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说开始于唐，那时有说书人话，经过元代的白话文洗礼之后，到了明代，被一群高手接了过去，开始变着花样地玩，四大名著里面占了仨不说，还剩下个《金瓶梅词话》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等着替补。晚明是个对宋理学全面反思的时代，有李贽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也有冯梦龙这样的“情教教主”，赶上当权者不是秦始皇，眼前没有大火，脚下也没有大坑，大家都可着劲儿地奚落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刑不上大夫，礼却下了庶人，而知识分子反抗的武器就是编故事，所以才有大量的小说出台，更别说冯梦龙精神旺盛的还要整理民歌。记得汪曾祺曾经说过： “小说是写生活不是讲故事！”这话是掷地有声，但小说如果没有故事情节撑着，一地鸡零狗碎人民群众也是不爱看的，当然像《金瓶梅词话》这样就更加不容易，又讲生活又讲故事，上台领了奖还高票房，所以才叫奇书。
小说到了清朝一片萧瑟，政府不鼓励，民间不提倡，写不好要杀头的。清朝的皇帝觉得汉人真是麻烦，明代留下一群知识分子七嘴八舌唧唧喳喳别提多讨厌，无怪要亡国。程朱理学这么好的玩意儿为什么不拿来用？在思想上全把他们阉割了，看谁还敢跟朕叫板！文字狱整一堆奴才出来，小说搞到后来只剩下《红楼梦》撑场面，好像残花败柳之中突兀伸出一树海棠，抢眼但也稍显怪异。而冯梦龙的男欢女爱，一脉暗香被蒲松龄偷偷接去，到底是不敢张扬，只好借狐狸花妖指东打西；至于《儒林外史》虽说是讽刺小说，也很耐看，但穷酸气是有的，只有《红楼梦》，作书人笔下元气充沛，神韵是来自明代的。
《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没有考证过冯梦龙、罗贯中写小说是何等景象，他们有稿费可拿，书一写出，那边马上活字印刷坊间卖钱，想来下笔如飞，《三言二拍》写两遍也不可能吐血身亡。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又要字字推敲，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我一直奇怪，这样情况下他还能不失笔下健朗，真乃奇人也。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有个袁枚，此人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了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 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顺着嘴胡说，曹楝亭根本不是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像力的。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着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考虑到《随园诗话》跟我一样只是闲话闲说，今天就不把他揪出来批斗了。
20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抗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嘴大无脑，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乐在其中——写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我曾买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 “《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我看了两眼实在看不下去了，那捕风捉影的本事确实不是白给。这书被我扔在抽屉里好久，今天要写《闲话红学》，只好找出来认真再翻，蔡先生执拗的样子让我边看边乐，想来这么猜谜颇有趣，否则他也不会一写就几万字了。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跟《红楼梦》似的，费了世人那么多口水。这个要怪罪曹雪芹。因为他明明是写小说讲故事，却不肯有老实的态度，开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给自己抬轿子，说自己这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扯心扯肺，涕血成书。又有一个叫脂砚斋的跑出来帮闲，也是哭得一塌糊涂，捶胸顿足，扬言谁要不明白微言大义，就是没长眼睛没长脑子没长爱心。闹这么大的动静，谁还敢等闲视之？所以有了索隐一派，想来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以前不喜欢索隐派，觉得他们是妖言惑众，现在慢慢体会到，他们原来是太善良，一下子就上了曹雪芹的当。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着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毛泽东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 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 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平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80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度以下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 《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 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诟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像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着桌子大喊： 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儿打个小酒儿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鹗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鹗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倒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统一思想，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着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毛泽东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毛主席力挽狂澜得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这场浩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小小预演，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给全国人民洗脑，那么这次，可以说是给知识界洗脑。而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他的真正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借此把《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大换血，又扯出什么《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会目瞪口呆的。
寄居美国的胡适，悲恸地写下： “我的在中国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寥寥数语，催人泪下。后来毛泽东私底下多次表达欢迎胡适回国的愿望，但胡适不仅不买账，反而更加努力地骂共产主义。
我翻那段历史，常常掩卷叹息，说不明白，宁可不说，咱还是闲话红学。
这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这外头的戏都唱到哪处？这书，但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的时候，编辑直哆嗦： 还真有不怕死的。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着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大不大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子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大着嗓门儿说鲁迅，拼命想站鲁爷旁边躲躲风雨，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一干文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火眼金睛一般，周汝昌的瞎扯大旗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大家正挽起袖子准备群殴周汝昌的时候，毛泽东暗地里出了指示保下了周汝昌，这时的周汝昌连惊带吓，住了院，毛主席还派了李希凡去看望他，真是无上的恩典啊。
《红楼梦新证》出版距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有一年，但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红楼梦新证》半年之内再版三次，毛主席都点头说好。两本书，一前一后，为何差别如此之大，我想比较天真的猜测是《红楼梦新证》集考证派红学之大成，毛主席是识货之人，所以起了爱才之心。而比较刻薄的猜测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理由再要一根导火索了。历史，总是这样面目不清，也许两个原因都有吧。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古狗”，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网上拍得一本1953年一版二印的《红楼梦新证》，繁体竖版，纸已经发黄发脆，我每次翻阅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好像捧着个青花大瓷瓶。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的，芳官改名叫“温都里纳”，他竟然能考证出这是法语“玻璃”之意。至于画出荣国府地图，对照贾宝玉曹雪芹年表，总结各个版本脂批差异，列举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没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红楼梦新证》，我只有一种感觉，《红楼梦》话说到头了。
《红楼梦新证》日后被我用来作宝典，不为别的，只为里面大量的史料年鉴。后头再有人凑论文，混文凭，写红学的东西，是不是以点概全，嘴大无脑，只要查查《红楼梦新证》就知道了。
周老是喜欢湘云的，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他在做完历史考证之后，曾对脂砚斋有了一番猜测，他说脂砚斋只怕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娇憨女子，说不定就是湘云！周老跟胡适一样，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又中了“红袖添香好读书”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写这么伟大的书还耍光棍儿，所以给安排个姑娘。虽说愿望是美好的，只是他怎么不想想，湘云能眼睁睁看着曹雪芹在文中跟黛玉蜜里调油？还要批书叫好，就算她冷静非凡肚里能跑两趟船，曹雪芹也不会如此唐突佳人啊。
在这点上，还是张爱玲说得对： 曹雪芹是曹雪芹，贾宝玉是贾宝玉，苹果跟橘子，两码事。
但周老不这么认为，接下来的五十几年，就长在红学上了，一心一意地把湘云往宝玉房里拉。近期他常有新书面世，我每本都漂洋过海订来，阿弥陀佛，周老您视力都不行了，就不要再写了吧，一世英明，都葬送在您这老而弥坚的手上了。
年纪大了以后，周老越来越多剑走偏锋，搞了个曹学，天天研究曹雪芹老家是不是铁岭。这也难怪，现在红学界搞的那些东西都是他年轻时玩剩下的，这么多年了，没个新鲜的，这不逼着他老人家上黑木崖吗？红学界劝不住他，只好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周老一生气，老顽童脾气发作，脱离红学界，宣称自己不是红学家。红学界这帮人拉也拉不住，只好叹口气，唉，随他老人家去吧。
《红楼梦》仅仅一本小说而已，研究这许多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总有研究到头的一天。大家为了不重复旧话不走老路，只好消尖脑袋地惊世骇俗，涌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80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红楼解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大家多少年没看到不重样儿的了，一群老夫子当中突然出现个小妖怪，众人反应不过来都蒙了。
霍氏姐弟其实更适合去当娱记，他们的研究路子是大胆假设，绝不求证。说出的话都不大靠谱，连黛玉是雍正皇后这样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设。我常想他们这本事去香港当个狗仔队应该没问题，生对了年代说不定还能逼死一个半个阮玲玉。
他们的《红楼解梦》出到第四辑，我每辑都买，列在书架上，红彤彤一片好不漂亮。其实我并非要给他们抬轿子，只是人民群众也有看热闹的权利。
说到底《红楼解梦》不过是上个世纪索隐派借尸还魂。但是，态度并不招人喜欢，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还常常自说自话，标榜自己是曹雪芹肚子里的蛔虫，有时说着说着，突然分出个身子拍自己肩膀，大赞说得好！我一个没提防就会吓一跳。
后来刘心武好好的小说不写，也来凑热闹，自己创建了个“秦学”。他很久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文学家玩票客串一把红学家，颇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也跻身红学了，而且专门研究秦可卿，举出“秦学”的大旗，我看了头皮直发紧，原来学派是这么好建立的？
刘心武也是下过工夫的。翻了些清史，说出的话都比较吓人，什么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的女儿；而冯紫英曾经发动过政变；贾家娶了秦可卿是两边捞政治资本；贾元春讨厌“玉”字，是因为“来时本姓秦，未嫁先名玉”。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给索隐派做了招魂幡。
《红楼梦》中说可卿死后用的棺材本来是“义忠亲王老千岁”的，但他“犯了事”，所以被贾家贱买。这个“义忠亲王老千岁”被刘心武考证了一番，靠到了康熙末年夺嗣一事，正好周汝昌也曾经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考证，所以两人书信往来，一来二去，谈出了感情，不免引为知己，互相吹捧起来。后来刘心武出书特意选登了一些他们的信件，我看之后一个大红脸，无言以对。
平心而论，刘心武到底是小说家，他的“秦学”实在不成为学问，后来他高兴起来又写了《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我只好替他惋惜，小说竟然也越写越差了。
而另一位小说家二月河就要低调的多。二月河在没写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红”的，搞了半天无人喝彩，后来还是红学家冯其墉给他指了条路说，你这不是搞学问的架势，你应该去写小说。二月河恍然大悟，这才大红大紫，他写《康熙大帝》也夹了私货，里头魏东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楝亭。二月河名声响了，被各地的红学会叫去撑场面，但他挂名而已，不见闹什么动静，不过日后一提起冯老的知遇之恩来，从来都是感激涕零，没齿不忘。
现在红学界撑大旗的是冯其墉，冯老为人四平八稳，他跟周汝昌不合，这大概是红学界的八卦，但冯老人很厚道，人前人后常提周老名字，他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但说起周老来都是一口一个“老一辈红学家”，扛大旗的多是这样宽容的人物。而另一位红学干将蔡义江先生学术上没得说，文章也聪明，就是厉害的跟个小锥子似的，话里话外那个挤兑周老，我看了也忍不住地笑，你说六十多岁的人，跟个八十多的老头子较什么真儿。
李希凡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往八十上数了，他长的方头大脸，一眼看过去就是个有福之人，无怪当年被毛主席挑中，也因此搞得全国闻名妇孺皆知。他托了红学的福，一辈子衣食无忧，近年来的心态十分平和，常做些反思，下笔也很宽恕，虽还是红学界的领军人物，但不大管红学界的烦事。
我曾经见过一张他年轻时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红楼梦学刊》成立酒会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欢言得所憩，俞老举酒杯冲他照着，面无表情，恩怨尽在不言中。
至于红学，现在是一片死水，毫无波澜，不过这样也好，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