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1927年，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了革命。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本来奉中统之命“潜伏南京”，但贪生怕死的他却在南京沦陷前逃到了汉口。
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让李士群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会亡，于是把目光投向敌人。他逃到汉口以后，又躲过中统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去了香港。
李士群一到香港，便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搭上了线。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日本在上海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边。李士群到上海后，清水让他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满口应允。就这样，李士群完成了从投身革命、叛变投敌到成为大汉奸的全过程。
1938年，李士群只身来沪，与日方搭上了关系，为日方刺探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同时拜上海青帮有名人物季云卿为老头子，利用青帮门徒，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时他住在大西路67号，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不大在外露脸，但日本宪兵队便衣警探和驻沪领事馆人员，常出入其门。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滋生场所。
李士群与开设好莱坞、华人俱乐部、荣生公司、利生公司等大赌窟的流氓恶霸朱仁林、顾文达、钱国栋、吴四宝、潘三省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做下许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
不久，李通过日方关系，获得日本内河轮船株式会社的许可，在苏州北路998号开设大福运输公司，代客装运上海、无锡、常州之间的货物运输，自任董事长，经理为马叔涛，业务由陆鸿泰主持。几个月后，大福运输公司结束，改归陆鸿泰负责，更名为大福驳运公司，每月盈余，仍然送至李处。
比李士群稍晚一些时候，中统特务丁默邨从香港到了上海。他和李士群、唐惠民都是朋友，当下三人密谋组织秘密机关，从事政治活动。
因李士群原与日方有渊源，遂于1939年春，由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忆定盘路（现江苏路）95弄10号大洋房一座，对外称做“叶公馆”，雇用大批流氓做警卫，由日本宪兵队拨给枪支，专为日方刺探情报，迫害爱国人士。他们对外并无正式名称，内部由丁默邨主持，李士群与唐惠民副之。
叶公馆成立后，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各色各样的亡命之徒，纷纷投奔门下，土匪、恶霸、惯窃、强盗应有尽有。吴四宝的门徒张国震、沈忠美、邱大宝等尤为活跃。他们除收集抗日情报、暗杀爱国人士外，兴风作浪，绑票勒索，贩毒走私，到处寻衅滋事，鱼肉人民。
当时租界里层出不穷的绑架暗杀案件，就是他们干下的罪恶，著名的《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报馆被炸，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租界当局明知这些案件出自叶公馆主使，但一则该处属越界筑路区域，管辖权力受到限制；二则他们有日本宪兵队作后台，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虽然租界当局经常把红色警备车停在弄口，无非掩人耳目而已。
不久，叶公馆扩大组织，日本宪兵队拨给军管的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这所洋房，原属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所有，沦陷后由日军管理。
于是他们正式成立“特工总部”，简称“76号”，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分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四宝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四宝之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76号”前沿马路华村20多幢三层楼房以及对面75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逼迁移，这些房屋即占为特工总部的办公处和宿舍。警卫总队的枪械来源有两处。一是由日本宪兵队用大皮包装来，都是驳壳枪和六寸手枪，约有60支，由李士群转交张鲁接收，经范雨人造册后拨给警卫总队使用。二是在伪警政部成立后，由部拨交旧式步枪100支，在南京三叉河装上惠民兵舰，由特工总队常驻南京区的日本宪兵曹长大桥护送至沪交给“76号”。日本宪兵队还在“76号”里成立了一个名叫“梅机关”的指挥机构，对外称为顾问。特工总部南京区则由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的藤冈负责指挥。这里常驻日本宪兵特务班一班，有班长马场准尉和曹长、军曹等七八人，南京区每天收集的情报，都要向特务班汇报，对外行动，事前要和他们取得联系，才得执行。伪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大员都由他们协助保护。南京区的职员宿舍，由日方供给，门上悬挂“南京日本宪兵队特务班宿舍”的牌子。南京区直辖的芜湖、镇江、蚌埠三个特工站，则由特务班各派宪兵一人常驻。被一般人视为魔窟的“76号”，大门日夜敞开，武装守卫，戒备森严。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院内高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内部另辟一室，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这些都是做幌子的。
“76号”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镇压沦陷区的抗日志士。被捕的人，先由吴四宝手下的亡命之徒用刑逼供，惯用的有灌水、抽打、上老虎凳等酷刑。其他区、站、组的情况也是如此。
特工总部成立后，为避免租界当局注意，请领汽车执照时，都用私人名义，内有用岳光烈名义领照的一辆。1940年春，“76号”人员乘该车在租界内有所行动未遂，执照号码为捕房抄去。某次岳光烈乘该车去戈登路立泰银号途中，被戈登路捕房连人带车关进捕房。
岳光烈的同事孙时霖前往探询，也被扣留，并将司机名老李者用电刑逼供，要他招出在租界内的绑架案件。后由“76号”向捕房疏通，才取保释放。事后听说，“76号”曾被戈登路捕房敲去一笔很大的竹杠。此后，“76号”有几辆汽车出事，无法再在上海行驶，曾运至南京区使用。
这一时期，重庆也有军统中统的“上海区”人员留驻上海，与“76号”钩心斗角，互施报复。季云卿、曹炳生、陈明楚、余王介等，都因与“76号”关系密切，被对方暗杀。季云卿被杀地点，即在成都路季宅附近，算是给“76号”的一次示威行动。
季云卿死后，一应丧仪都由李士群负责，并对季云卿妻金宝师娘始终敬如上宾，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昆明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停战言和”。这时日方一手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因资望不孚，作用不大，因此以“南北统一，恢复国民党政府”为饵，派人与汪精卫秘密接洽。双方一拍即合，即由日方护送汪精卫秘密来到上海。
汪精卫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76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
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100多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
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准备，不久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在沪复刊。
复刊后的《中华日报》大量散播汉奸言论，汪精卫本人也不时为该报写文章。他在所写的《举一个例》一文中，曾公开宣布，南京未陷落前，蒋介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日方媾和条件，现拟继续寻求和平途径，以此证明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在沦陷区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感。
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成员。
他们伴汪精卫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邨、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76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76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
汪精卫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