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南方度过的。遥远的北京，有两个地方，引起我无限的遐想：其一是中南海，其二是钓鱼台。中南海无疑属于祖国的心脏，毛主席住在那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至于钓鱼台国宾馆，招待过许多来华访问的各国元首。这两个地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广播中，即使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如雷贯耳。
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来北京。有远房亲戚在某部委工作，给了我一张中南海的参观券。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简直不敢相信，中南海会对我敞开大门。一进去就直奔毛主席故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那几棵老槐苍柏增添了幽雅的气氛；一代伟人曾在这浓密的树阴下作闲庭信步。走进室内，不禁惊叹了：四壁都是书架，甚至连半张床板上都堆满了书籍，真正是伴书而眠啊。据说藏书达数万册。如果不了解此院落的背景，绝对会以为其中居住着一位赶考的书生。在毛泽东身上，英雄本色与书生本色并不相互矛盾。要知道，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不禁猜测，他有哪些诗篇，是在这宁静的庭院里写下的？世界的喧嚣，与其内心的宁静，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新中国创业者的一生，真正称得上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结合。大手笔！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写过一篇《紫云轩主人》：“我像第一次看到‘丰泽园’那块匾额一样感到惊奇，因而也浮想联翩起来，这又是谁家早为毛主席准备好的书房、卧室？难道建造它的主人具有特异功能，知道毛泽东是紫云轩最合适的主人？知道毛泽东是时代的骄子，知道他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当代伟人。就是在文学艺术上，毛泽东的造诣之深，也不愧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大文豪。”这座带有清代宫廷风格的古建筑，在20世纪才真正发挥了作用。紫云轩成了毛泽东运筹帷幄的书房。他还在这里接待过尼克松等一系列外宾。
1949年春，毛泽东进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一开始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在此期间，华北军区负责给失修多年的中南海打扫卫生，整整花费两个月——动用了一支庞大的卡车队，运送太液池里挖出的淤泥。中南海就像布满云翳的眼球，做了一番“白内障手术”，终于恢复了明亮。据孙宝义、张同锡编著的《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一书讲述，叶剑英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毛泽东不愿意：“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是原则问题。”他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后经周恩来的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搬进中南海——“主要是从安全考虑的，四周的红砖高墙是很好的安全屏障”。
菊香书屋北面的勤政殿，明清时是皇帝料理朝政及休息的场所。1949年6月5日，这里召开了新政协的筹备会议。而正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则在怀仁堂举行。“从1949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勤政殿进行的。他在这里会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共商国家大计。接待外国党和国家首脑及各界外宾，以及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发表过很多重要谈话和声明。”（引自《毛泽东的祖国山河情》一书）
勤政殿位于南海北岸，能望见延伸到湖心的瀛台。光绪皇帝曾在这小岛上被软禁了整整10年。他最想见的人莫过于珍妃。而珍妃已被打入紫禁城里的冷宫。咫尺天涯，情天恨海。望眼欲穿的光绪与珍妃，简直在重演牛郎织女的故事。南海啊南海，无形中带有银河的性质。拆散了这一对鸳鸯的，是慈禧太后。她甚至比王母娘娘还要残酷。1900年，为躲避八国联军的锋芒，她挟持光绪逃往西安，临行前下令将珍妃推进宫中的水井。珍妃至死都未能再见光绪一面，未能向情人道一声永别。
林语堂曾将光绪比作那位戴上铁面具然后关进地牢的法国王子：“他在那里腐烂、死去，却不为人知，那小岛就在法国戛纳以外的海中。”同样，“光绪帝只在这点缀着美丽建筑群的小岛内才有自由。他是在太监们的严密看守下生活的。那些太监们晓得，他们的小命是否保全就取决于是否服从太后的旨意。他们常常换班看守皇帝，这样便无人能与皇帝密谋逃跑……瀛台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即传进光绪的这位婶娘、专横的皇太后的耳朵。”瀛台，恐许是世界上最美丽（或档次最高）的牢房了。年轻的皇帝像困兽一样在画栋雕栏间徘徊，可惜连寄一封情书的权利都没有。比政治的失意更折磨他的，是难以忍耐的相思病。人间蓬莱，柳浪闻莺，丝毫也安慰不了他对自己的另一半的朝思暮想——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珍妃，简直比月亮上的嫦娥离他更远。他能看见月亮，却看不见爱人的脸。
在珍妃落井8年之后，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一天，光绪被谋杀了。其实在此之前，他的心早已死了，他的心早已碎了。
因为这个忧伤的传说，中南海瀛台，在我眼中，虚幻如海市蜃楼。让人联想起《长恨歌》里的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绵绵长恨，属于乐极生悲。至于光绪与珍妃的生离死别，完全是大独裁者慈禧从中作梗，棒打鸳鸯，故意破坏其琴瑟相和——因而更令人同情。在强权与暴政面前，他们是弱者，弱者的爱情是由热泪和鲜血编织的。在这不同时代的两个爱情故事里，男女主人公的位置互换了：《长恨歌》里的杨贵妃死后，香魂隐居在云里雾里的蓬莱仙山；而一千多年后，中南海瀛台成为蓬莱的象征——只不过它已是丧失了爱妃的光绪帝的幽禁之地。惟一不变的是相思之苦，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浪漫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心心相映，是爱情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
中南海里曾经有慈禧的“小舰队”。不仅有古典的龙舟凤舸，还包括两艘从德国进口的豪华游艇（是借为神机营购买洋枪洋炮之机顺便订造的，属于“假公济私”），因而特设“西苑轮船公所”。可惜慈禧太后坐不惯这西洋味的“舶来品”，只领着儿皇帝搭乘一次，就厌倦了。高价购置的汽船，只好长久地锚泊在岸边，如同颐和园的石舫，纯粹作为风景的装饰。慈禧爱照相，是否曾以此为道具，摄影留念？
西苑三海（中南海及北海），慈禧最偏爱中海。中海与北海之间，以美轮美奂的金鳌玉桥为分界线。
中海一侧，有大名鼎鼎的紫光阁——同治皇帝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臣的地方。“这座建筑有四、五十英尺高，虽不像其他大殿那样给人深刻的印象，却显得很亲切。宫殿内点缀着建筑艺术的珍品，此处可以看到隐在树丛中的拱形屋顶，彼处有一条修饰性的拱廊护卫着上桥的通道；这里是缤纷灿烂的琉璃瓦，那里是一尊大佛——但整体都很严谨，与周围景致协调一致。惟一的例外是一座隐蔽的欧式建筑，那是慈禧太后突发奇想兴建的。袁世凯将其改造成他的总统府，可是，把它改得非常难看。它衬托在典型的东方景致下，在西方的游客看来，显得不伦不类。”（林语堂语）看来袁世凯的“总统府”，是中南海里一处很拙劣的败笔。袁世凯于1912年2月被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原本应该去南京就职，可这个老狐狸赖在北京不肯走，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兵变”以推翻陈议。阴谋得逞，他把总统府建在中南海。第二年又靠威逼利诱，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他不以此为满足，又于民国4年（1915年）12月12日宣布实行帝制，自封为洪宪皇帝。此举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只好于民国5年（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袁世凯带着破碎的皇冠去见上帝了——有人说他是触犯了众怒，被吓死的。
不仅中南海“总统府”的建筑风格不伦不类，袁世凯这个人本身，也不伦不类。他想当皇帝想疯了。“登基”后发行印有自己头像的洪宪银元，被世人笑骂为“袁大头”。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黄粱就蒸熟了。还好，比李闯王还稍长点。李自成在北京城里只当了42天皇帝，就兵败远走——垮台了。看来想当皇帝是没什么好结果的。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当年恰恰由于袁世凯这个人的出卖，而被囚禁于瀛台。戊戌变法因此而破产。“传说皇帝临死前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他最后的愿望，即应将背叛他的袁世凯永远驱逐出朝廷。”（林语堂语）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有功，青云直上，在功利的道路上一再升迁，直至最终爬上垂涎已久的龙椅。当然，爬得高摔得也重，他又鼻青脸肿地从金銮殿滚下来了。
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南海的关系，显得尤其密切。
西苑三海的原型是辽金时期的西华潭。元代将西华潭范围扩大，建金鳌玉桥分隔北海与中海——合称太液池。明初又在中海南端开挖南海，并以其土堆筑瀛台。瀛台不过是人造小岛——或曰假山。难怪看玲珑剔透的中南海，怎么看都有盆景般的效果。小山小桥小亭子，间或有几条小船——系在小花小草的岸边。当然，这里也出过慈禧、袁世凯之类的“小人”。
中海的主要建筑是清波碧浪间顾盼生姿的水云榭（水中凉亭）。“式样比较独特，共有五梁十二角，如同一座大亭和四座小亭合在一起。二十根红色立柱竖在花岗岩的台基上，飞檐金瓦，稳重而端庄。”（东伟语）假如你有福气登上这四面环水的观景胜地，可以目睹供奉在其中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乾隆亲笔题写的“太液秋风”四字，及其附庸风雅的一首御制诗。“太液秋风”是金明昌年间始有的“燕京八景”之一。乾隆曾分别为“八景”题词树碑。风景也是有门牌的。“太液秋风”的门牌，原来立在这座湖心亭中。真可惜了乾隆铁划银勾的书法——观众寥寥无几。连我，都是道听途说的。
中南海位于北京的市中心，钓鱼台则稍显偏僻，坐落于阜成门外的西郊。
中南海的前身是金主避暑的夏宫（大宁宫）之太液池（西华潭）。钓鱼台，同样也是金代遗迹。《日下旧闻考》：“钓鱼台在三里河西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下有泉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凡西山麓之水流悉灌于此。”钓鱼台的水源自西山诸名泉。而中南海，亦是“引玉泉山及京西北的水系为源，注入池中”。二者可谓一脉相承。
可见金代很重视水利。水利不仅利国利民，同时为帝王将相的郊游提供了方便。太液池与钓鱼台，皆属于金中都（今广安门一带）城外隆重推出的“水景乐园”。皇室成员在城墙里呆得厌倦了，想出去转一转，体会戏水的乐趣——要么去太液池划船，要么去钓鱼台垂钓，可任选其一。
《帝京景物略》记载：“出阜城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涌地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我怀疑原文中的“郁”字，通假“御”字也。这似乎就更好理解了。钓鱼台，乃金王御用，自然属于御台。
有金哀宗御制诗为证：“金主銮舆几度来，钓台高欲比金台。”他沾沾自喜地将钓鱼台与燕昭王的黄金台相提并论，有故意拔高的成分。昭王在燕都筑台，置黄金于其上，悬赏招募天下名士，而传为佳话。那一代明君，以重金垂钓的，是治国安邦的人才。金哀宗哪配跟求贤若渴的燕昭王相比呢？他登台时纯粹为了钓鱼，体验到的仅仅是乡野渔翁的情趣。说难听点，是不务正业，游戏人生。对于帝王来说，钓到一条大鱼，与获得一位才俊——虽然快感相似，但层次上是有差别的。况且，由所下的诱饵，即可看出垂钓者的吝啬或慷慨。金哀宗的钓钩顶多悬挂着几条蚯蚓之类，而持着无形的钓竿的燕昭王，则一掷千金，不惜以江山相许。
燕昭王出手大方，广纳中原贤才，使沦为齐国“殖民地”的燕国起死回生，“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不仅收复失地，反攻下齐城72座（包括齐都临淄），报了一箭之仇。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昔日下血本垂钓人才的黄金台，又摆满了缴获来的战利品。甚至敌国的洪钟大吕、宝鼎礼器，都放在台面上公开展览。
至于金哀宗，只贪图钓鱼之乐，并未真正在意人才之匮乏。他拿自己的钓台比拟燕昭王的金台，仅仅是在夸富斗奇。我不知道他垂钓的水平究竟如何，大驾光临钓鱼台，有多少收获？顶多把鱼篓给装满吧。在政绩方面，哀宗毫无建树，最终被蒙古兵围困而自缢，真够悲哀的！钓鱼台，送走了一位亡国之君。
元灭金后，有位达官贵人将钓鱼台据为己有，改造为花园别墅，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万柳堂。据时人描绘：“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闻，曲房一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
直至清乾隆年间，钓鱼台又沾染上王气，成为皇家的行宫。水域的面积有所增扩，但仍沿用金代自香山开凿而来的水渠。由于金主的御台早已倾颓，因而大兴木土，在其遗墟重建了一座以城砖包砌的高台。登台远眺，乾隆忍不住又技痒（手痒？）了，让随行的太监取来纸笔，泼墨写下“钓鱼台”三个大字，下令镌刻于西门的匾额。乾隆来钓鱼台，没有钓鱼，改练毛笔字了。这是一位喜欢题写“某某到此一游”的风流皇帝。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北京诸景，乃至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都能见到这位“业余书法家”的手迹。金主钓鱼成瘾，而清朝的皇帝——大都有赋诗题词的癖好。
传至末代皇帝宣统，钓鱼台又被转手了——溥仪很大方地将其赐予自己“陪读”的教师爷陈宝琛（属于御用文人一类）。估计陈老头又惊又喜，暗暗地掐自己几下，以验证是否为梦境。这一笔“学费”，确实够昂贵的。“老教授”无意间钓到了一条“大鱼”。
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曾以此为别墅。傅将军立了一大功劳——向共产党军队交出了自己驻防的北京城，使文物古迹免受炮火损失。我猜测：他在下榻的钓鱼台深思熟虑，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1959年，钓鱼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馆，开始了全新的命运。“包括古台在内，占地面积达40万平方米左右，十五座造型古朴，雍容华贵的宾馆楼，形成新型园林组群，馆内河道环流，弯曲有致，树木葱茏，新辟3个人工湖，引玉渊潭水注入。古钓鱼台的皇帝行宫于1982年进行了重修，基本上保留了清代乾隆行宫的原貌。行宫内的斋、轩、亭、台的建筑形式，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我国古典造园建筑的独特风格。养源斋院曲廊迂回，散置峰石，秀润多姿。淙淙溪流，在斋前汇成一池碧水，游览者至此，心与景会，鱼鸟亲人。潇碧轩三楹，门前临池即可垂钓。澄漪亭建在土阜石山最高处，登台俯览，玉渊潭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引自焦雄著《北京西郊宅园记》一书）
钓鱼台国宾馆的警戒很严格。酷爱野菜的美食家汪曾祺，有一次路过，发现高高的围墙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忍不住弯下腰采摘，装进随身挎着的书包，准备回家后炒一炒，“打牙祭”。门卫很警惕地走过来，边审视边问：“你干什么？”汪老乖乖地把书包里的灰莱抓出来，供他“审查”，他才没再说什么，走开了。事后汪老很幽默地自我解嘲：“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我就这样知道了国宾馆的卫兵很负责。同时知道了：钓鱼台的围墙下居然有野菜。我当然不会去采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但挺想看一看的。看一看总可以吧。钓鱼台的野菜，是否属于古老的品种？估计只有植物学家才能看懂。我去看，纯属瞎看——凑热闹。我想，钓鱼台肯定越来越热闹了。汪曾祺写的《沙家浜》里，有热情的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当然，那是赞美春来茶馆的，并不足以形容钓鱼台国宾馆的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