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穷国对农业有太多的投入，认为全球之所以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就是因为被生存农业束缚了手脚。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让他们依照比较优势从事制造业、旅游业或服务业，如此，不仅可以赚钱买粮，而且可以发家致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坐而论道，而西方国家与它们把持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则积极践行，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向发展中穷国推销结构调整计划：积极敦促受援的发展中国家让本国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出口以获取更多利润，通过降低关税从国外进口便宜的粮食；“建议”一些国家减少甚至取消谷物储备，实施依靠私营公司的粮食零库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粮食供应的机构，取消来自欧洲和美国谷物的关税，取消对肥料及其他农业投入的补助。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国际组织经济政策的实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导致了相反结果：国家扶持的取消凸显了私人投资的外部风险，如此“吓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资。相关国家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取消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为私人部门开辟道路，也没有造成市场振兴农业发展的结果。一些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鼓励”下进行经济调整，将重点放在生产出口经济作物上，如此集中调整带来生产过剩，导致相关经济作物的国际市场价格暴跌。例如，加纳推广可可豆种植导致1986～1989年国际市场可可豆价格下跌48%，这使得可可豆生产国的经济“在市场的变幻莫测面前变得更加脆弱”。
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摧毁了受援国政府在农村的投资，使当地农业生产变得极不稳定。紧随结构调整计划的是WTO的“自由市场”粮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补贴的欧盟便宜牛肉进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场，得到补贴的美国便宜大豆、玉米、小麦进入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导致当地农业生产者纷纷破产。由于享受WTO农业协议批准的补贴，美国的棉花生产者以低于成本20%～55%的价格涌入国际市场，轻而易举即令西非和中非的棉花生产者破产。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的粮食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为自己的农产品打开了市场，消灭了从非洲、拉美到亚洲国家的农业家庭，破坏了他们为本国民众提供粮食的能力，破坏了他们为本国民众提供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农业是食品质量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在摆脱殖民主义后的20世纪60～70年代，非洲不仅粮食自给自足，而且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1966～1970年间平均每年出口130万吨。如今，经过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粮食政策的洗礼，非洲25%的粮食需要进口，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是粮食净进口国。饥饿成为家常便饭，仅最近三年来，非洲之角的国家塞舌尔、南非和中非就爆发了粮食危机。粮食从自给自足到依赖进口的国家不仅出现在非洲，而且出现在拉美、亚洲。在198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国的粮食都可自给。自从WTO要求放开农业部门、跨国粮商进入本土市场以来，墨、印等国都已经变成了粮食短缺的国家。2006～2008年，由于粮食价格高涨，有约40个国家爆发了民众骚动乃至暴乱。在一些本来就不稳定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海地、肯尼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粮价高涨导致众多人员死亡，加剧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场之殃触目皆是。
海地就是遭受自由市场之殃的典型代表。处于加勒比地区的海地拥有良好的粮食生产资源，其稻米产量基本能够自给。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和世界银行要求海地一再削减大米进口关税，用更便宜的美国“迈阿密稻米”取代本地稻米，将投资从当地农业转至其他领域，比如生产用于出口的内衣裤，以赚取外汇进口美国稻米；将腾出的土地种植西红柿，相关专家鼓吹这样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但是生产出来的西红柿还没有运到市场就腐烂了，因为那里的交通实在糟糕。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自由贸易的实施使海地农业遭遇重创，在国际大米价格飙升的态势下，海地发生严重骚乱，仰美国人鼻息、奉行自由经济的政府被赶下了台。
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经济及粮食政策遭遇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与抨击，连美国彭博新闻社也在2008年12月发表长篇报道，毫不客气地指责世界银行“错误地建议”穷国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导致穷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直言：“世界银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而历史证明，人们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场才能发挥作用。”2006年世界银行承认，对向发展中国家农业开出的政策药方所产生的副作用关注不够。2008年世界银行报告明确指出，投资农业是消除贫困和饥荒的最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