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城里漂泊了多年，终于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据市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楼房的暖气设备开始供暖。我住的虽是老式的筒子楼，墙壁上照样有一溜漆成银灰色（像飞机的颜色）的暖气管。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与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遗弃的一小堆垃圾），抚摸着逐渐增温的暖气管道（里面有沸水循环流动）百感交集：我在这座城市的个人生活终于进入一个温暖而有保障感的阶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为地划分了自然季节。从这一天开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进入冬天了。人们需要考虑过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环境被严格地分为两种：住楼房的与住平房的。凡是楼房都有暖气供应——不失为某种优越感。至于平房（包括旧式的四合院），则需要提前储存大量的蜂窝煤，以便生炉子取暖。所以对住平房的，单位会补贴一定的煤火费。凡是住入楼房的，从此便与蜂窝煤无缘，因为北京的楼房大多带“双气”（煤气和暖气），他们欣然地与一个灰蒙蒙的旧生活告别，并且怜恤地关注着抢购蜂窝煤的平房居民在浓烈的人间烟火中挣扎。
在搬入楼房之前，我有过租平房住的漫长经历——每逢冬至则暴露出弊端——怎么取暖过冬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南方人一般是不太会生煤炉的——尤其是有许多高超技巧，譬如怎样封火，以便上班回来后打开炉门，就能使炉火复燃。我试过几次，可每次下班推开家门就感到寒气森森——煤炉早已令人泄气地熄火了。重新点火不仅费事，而且费时间——至少要两小时后，室内的温度才能转暖。临睡觉前仍然需要给炉子封火。这一切真是太难伺候了。我总是看见工人出身的房东手脚麻利地用湿煤饼封上火，然后甩上门头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羡鱼情，却无法退而结网。在北京的平房里过冬，我这个外省来的读书人，是很尴尬的。这是属于冬天的尴尬。幸好单位的办公楼里有暖气，我每天总在楼里滞留到很晚，从不缺勤，以至领导跟我开玩笑：“办公室在你眼中相当于宾馆了吧。”这就是暖气对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个家——但这必须是个带暖气的房间，有暖气才称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进沙滩北街的筒子楼，那份进入了天堂般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远记住了1993年11月15日，暖气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终于摆脱了冬天的围困及其尴尬——我可以满面春风地过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后院，有一座陈旧结实的锅炉房，据说这一带的暖气供应，全靠锅炉房日夜燃烧——把沸水通过暖气管道输送到每个家庭。因而院内还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车整车的煤卸在这里，供烧暖气用。第二年春天，半层楼高的煤堆也消耗殆尽。人类就是这样向大自然索取光与热的。走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仰望着楼群里那一扇扇灯火通明、温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我同样想深入这座城市的记忆，了解旧时代的北京人是怎样过冬的。在林语堂的笔下有所记载：“人们逃进了挂有厚棉门帘的大门内，门帘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风吹得它嘎嘎响……屋子里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烧的木炭放在厨房中，直到不冒烟了再放入铜盆里，盖上热灰。窗户用厚实、耐用、柔软的纸蒙住，可用来隔离冷风和热气。真正的御寒措施要属土炕。那是修在屋内的卧榻，通常是顺着屋子的长度而设的，能有七八英尺宽，和一般床的长度一样。这种炕用泥和砖筑成，生火和通风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坐椅，晚上才用作床。不富裕的家庭，取暖设备很有限，冬天里可能全家人都挤在一个热炕头上睡觉……”骆驼祥子是这样过冬的，八旗子弟也是这样过冬的。再往远点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这样的炕桌上，一边呵气搓着手，一边断断续续地用蝇头小楷写下了《红楼梦》。北京的冬天哟。
现代人是幸福的，可以在带暖气的房间里过冬，一进门还需脱下外套，在室内仅需穿一件毛衣——他们是无法想像旧时代冬天的严酷。北京城里的最后一座土炕，恐怕也已经拆除了。在冬天，我们享受着温室里花朵的待遇。有一个下雪天陪外地朋友逛故宫，忽发奇想，仔细观察殿堂里的陈设，发现御寒用具也不过几只铜炭盆和手炉脚炉之类——跟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落后了。皇帝也不过如此。回到带暖气的楼房里大家感慨良多：看来我们比那个时代的皇帝还要幸福。于是多了一份比较而言的优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