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廖耀湘收到郑洞国电报，获悉林彪已率大军撤离。
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当林彪的总部撤到四平以北的梨树村时，总部的一作战科长携实力统计、撤退计划叛逃，投向敌新六军。
据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接收东北周年纪念册》第十章中记载：“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随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新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向我军投诚来归。”
王继芳对国民党军来说可是个宝贝，他的脑袋和挎包里装满了共军的机密，包括共军的全部撤退计划。他向国民党方面交代了共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共军在四平之战后，主力受到很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战斗力，目前正在向松花江以北撤退。
杜聿明一改以往谨慎的做法，命令新六军等以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
于是，国民党军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兵力，步步为营，而是以多路平行纵队，坐着汽车开着坦克对撤退中的联军进行迂回包抄，有时甚至跑到联军的前面。国民党军空军也飞来助阵，在空中不停地扫射。民主联军此时被追击得疲惫不堪，顾不上夜行军，只要脚底跑得快，不让国民党军追上就行。有的部队被打散了，团不成团，连不成连；有的部队被分割成几段，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部队边撤边打，几天几夜不得休息。
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军一反常态，猛追猛打，无所顾忌？后来才知道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出卖了部队。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他少将军衔，安排到军统特务机关工作。
这个叛徒并没有得到好的下场，1949年，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去台湾时，毛人凤将他丢在了大陆，不许他去台湾，王继芳只得隐匿下来。重庆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画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8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1个师1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恒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与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15天内，硬着头皮把20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15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20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10万之众，于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50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洲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6000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6000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6000苏联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5个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北撤途中，国共两军形成平行并进，相互间不明情况，所以未出现大战。
5月22日，东北局撤出长春。
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
23日廖耀湘、陈明仁两军进占长春。
25日留在南满的四纵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包围了孤立无援的敌一八四师，迫其起义。四纵在南满的攻势，有力地牵制住了敌新一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使其无法北上。
林彪大军向松花江北撤退中，部队的建制一度出现混乱，战士找不到班长，连长找不到排长，暂时失去了战斗力。还有一些部队落在敌军后面，去向不明。部队极度疲劳，不断有人逃散，减员剧烈。
每到一地，林彪都要首先询问电台同中央及各部队联络的情况。到舒兰时，电台迟迟未到。林彪一查，原来是由于李作鹏占用了电台的吉普车的缘故。
他一言未发，叫秘书带他到李作鹏的住处。一进屋，看见李作鹏等正围在炕桌旁喝酒。他勃然大怒，一掌将酒桌掀翻在地，然后抄起一只挎包，去砸打李作鹏，经人劝阻，才没有打着。
林彪平时对一切都淡然处之，宠辱不惊，一向是泰然默然，但发起脾气来，也十分吓人。
6月3日，蒋介石亲赴长春慰劳有功将领，他发现拉法县城位于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上，认为是个战略要地，必须派一个加强团固守。
廖耀湘明知蒋介石这一招很不高明，但又不敢公开违抗“圣旨”，反正点子是老蒋出的，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正处于困境中的林彪，终于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战机。他火速集结部队，突然包围了拉法。敌军一个加强团由于远离主力，孤军无援，很快就被一举全歼。
这是蒋介石亲自动手夹到林彪嘴边的一块肥肉，林彪当然毫不谦让，一口咬住，轻而易举就吞进了肚里。
林彪大军由此站稳了脚跟。
七七决议
杜聿明进占长春、永吉后，被迫将大量兵力用来分守许多大中城市，加之受南满我军三纵、四纵的牵制，使他首尾不能兼顾，他的部队不得不在松花江以南停下来，再也无力北上哈尔滨了。这样，哈尔滨仍旧控制在东北局手里。
6月6日，蒋介石为了休整部队，巩固已占城市，同中共签署了停火15天的协议，6月7日生效。
东北局为了充分利用这15天的停火时间，紧急作出了3项部署：
第一，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第二，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第三，剿灭土匪，巩固后方。
此时林彪仍在哈尔滨以南约100公里的五常地区。撤离四平、放弃长春以后，原以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我军应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留在五常，以便指挥大军。加之他北撤松花江时病倒，故没有北上哈尔滨。
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4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东北局接到中央指示电后，派高岗、谭政前往五常，接林彪到哈尔滨。
集中共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一路咳嗽着来到哈尔滨。
7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东北局党委已初步讨论的文件并形成决议，经中共中央修改批准，于7月7日正式公布，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大决议》。
林彪给第一位夫人刘新民捎信，劝其另行择偶
林彪第一位夫人刘新民（张梅）
《七大决议》通过后不久，罗荣桓偕夫人林月琴和两个孩子，前往莫斯科治病。
罗荣桓夫妇行前，林彪给了一封信，请他们捎给在莫斯科的刘新民。他在信中告诉刘新民，他已经同叶群结婚了，有1女1子，劝刘新民另行择偶。
刘新民接到这封信后，十分吃惊，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她无可奈何。
刘新民，别名叫张梅，陕北米脂人。米脂，是西北男人魂萦梦绕的地方。那里很穷，也很偏僻，但是却有一方好水土，是个盛出美女的“神仙福地”。米脂姑娘集江南秀媚与边塞健美于一身，皮肤白晳，面色红润，身材婀娜，体贴温柔，风情万种。从明代末年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民谚就随李闯王的铁骑传遍天下。有一首“信天游”纯朴而又形象地描绘道：
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
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
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
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
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
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
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1938年3月2日，林彪被阎锡山士兵误击受伤。这年冬天，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人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
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的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横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
与张梅欢喜雀跃、兴奋激动的感受相反，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建设和生活的情景，他不由地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他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加上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上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
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等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
1942年2月林彪伤愈回国，张梅留在莫斯科工作。随后，林彪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催促他尽早返归抗日前线。
4年之后，刘新民收到了林彪托罗荣桓带来的婚姻解体信。
从1945年末以来，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大量向东北运兵，一方面对敌伪军、警、宪以及土匪武装进行大量收编，到1946年9月，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增至50万人。
陈云做了一篇好“文章”
到了1946年底，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长白、抚松4个小县。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4个机关和两个纵队的主力部队近3万人，聚集在狭小的山沟角落里，粮食、弹药毫无着落。敌人4个师的兵力已经逼近，南满根据地处于空前险恶的境地。
11月初，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统一领导对敌斗争。
第四纵队到达六道江不久，即接辽东军区命令，让彭嘉庆率第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第三、第四纵队主力和军区机关准备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12月11日，师以上的干部到七道江开会。由于陈云有事在临江，会议由肖劲光主持。议题是讨论“去”、“留”问题。即：放弃南满北上，还是坚持在南满继续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