杀价高手，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击败杀价高手。还是在创业初期，每有新产品，松下总免不了自己带着四处求售。当时……价格问题每每成为争论的中心，松下也屡屡碰到“杀价高手”。有一位杀价高手煞是厉害……你越说利润薄、生意难，他就越是狠杀。就在松下将要认输的时候，面前浮现出了工厂里挥汗劳作的员工的形象。于是他把工厂的情形和对方说了，“大家都是这样挥汗劳作的，好不容易才生产出这样的货品，价格也合理。如果杀价，那就真是糟透了。希望你还是别再杀价了吧。”就这样，对方答应了。
松下的原则不是立刻就否定大杀价。有时候，价格可能合理，但与购买能力脱节，就不应该一概而论地否定大杀价了。一次，一位经销商要求用低于现价1/3的价格从松下电器进货。察知对方是以世界标准和购买能力来要求降价的，松下没有立即否决他的要求，而是希望对方先以原价销售，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改良产品，然后以对方要求的价格交易。如此，对方接受了这种暂时的价格，松下电器也加紧了改良进程。松下说：有时候“不要把降价要求当做荒唐的无稽之谈，不妨检讨一下看看。如果对方拿世界标准的价格来杀价，不可以认为这是无理取闹，而必须从所有的角度来研究其可行性”。
降价而不吃亏，这是松下要求别人降价的例子。松下以为，面对供应商，采购员应该不断地提出建议，让别人降了价也不吃亏。
因为设计、供应等等的改进，是可以降低成本，带动价格的下落。
同理，这也适合于松下电器这样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松下的降价，从来都是这种不吃亏的降价。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松下制定价格的策略。
1931年，松下电器公司研制出乐声牌三球式收音机，样品获得全日本收音机评比第一名。松下下令投入批量生产，并拟定销售计划，邀请经销商参加新产品展销会。
松下说：“诸位请注意，这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乐声三球式收音机，在日本广播电台举办的收音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殊誉。行家认为，这是目前全国最理想的收音机，造型新颖别致，结构合理，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大家不必为故障而担忧了，请放心销售，拜托了。”
经销商反应热烈，交口赞誉乐声收音机，表示竭尽全力推销，为松下电器，也为他们自己挽回声誉。
当松下把新产品的销量和价格公布后，事态急转，经销商一致反对。
“松下先生，这个价格我们卖不出去！乐声收音机刚刚挤入市场，一定得比别家的便宜一成，才能吸引顾客购买。可你定的价格，比目前最驰名的收音机还要贵一成，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松下电器成功的秘密，在于质优价廉，这好比打进市场的两只拳头。松下先生，请站在经销商和顾客的角度，再作考虑。”
松下知道，质优价廉已牢牢被经销商和顾客认可。但他们实在不太清楚松下电器在质优价廉的背后，有一条牢不可破的原则，这就是合理的成本，再加上合理的利润，最后定出合理的售价。现在许多厂商不是这样做的，若没有竞争或竞争少，就追求高额利润，卖得特别贵；一旦竞争激烈，就牺牲利润，甚至赔血本，进行贱价大甩卖。眼下，收音机界正处于这种恶性竞争状态。
松下说：“现在收音机界的状态大家一定比我更了解，恕不赘述。我认为，价格定得太高或太低，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从商业道德的角度看是一种罪恶，势必造成市场混乱，不利产业的发展。”
“商场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不承认商业道德。”一个经销商忍不住插嘴道。
松下说：“成功与商业道德绝不矛盾。我认为我们定的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我也相信我们的乐声收音机是能为顾客所接受的——因为，我们的收音机品质特优，荣获日本电台评比第一。”
经销商说：“像这类荣誉，其他牌号的收音机得过大把，现在评奖过滥，顾客都不太相信了。惟一的行销武器，只有低价。”
松下说：“请相信乐声收音机是名符其实的，评比的结果也是公正的。现在诸位都咬住低价不放，其实，我比你们中的每一位都更希望低价。我并没有忘记我们一贯奉行的质优价廉的经营方针，我们的价廉是建立在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的。批量大，成本势必低，加上合理利润，售价自然低于其他制造商。然而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投入大批量生产，要形成大批量生产的规模，我们需投入100万日元，这是目前的财力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我们只能利用销售利润，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实现质优价廉，惠及每户消费家庭。请大家暂时离开经销商的位置，真正站在松下电器代理商的立场来看问题，支持合理利润的销售，为普及收音机而作贡献。互惠互利、荣辱与共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基础。我相信诸位一定不会强求我们亏本贱卖，一定希望松下电器持续繁荣发展，一定会体谅我们的难处，并鼎力相助。谢谢大家！请多多关照！”
松下的诚恳，打动了每位经销商。他们不再坚持意见，乐声收音机经这些经销商推向市场，售价虽然偏高，但确实质优物美，很快就得到顾客认可，并开始畅销起来。
乐声收音机最后月产高达3万台，占全国月产总额的30%，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因生产批量大，成本降低，加上利润，售价仍比其他厂商出品的收音机要便宜一半。
松下又一次成功实现了质优价廉的营销方针，使收音机这种只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转化为国民所必需的大众商品。
经济学家田中氏指出：“不受市场价格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定的合理价格，最后形成自定价格左右市场价格的局面。这种营销方针，只有松下幸之助这样的经营之神才能做到。”
松下一直奉行销量愈多，售价愈廉的行销方针。同时，售价不为市场价格所左右——依据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来确定，这在当时的日本企业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不易为他人理解、甚至遭人嘲笑并鄙弃的做法。
不少业主为了开拓市场，不管成本多少，利润多少，先以比同业更低的价格推出产品，以价格优势打倒同业，待垄断市场之后，再大幅度提价，以期牟取巨额利润。
松下说：“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不利于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向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学习，大批量流水线作业，降低售价，使得劳工阶层都买得起汽车。市场需求量增大，又必定带动产业发展。”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数十年后才见分晓。如今，日本的一流企业都是采用松下奉行的行销方针。这同时又是日本式的经营战略，日本产品以此而畅销世界。
4.能见陷阱急转身
凡掉进陷阱的狼都是奔陷阱那边的羊去的。聪明的经商者，不仅要善于识别商途中的陷阱，更要勇于放弃陷阱对面猎物的诱或，决绝转身。
经营者应该明察善断，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应对，有时候需要锲而不舍地坚持，有时候则要敢于放弃。
一次，在松下政经塾上，塾生向松下提出了“撤退”的问题，说万代公司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成功，撤退也有必要”，不知塾长以为如何。
万代公司的山科会长是松下的熟人，他的“撤退”，松下知之甚详。而且，松下十分同意山科的“撤退”哲学，他自己的经营史上，就有过数次的撤退。
二战以后不久，松下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缝纫机公司。起初，他觉得有办法起死回生，但由于不擅长此方面的业务，而且竞争对手林立，自感无法抗衡，便立即退了出来。当然，费了一番功夫以后退出来，财力、物力、人力都会有些损失，但总比继续毫无希望地撑下去来得划算。
松下的“撤退”，最为惊天动地的，要算从大型电脑领域的撤退。那是1964年的事情。此前，松下已经在大型电脑的制造方面投注了十几亿日元的资金，并且已经研制出了样机，达到了实用化的程度。可是，松下却遽然从这一领域里退了出来。当时的情形是，小小的日本，有包括松下的7家公司在从事大型电脑的科研开发，而市场却远不那么乐观。继续下去，势必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与其恶性竞争而两败俱伤，还是毅然决然地早些退出来为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松下的这步棋走得很是正确：直至今天，家用、小型电脑长足发展了，惟独大型电脑却比较冷清。
1925年，松下幸之助到东京办事处巡视时，发现装置在收音机里的电子管非常畅销。松下希望尽快能在大阪发售这种装置的收音机。因此，当场就指令和电子管制造厂交涉。结果发现那家工厂规模很小，资金也不雄厚，生产根本赶不上订货，就当场先付出价款3000元购买1000个，想多买一个都有困难。
回到大阪，松下就和电子管的批发商接触，当时因为来货很少，大家都急着赶快订货。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五六个月，而松下电器也因此多了一万多元的收益，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款子。
后来制造电子管的厂家慢慢多了起来，各种厂牌渐渐出现，价格自然也逐渐便宜。
松下意识到，照这样下去，松下电器可能增加的利润必然会很有限，虽说目前还能保持一定的利润和销路，但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和前一阵子已经大不相同。重点在于如何掌握演变的趋势，因此，先见之明是很重要的。做生意不能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必须要有应变的手段，这就是让松下萌生撒手念头的理由。况且已经赚取一万元的利润，也应该是收手的时候了，再贪心就不大好。松下于是就从这个还没有创造可观利益的电子管贩卖事业上撤资了。
过了四五个月之后，收音机配件的售价急转而下，使目前获利还不错的工厂和贩卖店一起陷入困境。
松下电器因为收手得快，因此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凡事都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反受其害。
事极必反，还有的人可能掉进陷阱或见别人掉进陷阱多了，便看见前面的路处处都是陷阱。
对于经营者来说，不景气恐怕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对于不景气，有的经营者自动退却了，有的经营者被压垮了，有的经营者挺住了，还有一些经营者巧妙地前进了。松下幸之助的松下电器公司，在20年代末的不景气中正属后者，“一枝独秀”，表现骄人。
松下公司为什么能如此呢？这有观念的原因，更有转身的诀窍。
首先，松下不以为不景气全然地坏。松下说不景气不坏，不过是说“更新”，是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松下指出：“一般说来，不景气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切磋思考，多方检讨反省。因此，不景气过后，比以前进步的地方更多。从这点来看，不景气可以说是一种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
如何使坏事变成好事呢？松下有以下的主张和实践：
不景气时，正好可以思考、反省、检讨、研究。这是坐而思，是有益的。对于不景气的缘由，对于克服不景气的方案等等，都可以思索。松下说，这一思索，可能好计划、好主意就会源源而出。
不景气时，正好趁停业而大肆整顿。许多人对付不景气的办法是停产减员。松下以为，停产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减员则大可不必。如果担心浪费人力，那就找些事情来做：把平时忽略的技术培训搞起来，把平时怠慢的顾客格外照顾一下，把该检修的机器彻底检修一下……
不景气能培育人才。学习、教育是培训人才的一个方面，但实践中的历练是更为不可缺少的。平常的历练固然重要，困难时期的历练则更能成就人。这时，人们只有具备优良的心理素质和超常的智慧和能力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也就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成熟。不仅对于高级职员如此，对一般员工也是如此。
不景气中创造新产品。松下指出，在过去的日子里，每当遇到困难就有新产品出现的例子，在松下公司不胜枚举。
在别人因为不景气而停止不前的时候，可以脱颖而出。松下的一位经营建筑业的朋友竹中藤右门，在不景气的1957年，却兴建了一幢大楼。不景气，正是转向翻身的时候，平常可能伤筋动骨的事情，此时可以干了。松下说：“在景气的时候实施经营改革，往往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不景气的时候反而简单，因为公司员工比较听话。一般人的心理总是认为这么景气好，没有什么需要改革，所以不大理会长的话。因此，在不景气时，将计划改革的方案马上付诸实施，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有心的经营者应该善加考虑的一种改革方法。”
不景气使生意更好。景气时，也许会出现卖方市场。不景气时，则是绝对的买方市场，消费者会更加挑剔。因此，平时商品品质好、服务又周到的商家，不仅会吸引到顾客，还会招徕新顾客，因而生意也更红火。
是进是退，关键在于分析大局，把握时机。然而，这都是不容易的。松下认为，准确地把握时机，全靠第六感觉。这并不神秘，因为这种第六感觉是经过长期的修炼得来的，是历尽沧桑而获得的心得。特别是对于“船大难掉头”的大公司来说，更要如履薄冰，及时悟道。对此，松下的经验是：经常向前辈、批发商、零售商、顾客等讨教，以他们的观点来检讨自己的想法。能拜一些这样的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为师，是相当重要的。
以上种种，不是设想，而是事实。因此，松下认为不景气在某种程度上不坏，反而倒好。长时间的顺利，倒很可能是危险的。因为长时间的顺利会使人乐观而满足，松懈而大意，如果经营者不能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和高度的警觉，一遇到些微小的坎坷和波折，就会翻船。
5.眼快迟行避危机
做生意讲究眼疾手快，于别人未觉时赚足利润，但同时风险比较大。眼快之后稍稍慢行，就如太极功夫，你看他慢腾腾地左推右倒，若据此认为他已老眼昏花那就大错了：
他是在等待先动手者的破绽，随时准备给予当头一击。
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个太极武者。他的眼光之锐利无人能及，而他的柔术功夫、慢行哲学更让人折服，他崇尚的是后发制人。
在一些前景不明朗的领域，由其他人去探路，把“摸石头过河”的任务交给别人，自己尽管迟人一步，但是由于少走了弯路，仍然有可能后发先至。
李嘉诚无疑是海外投资金额最大的一位香港华人富豪，但对国内投资却明显迟人一步。
与此同时，香港不少财团已在中国内地轰轰烈烈干起来，取得骄人业绩。
李嘉诚先输一轮，不甘再落后。
从1992年起，他把港外投资轴心放到内地市场。
正是这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经济特区，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浪。
中国内地，被世界经济界看成全球最具潜力的投资市场。
李嘉诚往往是行动迟人一步，但决策已定，就义无反顾。
对于富于闯劲、敢于冒险的人来说，先行一步，占得先机，往往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可是也需要冒巨大的风险。
李嘉诚更习惯于后发制人。
李嘉诚性格老成持重，他的座右铭就是“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迟人一步当然也可能丧失先机。但是迟人一步可以将形势看得更清，少走弯路，鼓足后劲，可以更快地迎头赶上。纵观李嘉诚平生的商业活动，可以看出，李嘉诚一贯以稳健为重。在这大风格之下，在创业阶段，李嘉诚多一些闯劲，也敢冒一些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注重于守成，因此趋于保守。
从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就成风起云涌之势。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务密集型加工业。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参与内地的基本建设。
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80年代末，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十多幢大型物业。胡应湘在内地的事业也始于80年代初，他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李嘉诚虽参与了内地少量项目的投资，可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与他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多么地不相称。李嘉诚在内地人眼里，只是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投资家。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饮“头锅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超过他的人安然无恙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年过花甲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有口皆碑。
比如，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一地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他论伯仲。李嘉诚在中国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
闯劲不足使李嘉诚远远落后于另一些大财团。铆足后劲，弥补了这个不足，后来居上。
李嘉诚的这种生意之道可谓稳健，是“眼快”之后的“迟行”。
“进取中不忘稳健，在稳健中不忘进取，这是我投资的宗旨。”这是李嘉诚常说的一句话。1955年，他将困境中的长江成功挽救，扭转厄运，并且业务渐入佳境，某一天，他便以此话告诉员工。而多年来，这句话亦成为了李嘉诚投资的宗旨，令他战无不胜。可以说，稳健已经融入李嘉诚的性格，他曾说过：“作为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人，你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打下坚实的基础，未攻之前，一定要守，每一个策略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定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我本来有一百的力量便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赌一赌。”
其实，稳健是一种见事之明的体现，是在对事情的走向还没有一个结论性的判断之前采取的守势，是规避可见风险的高招。
“稳健”不仅是李嘉诚的一条为人处事之道，甚至可以说是李嘉诚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格。
特别是在进入一个陌生或新的领域时更应“谨慎”和“稳健”，应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逐步深入，所以应“慎重初战”，对于第一次，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李嘉诚进入房地产的时候，房地产还不是大热门，但也绝非冷门。房地产已经成行成市，个中好手在其中创出了许多新意。
比如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卖楼花的销售高招。
所谓卖楼花，就是一反原来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就动工兴建。
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完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可谓是一箭双雕。
银行的按揭制日益完善。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以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霍英东售楼花的创举可以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笼，弥补地产商的资金不足。因此，急功近利的地产商纷纷效尤，蔚然成风。
李嘉诚面对地产界的主流新风潮，作为一个新进者，他冷静地研究了楼花和按揭。
李嘉诚得出结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正所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因此，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李嘉诚制订方略。
一是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
二是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三是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
总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
1961年6月，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证实了李嘉诚稳健策略的正确。瘳创兴银行由潮籍银行家廖宝珊创建。廖宝珊同时是“西环地产之王”。为了高速发展地产，他几乎将存户存款掏空，投入地产开发，因此引发存户挤提。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死亡。
李嘉诚从自己所尊敬的前辈廖宝珊身上，更加清醒地看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他深刻地认识到投机地产与投机股市一样，“一夜暴富”的背后，往往是“一朝破产”。
作为地产界的新秀，李嘉诚坚持稳健的步伐。后来，在1965年1月，明德银号又因为投机地产发生挤提宣告破产，全港挤提风潮由此爆发，整个银行业一片凄风惨云。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不得不出卖股权给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靠银行输血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而在这次大危机中，李嘉诚损失甚微。这完全归功于李嘉诚稳健发展的策略。
李嘉诚安全地避过了地产大危机，在地产低潮中依然稳步拓展。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别的经营方法一无可取。正如李嘉诚不卖楼花，却不能说卖楼花就一定会失败。事实是，卖楼花的做法，在今天的房地产界依然大有其市。正所谓商无定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卖楼花的始作俑者霍英东今天一样是地产巨头。
关键是我们必须从李嘉诚的做法中吸取有益的启迪。李嘉诚初入地产行业，羽翼未丰，他输不起赔不起，因此他采取不输不赔但资金回笼缓慢、赚头不大（与卖楼相比）的只租不售的稳健发展策略。这也符合李嘉诚与生俱来的一贯性格。
到了李嘉诚成为香港“超人”时，仍然抱着“稳健发展。”
的策略。
香港传媒，常用“擎天一指”来形容在拍卖场上竞价的李嘉诚。其实，“擎天一指”指的是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拍卖场上的李嘉诚，并未显示出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必胜气概。
比如土地拍卖，李嘉诚认为不取此幅，以后还有他幅，目的都是发展地产赚钱，“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
因此，每次参加竞投，李嘉诚都会事先周密地研究出拍卖对象的现有价值和发展价值，定出最高价。若超过此价，李嘉诚则毫不犹豫地果断退出。
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都说您是拍卖场上的‘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为何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幽默地说：“那是因为超过了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使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智有谋，从长计议，这是李嘉诚一贯的作风。我们也看到了李嘉诚不出风头的理智和克制。
逞一时之气，显一时之威，最后自食苦果——这种赌徒作风从来是李嘉诚所不为。假如碰到这种赌徒（事实上英商华商巨富中屡见不鲜），李嘉诚必定退出，以成全对手的风头。
李嘉诚说：“与其到头来收拾残局，甚至做成蚀本生意，倒不如当时理智克制一些。”李嘉诚认为土地有的是，不似古董孤品，存世只此一件。
不冒险、求稳健，还反映在对待一些一时看不到前景的项目上，李嘉诚的方法是当断则断，宁可少赚不可亏蚀。
1986年，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私人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谁知，种子撒出去，却不见摘回丰硕的果实——投资回报不理想。
《杀戮香江·富豪沉浮录》一书提到：“去年8月，和黄公布1992年上半年业绩，李嘉诚毅然宣布为加拿大赫斯基石油的巨额投资作出14.2亿元撇账，令和黄盈利倒退。”
“李嘉诚认为这项投资亏损，是马世民管理出了乱子。”
“他曾说，如果和黄没让合作伙伴左右决策，收购另一家石油公司，和黄收购赫斯基，绝不会有所亏损。”
“他怪罪马世民，是因为马世民策划的海外投资项目，接连失利。1989年马氏再买下生产天然气为主的Canberra，却没有取得这家公司的话事（主事、决策）权，由人家管理，没有当上这家公司的主席。”
“痛定思痛，李嘉诚决定不听马世民的解释，将赫斯基石油14.2亿的账撇得干干净净。”
李嘉诚对失败事业的态度是当断则断。生意多得是，他情愿去开拓新的领域，开始一单新的生意，而没有耐心去挽救一桩亏损的生意。李嘉诚认为，亏损的事业在竞争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此，能断就断，能卖就卖。与其花费大精力去扭亏，不如选取一项前景看好的事业重新开始。扭亏花费的精力往往不能与收益成正比。
在CT2项目上，我们又一次看到李嘉诚的稳健作风，以及对前景不明朗的项目的处理风格。CT（第二代无线电话）是马世民的另一项重要投资。
1992年，和黄在英国推出CT2，市场反应冷落，客户不到一万，不及预期的1/5.最令李嘉诚担忧的是和黄要投资60亿港元，建立电讯网络，另加上一二十亿的辅助投资，总投资额近百亿。对这种未被市场认可的高科技项目，李嘉诚不似投资地产那么有把握，故坚决斩缆止血。从1992年中起，和黄关闭在台湾、孟加拉的CT2业务，退出澳洲等3个流动电话网络的竞投。李嘉诚认为收缩不够，主张卖盘，全线撤退。马世民不肯认输，跟老板李嘉诚顶撞起来。他认为CT2发展前途远大，现在匆忙下结论，为时过早。
也许马世民是对的，但作风一贯稳健的李嘉诚不会投下这近百亿元，去冒险等市场作出最后结论。若是客观地评论，马世民与李嘉诚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马世民的观念和做法富于开拓性，当然也有风险。也许日后会赚得很大，也许会败得很惨。
李嘉诚是实在的，地产是能短期见效且十拿九稳的投资。故希望吹糠见米的李嘉诚的主力均集结于此。拿近百亿元去下赌注，实是李嘉诚所不为。这时的李嘉诚，宁可少赚，但不能亏蚀。稳健的好处是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6.会用一个人先得会看一个人
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商场用人就得从做生意的角度去看人。
在有些老板的眼里，人人有其短，所以人人不可信、不可用。于是我们看到今日很多私营公司、家族企业里或者任人惟亲，或者老板事必躬亲，其结局往往是管理混乱或者老板累死、手下闲死、事情办死。而在另外某些老板眼里，却能见人之长并用人之长。所以，一个企业是否兴旺发达，老板的眼光——见人、鉴人的标准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太平军手里光复杭州后的一天深夜，胡雪岩正在思忖着如何应对大局，突然发觉墙外有人在敲锣打梆子，这是在打更。久困之城，刚刚光复，一切还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居然有巡夜的更夫。听着那自远而近“笃、笃、镗；笃、笃、镗”的梆锣之声，胡雪岩有着空谷足音的喜悦和感激。而心境也就变好了，眼前的一切都抛在九霄云外。回忆着少年时候，寒夜拥衾，遥听由西北风中传来的“寒冬腊月，火烛小心！”的吆喝，真有无比恬适之感。杭州城什么都变过了，只有这个更夫老周没有变。每夜打更，从没有断过一天。
顺着这番感慨往下想，胡雪岩就发现了打更人的可用之处：这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就连杭州城这么大的灾难饥荒都捱过了。虽然只是打更，不过想来，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是用不着才干的，人人能做；只看你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去做？能够这样，就是个了不起的人。像这位更夫，如果能让他去巡守仓库，肯定是一位让人放心得下的上上人选。
清人顾嗣协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在这里，作者借诗说明：人各有所长，用人贵在择人任势，使天资、秉性和特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得其所。
在经营活动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一般来说，在用人问题上，白璧无瑕、文武全才者固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这个时候，到底是用“有瑕之玉”还是“无瑕之石”，就完全看用人者的眼光了。春秋时期的管仲，是古代名相，但他既非完人，也非全才。他曾与少年时代就相识的好友鲍叔牙一同做生意，管仲因家中拮据，分利时常要多占，用现代人的说法，是有点爱沾小便宜。后来，他参加作战，又顾念家有高堂老母，三次临阵脱逃，是个“逃兵”。但是鲍叔牙却看出管仲有治国的雄才大略，并不因管仲有这些缺点而全盘否定，当齐桓公小白要鲍叔牙担任太仆时，他慎重保举管仲，管仲被拜为上卿，后来为相，在齐桓公手下一干就是40年，他大胆推行改革措施，减少劳役，保护耕畜，发展盐铁业，组织铸造和管理货币，确立人才选拔制度，使齐国国力大增，并帮助齐桓公大会诸侯，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这个例子说明：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用人要做到“德看主流、才重一技”。
胡雪岩在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细心。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店，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阿大（经理），聘请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和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阿二（协理），作为阿大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以上三种人被列为头档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善经营，属于穿长衫的“白领”，因而一切待遇从优；先生以下，是被称为“师傅”的二档雇员，他们略懂药物知识，会切药、熬药、制药，实践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蓝领工人”，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末档帮工，他们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能位相称、酬劳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相互协调。
此外，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非常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大批药材，可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杭州后，药号“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就埋怨阿二不会办事。
阿二以质次价高是因为边境有战事之故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胡雪岩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货源短缺的困难时期为胡庆余堂采购到大量紧俏药品。用这些话打动阿大的心，他也向阿二举杯敬酒，两人一笑泯怨怒。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阿大怕这样做有了两个阿大会坏了店规，胡雪岩说：“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胡庆余堂便有了两个“阿大”，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更红火了。
又有一次，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还不少。进货阿大了解这个采购人员平日做事很牢靠，加上自己手头正忙，也就未加详察把豹骨直接入库备用。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副经理）得知此事，以为又有晋升机会了，就直接找胡雪岩打“小报告”，胡雪岩当即亲自带人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发现确实把豹骨误作虎骨了。
胡雪岩对进货阿大说：“你知道什么是生命之源吗？它指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能把假药，次药用来欺骗我们生身养命的父母吗？”然后，就命药工全部烧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向胡雪岩递了辞呈。
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那位阿大心怀感激地对胡雪岩说：“烧了这些药，您心里踏实，我们也可以引以为戒。”
摆平了阿大失察这件事，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档手，正在美滋滋儿地偷着乐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胡雪岩发来的一张辞退书——胡雪岩不仅没有奖赏他，反而炒了他的鱿鱼。因为在胡雪岩看来，身为副档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阿大汇报，已是渎职，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继续用此类人，肯定会造成上下隔阂。
此外，胡雪岩宁愿用有一技之长的“刺头儿”，也不愿要那些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叶仲德堂有个专门负责切药的师傅，业务上很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因脾气耿直火暴而得罪人，在叶仲德堂呆不下去了。后来，经人介绍，来到胡庆余堂，胡雪岩不但没有因他的“牛脾气”另眼看待，反而按能定赏，不仅给“石板刨”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石板刨”见驰名朝野的胡雪岩竟然如此器重自己这个在叶仲德堂受气的小人物，怎不感其知遇之恩而加倍效力呢？所以，从22岁到胡庆余堂，一直踏踏实实地干到77岁，整整干了55年！
胡雪岩用人从来都是不惜重金，阜康钱庄筹办之初，急需一个得力的“档手”，经过考察，胡雪岩决定让原大源钱庄的一般伙计刘庆生来担当此任。当时住在杭州的生活水准，按胡雪岩的说法：“起码吃饭一荤一素，穿衣一绸一布，就是老婆嘛，一正一副也不过分。”一个八口之家一个月吃、穿、住的全部花销也不过十两银子出头。
而胡雪岩却对刘庆生说：“你说一个月至少要十两银子的开销，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两。这样，我送你二百两银子一年，年底另有花红。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但太慷慨了，却又有些令人不信。胡雪岩看刘庆生的神情，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心思。虽然这时钱庄还没有开业，周转资金都没到位，胡雪岩还是马上取了二百两银子，放到他的面前。
“这是今年四月到明年三月的，你先关了去。”
不用说，一年二百两银子，实在是高薪相聘，就连刘庆生都感到这实在是太慷慨了。胡雪岩的这一慷慨，也着实厉害得很。
首先，它一下子打动了刘庆生的心。当胡雪岩气派的将二百两银子的预付薪水拿出来的时候，刘庆生一下子便激动不已，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这就意味着胡雪岩的慷慨一开始就让刘庆生心悦诚服了。
其次，胡雪岩的慷慨也一下子安定了刘庆生的心。一个人做事之所以缩手缩脚，无非是妻室儿女父老双亲摆在那里，免不了每事先替他们考虑。正如胡雪岩为刘庆生打算的，有了这一年二百两银子，就可以将留在家乡的高堂妻儿接来杭州，上可孝敬于父母，下可尽责于妻儿，这样也就再无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能颇尽全力照顾钱庄生意了。而且，“钱是人的胆，手里有了钱，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也就高明了。”
不用说，就是此一慷慨，胡雪岩便得到了一个不仅有能力，而且还忠心耿耿的帮手，阜康钱庄的具体营运，他几乎可以完全放手了。
在胡雪岩重用的这些人中，人人有其短，有的甚至曾为他人弃用。但以胡雪岩的眼光看，却是能堪大用之才。相反，那个打小报告的副档手却被他扫地出门。有了前面的见事之清、见人之明，胡雪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用人之当也就不足为怪了。
7.以责任磨亮眼睛
没有人天生拥有一双洞察人间是非的眼睛，尤其在生意场上，明亮的眼睛需要以正确面对经验和教训的责任感作砂子不断磨炼——孙行者的火眼金睛不也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成的吗？
松下幸之助是一位有着高超的经营管理天才和为人处世法则的哲人。他经商的观念之新颖、知识之丰富、主张之正确、认识之深刻，一句话，商业眼光之锐利均独立一时。然而，松下仅仅只读了四年小学和工商专科学校的一年预科，充其量也不过是初中毕业。
他的知识水准和思想水平与学历比较起来，很不相称；就是说，学历所能提供给他的要差许多。
那么，松下是怎样磨亮自己的眼睛的呢？是经验和历练，是勇于承担的责任感。
松下不止一次指出，他在大阪船场的学徒生涯，影响了他的抉择；他最初的生意实践，奠定了他最后成为企业巨子的基础。可以说，松下的知识、思想理论等等，大都从实践经验中来。如果没有这些经验，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松下；而松下的成就和经历，也正好说明了经验的重要。松下自己，正是十分重视经验的。
他说：“经验是很重要的。做一件事，结局不管成功或失败，都是宝贵的经验。”
那么，如何积累经验呢？
经验的累积，在过程上非常复杂。失败中可能有成功，成功之中也可能包含着失败。一个人只要每天反省他的生活处事，找出成功、失败的原因，再加以分析检讨，默记于心，当做将来待人处事的参考，这就是经验。如果不知道反省，只会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经验从哪里来呢？所以从“经验”的意义来看，经营者把业务交给部属，就是让他们有增加经验的机会。相反的，如果要求部属依令行事，那就等于把部属当成一部机器，只会被动的运转，然后渐渐老化，最后报废，又怎能增加经验呢？让员工成长、增加经验的方法，就是多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事。在遭遇挫折时，提示他自行检讨解决——这正是使每个人都分担责任的正途。
积累经验，不仅要做有心人，还要做勤快人。经验教训时时处处都有，小事上也可能有大经验、大教训，故此不能疏懒，否则就可能放过一个个机缘。
经验的累积，见闻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此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应该是体验。“百闻百见，不如一次体验”，正是松下的经验之谈。松下把体验置于闻见之上，指出其对人生的重要。他说：“我们不能日复一日，虚度人生，要不断累积体验。这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是很重要的。”
见闻和体验都是获取知识和能力的途径。这些途径有着快慢、直接间接的不同，更重要的不同是，从体验中获取的知识、养成的智慧、锻炼的能力，比单纯的智慧更有实践意义。这并非否认口耳相传、书本相传的智慧和能力，而是说体验得来的智慧和能力对于个体来说更有价值，对于生活实践来说更有作用。
人生的价值在于他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这贡献有时候就体现在体验的有无和丰富程度上。松下认为，长久累积的体验，体现着这个人的价值和尊贵。年老之人之所以受到尊重，就在于他们累积了长久的体验。相反，如果年龄痴长，却没有点滴体验，这种人是不配被尊为前辈的。
那么如何累积体验呢？松下以为，体验的累积，可以从大成大败中来，更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来。
大成功大失败一类的特殊体验，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这些体验一般情形下难于获得，只有在大起大落、大痛大悲、大喜大快中才能得来。故此，这种体验难得而珍贵。
但是，人之一生，难得有多少大体验、特殊体验，生活大多是平凡无奇的，因而更多的也是平凡的体验。比如，在工作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这件事处理得不错”、“这件事做得不好”、“这件虽说得过去，但应该有更好的办法”等种种感受，对这些日常细微末节的不同感受勤加检讨反省，就是得到了平凡的体验。
松下幸之助指出这种体验正贯穿在大成大败的过程中：“一个成功的过程，可能有失败；而失败的过程中，也会有成功。如果能从每一环过程中细心检讨，吸取新的教训，这样就使表面看来平凡无奇的生活包含了丰富的体验。”
喜欢把错误归咎于他人是一种懦弱的象征。做事难免有成有败。失败之后大家都一味地推卸责任，就永远不会让自己的眼光变得敏锐起来。
松下一生为人处事，极重责任。无论多么重大的事情、多么艰难的问题，是该担当的，他都担当。比如在战后日本重建期间，他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等正义的原因，先后承接了日本胜利唱片公司等多家危难企业。又比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他的公司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产品积压，开工难，员工余。面对这种情况，手下的干部无可奈何地作出了裁员、减产的决策，可他却不同意裁员，只同意减产。也就是在这一阶段的不景气中，他买了从未想买过的高级轿车，带头以消费刺激、促进生产。
无论是拾摊子、不裁员，还是买轿车，都有责任在其中，很难说哪一项是该由松下来负完全责任的。但是，松下不只是把自己看成一个仅知赚钱的生意人，他的经营理念是向社会大众负责，因此，他自认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责任。松下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负责、敢做敢当的一生。松下虽然没有对自己的这种特色给以概括，但他在别的文章中提到的“丈夫本色”，指的就是这些。
丈夫本色，首先就要勇于承担责任。不仅要在事前接受任务、承担责任，而且要在进行中负责，在出了问题的时候负责。尤其是后者，简直就是检验是否丈夫本色的试金石。一个领导者，尤其必须具备这种特质，否则，无法成事。
丈夫本色，也要敢做敢为、勇于出头。中国俗语有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是劝人莫出头的。在某种场合或情况下，这或许可取；但天下至理仍然是：“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人生际遇中，有些别人不愿做的事情你做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你做了，会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大丈夫，就该敢出头、不缩头，敢当靶子、不当猴。
丈夫本色，还要遇险不惊、遇难不馁、不屈不挠。松下说，有丈夫本色的人“遇事时不会退缩不前，逢难时必能很快决断”。与之相对的懦夫，则是偶遇风险即裹足不前，偶遭挫折即一蹶不振。
在松下的时代，他就已经感觉到了人心不古。他觉得，具有丈夫本色的人不多了，感叹地说大丈夫是“今日茫茫人海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因此，他呼唤敢做敢为、不怕死难的丈夫本色：“大丈夫大敌当前不怕死，面对死亡不动摇，这种精神在今日社会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令人起敬的。”将所有不顺的事情，一概推得干干净净，那实在是轻松快活。然而，如果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保持这种态度，互相推卸责任的话，又将成为怎样的世界呢？
松下说：“作为一个经营者，一定要有负起绝对责任的心理准备。不管员工有一百还是两百，甚至是一千两千，责任还是由他一个人负。自己既然站在最高的立场，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了，这个道理是古今不变的。”
经营者负责，不仅表现在日常，更表现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即使碰到了失败，也把失败的责任一肩挑起来，不怨天，不尤人。当然，失败的原因可能来自外界的大环境，也可能来自内部的其他人，但当此之时，作为企业灵魂人物的经营者，不应该寻找借口、推诿责任，而应该找自己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环境的责任，找自己用人不当、调处不力的责任。只有这样，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刻反省，认真调整，失败才能成为成功之母。
曾经有一件经营者负责到底的事，让松下十分感动。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位和松下有往来的客户，生意做得不错。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大动荡，他经营不下去了，又需要还银行的贷款，不得不破产清理财物。为了还债，他甚至准备把太太的戒指也拿出来。当时，生意场上失手的人，清理时总还是要留下些活命的财资以维持生计，但他却全部拿了出来，连银行都感到吃惊。在银行的再三劝阻下，他才留下了一些私产和维持生计的财物。数年以后，他东山再起，重新创业成功。对这种负责到底的精神，连松下都感到自愧弗如，敬佩之感油然而生。由此，松下更加明确了一个信念：经营者如不能负责到底，就不能真正做好经营。
直面经商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与教训，才能造就出敢于担当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反过来会促使你始终让自己的眼睛保持绝对的敏感，见人所未见，赢人之所不能赢。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成功商人的基本素质当中，那些优秀的经商因子比如洞察力、比如敢担当、比如有度量等总是结伴而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8.多方听取意见，擦去蒙在眼睛上的灰尘
做生意需要决断，需要不失时机地迅速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意孤行。先多听不同渠道的意见，可以让自己看得更全面、更深入。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如果只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当然会感到“只有自己伟大，而别人不行”。以这种想法，自然不能心心相通了。——自私的人也就是孤独的人。
如果将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彻底地比较一下，那将会如何呢……虽然也许会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是，这么一来，一定会改变以前对人的看法，一定会感到：连我自己不也正在被人宽恕着吗？
如果真正了解别人各有各自立场时，就会感到个个都是伟人了。这时，自然会生出感谢与谦虚的意念，心情也会因之放松而互相理解了。
由此，松下说，人应该有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并乐于改正才是。所以，人应该时时为自己的言行找一面镜子，也来看看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说：“仪表固然可以在镜子面前整饬，但心术不正，在镜中却无法显现出来。人往往不容易发觉自己的想法或做法的错误。那是因为没有一面心镜的关系。那么如何寻找、树立心镜呢？
其实很简单，只要时时保持一颗谦虚而上进的心，心镜就几乎无处不有了。”所以，我们周围的人和物，都是我们的镜子；所有的东西，都能反映出我们的心理，所有的人，都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关键在于自己有无这样一颗谦虚检验自己的心。
事实上，自以为是凭自己的头脑去想、凭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事，往往都是受教于别人的结果，没有向别人借鉴和学习，很难不犯错误地完成自己的事业。智慧是不断地以他人和客观事物为镜子积累发展起来的。因此，凡是能够使我们从中看见自己的不足和错误的，都可引以为我们的镜子。默默无语的木石、雪白的流云、天真无邪的婴孩、广大无边的宇宙、悠久的历史等等，事无巨细新旧，都蕴藏着宇宙的真理，都可折射出人类珍贵无比的智慧和体验，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借鉴。谦虚地向万物求教并检查我们的思想正确与否，才能产生新的智慧。这种勇于探索借鉴的心理，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同样听一个人讲话，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讲得真不错，有道理；另一种是“废话连篇，不知所云”，但是既然费了时间来听，还是谦虚吸收点什么比较好。你把那些讲话当废话处理，自然没得可说，它到此为止了。可是认为有道理，就会将对方所说的，引用在自己的人生或工作之上，有时甚至会触发灵感而获得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无论如何，总是会对自己有所裨益的。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人生或事业成功的关键，往往就在这里。
对此，松下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说：“经营公司也是这样的，看了人家的公司，能觉得经营不错的人，就会吸取对方的经营之道，用来发展自己的公司。这就等于是借用别人的智慧，而且是无偿的。最好的办法，是能够诚恳虚心地去请教：贵公司的经营很成功，有什么秘诀吗？可以告诉我吗？对这种谦虚诚恳求教的人，除非是特别机密的事，一般对方都会坦白率真地回答你的提问的。
我时常想，无论做什么事，虚心是非常重要的。虚心就是谦虚的心，对任何人的意见都能接受的心。这前提当然是不能迷失自己，让人牵着鼻子走。一方面要坚持主体性、自主性，另一方面要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才能走向成功之路。”
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虚心去请教他人，才能集思广益。这比一个人独自在暗中摸索要少出许多错，也会有比较好的智谋，所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就是这个意思。
松下幸之助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刚开始时都很虚心。比如：学习绘画，开始时很热心，很谦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画技渐趋熟练，即自鸣得意起来，失去谦虚，别人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了。做生意也是这样。
松下说：“经济景气，生活富庶，如果能够长久这样，真是求之不得。然而，天气总有刮风下雨的时候。就景气而言，有时好，有时萧条，不可能永远是和平与繁荣。这就是人生，就是社会。社会安稳，好景常在，做事顺利，倘若可以长久如此，自然是好事。但每天都处在一帆风顺的安逸之中，难免会把社会的本质遗忘了而生出自以为是的情绪。风和日丽之后，总有一天台风将袭来；一帆风顺之后，不景气的热潮也将纷涌而至。当你置身此情此景中，仍然可以保持那种自以为是的心境吗？”
松下说，工作有时会做得很好，有时则不尽然。若做得好，就应该感谢上苍和别人的帮助；若做得不好，就要重新考虑做法。若能每天坚持如此，一定会有不断的进步而不致有重大的过失发生。
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急变的心境，这就是治不忘乱、谦虚谨慎的心情。连续失败固然不可忍受，连续成功却更值得警惕。任何伟大的人，做三件事情而有一次归于失败，对自己反而是有利的，因为凭此可以产生谦虚的态度，杜绝自以为是，那样才可能有发展。
所以，松下教导人们说，最可怕的是自以为是的观念。一个人一旦自以为是，不但对事情无法重新考虑，观念上也很难修正了。
那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自信，竟在不知不觉间，一变而成为可怕的自负，并因此而骄傲起来了。这样一来，忘记了感谢上苍和别人的帮助，疏忽了自我的反省，最后终于滋生了“只有自己而无他人”的心情。于是，一切重大的过失，就由此而埋下了深刻的根源。事实是，前面未知的路仍遥远漫长，而自以为是就会切断自己的路。
当然，听取意见并不是从众，而是以己为主，抱着借鉴、比较的心态对待意见。
美国管理学界有一项研究表明：领导者在作判断和决断时，征求别人意见的人数不宜超过三个人。并且明确指出：如果一个领导人征求意见的人数达到五个人，则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作不出或作不好判断和决定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征求意见的人到了五个人，一定会有两三个以上的人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又可能互不相同。由于被征询的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比如营销专家、技术专才），他们的不同意见听起来就更加言之凿凿，让人觉得很有点道理，于是就对本来的判断产生了干扰。
1986年动工兴建、1987年5月1日之前产出了啤酒的某县啤酒厂，并没有因为啤酒卖得好、挣了钱而自满，决定利用1987年秋冬淡季进行扩建。
厂长的意见一发表，立即招来了非议。尤其是厂
领导集团中的副职们，全数反对。基本意见有两种。
一是一个县里的啤酒厂，一万吨生产能力已经可以了，而且由于工人少，管理方便，只管赚钱就行了。
另一种意见是，先停顿个一二年，积累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经验，而后再适时扩建。
持这两种意见的副手们都举例说：本地十几家啤酒厂，都比该啤酒厂建厂早，效益也好，但却没有一家考虑扩建。
厂长明明白白地意识到，小啤酒星罗棋布、相互残杀的“春秋时代”很快就会结束的，有相当规模的中大型啤酒厂进行市场较量的“战国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搞啤酒，没有一定规模，是不会有效益的，只能等着被别人挤垮，或者吞并。
于是，厂长不顾副手们的坚决反对，毅然决断：把啤酒厂扩建到2万吨，准备随后再扩建到5万吨。
这就是该啤酒厂后来发展的图景：从1987年起，每年秋冬啤酒淡季，都要进行扩建，从1万吨到2万吨，到5万吨，到8万吨，到12万吨，到15万吨，到22万吨，直到中外合资之前。
连续扩建的结果，这个啤酒厂发展壮大了，根子扎深了，立足稳当了，只税金，一年就上交国家近1个亿。
与此同时，当地的十几个啤酒厂，垮台了一大半，另外少部分在艰难地维持。虽然后来有几个啤酒厂也开始扩建，但为时已晚。
意见多了，就会产生分歧，如果决策者觉得这个意见好，那个意见也不错，在其间摇摆不定……那么意见的作用就不是帮人擦亮眼睛，反而进一步蒙上了你的眼睛。如果从别人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中吸取有益因子，或作为决策的佐证，或补充不足，或修订细节，或进一步论证和调查，意见就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真正让你的眼睛明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