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一般认为李鸿章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外交事业，而他的国人则将他的卓越表现归因于他作为大清帝国军事指挥者和组织者所进行的活动。的确，这种荣誉，就像在他的国家给予先知的这种荣誉通常是没有区别而且不着边际的。
在中国和其他的地方一样，一个公众人物之所以能够以其管理才能而被人称道，是因为他笔下的哲学散文整洁优美。欧洲人在关注1894年中国危险的时局时，极力赞扬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谈期间以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智慧。
李鸿章之后的环游世界被大家公允地认为是值得纪念的行为，这增强了他独特的治国之术的名声。但对中国人来说，他组建的海军和陆军所获得的威望，在日本人发动战争之前已经达到了顶点，其后便轰然倒塌。实际上，他那过分夸耀的海军和陆军在溃败之后遭到了许多同僚的谴责，证明了他不但没能力担任高级职务，而且不适合继续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只有慈禧太后的帮助才能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在国家遭受屈辱和战败的时候，他在外交和管理事务方面给国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这些已经被大家忘记或者忽略了。
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对海、陆军的管理是一个极大的骗局，也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当它接受考验时，肯定会遭到暴露。但欧洲人不太清楚中国人集体“弄虚作假”的无限能力，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李鸿章的同僚和批评者怎么能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在几年中都表现出完全的信任和热情的赞美？从慈禧太后到各省的官僚，都不是得不到有关北洋舰队内部运作状况的准确信息；中国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每个官员都会花时间进行谈论。但是东方和西方一样，一旦成功了接下来还会成功，只要李鸿章勇猛的军事风采没有在突然爆发的战争中露出马脚，作为创立人和管理者，他就会长期地得到财富和名声。
对欧洲人来说，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国家（不是各省）防御的组建，包括海军和陆军，多年来被托管给一人，而此人身上已经承担了直隶省和大量外交、商业事务的管理工作，责任重大。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所有总督级别的同僚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以西方科学的方法去训练新的军队，更不用说按照欧洲的模式去创建和组织一支海军了。李鸿章不仅用超人一般的精力承担了这个任务，而且还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满满的自信。此外，因为他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得到了朝廷格外的赏识，朝廷让他在各项事务中掌管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数额之大已经超过了其他总督的想象力。也是由于这种赏识，他达到了朝堂第一权贵的高度，通常来说他能够对御史们的攻击不予理睬，这是其他总督（可能除张之洞外）所做不到的。
但是在考察李鸿章想要什么和获得了什么的时候，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说了：关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价值，李鸿章自欺欺人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那精明、务实的头脑在多大程度上在误导自己，让他相信通过购买枪炮和军舰而不需要对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约束，就有希望对抗西方列强和日本？难道他那敏锐的智慧真的相信，即使军队管理受到官场腐败和道德败坏的影响，却还能对抗外国人吗？
密吉先生曾经为李鸿章服务过一段时间，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力而同情的辩解。密吉先生认为李鸿章对外国人的实力的秘诀还不太清楚；他一直是“瞎子中的独龙眼”，他只能够靠猜测来摸索事物。虽然中国聘请了欧洲和美国的老师，还把中国人派出去学习，但新的方法从来没有被允许实践出来，所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得到的知识是没有结果的。于是李鸿章付出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中国仍旧是“西方物质力量的铁蹄践踏下的道德伦理之国”。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李鸿章自己掌握了或者努力反复去灌输“新方法的精神”，我们就会很容易相信李鸿章努力的真诚性，更容易同情他的巨大失败。但是，令人可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廉洁方面，李鸿章既没有通过言传也没有身教去传播那种新信仰的种子。相反的是，比起那些名声不怎么样的同僚，在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方面他的管理是十分松懈的。
的确，我们将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周围就聚满了一批穷困亲戚和贪婪的亲信。在他的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1886年-1894年），可以公允地说，陆军和海军都成了他的家族和追随者们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财务限制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并使之陷入瘫痪境地。这些人从训练和性格来说都无法从事任何诚实、本分的工作，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就好像庆亲王在京城的衙门一样，成为了职位、官位和荣誉的营销处。
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中，最卑鄙的人也许就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关于此人以后还会提及更多）；他的兄弟李瀚章总督也是家喻户晓的“无底洞”；他的儿子们无耻的贪污行为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柄。最后，李鸿章和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李莲英的亲密关系，还有他本人对金钱的永不满足的贪婪，以及他担任总督时敛来大量钱财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些事实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李鸿章在担任总督之初，有多么的爱国，目标有多么的坚定，但最终溃烂的腐败行为迅速地从他本人发展到他管辖范围内的每个行政部门，让他的陆军和海军成为了一具空壳。在对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忘记了要为国家负责任。1890年，他准许追随者把舰长琅威理从海军中驱逐出去，这破坏了他管辖下的唯一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方的军队。因为李鸿章的默许，从那时候开始，舰队和兵工厂变成了半商业半企业的性质，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官方经营（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导致了中国遭受失败的屈辱。
无论在战败前还是战败后，李鸿章的拥护者都在努力表明，他之所以没能够组织有效的国家防御系统，那是主要因为中国的权力太分散，而他的集权化努力因为各省总督的反对声和独立行政而失败了。
从某种意义来讲，李鸿章的改革还是地方性的尝试，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一致的管理制度。由于这个原因，负责广州、苏州、南京和其他地方兵工厂的官僚，仍然是各司其职，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托给不具专业技术知识或者没有明确责任的亲朋好友。但是从本质来说，李鸿章是一个维护地方传统的人。
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1861年）的事件中，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十分反对清政府建立一支独立于各省当局的大清帝国海军的企图，迫使京城方面放弃这个计划。后来当他担任直隶总督时，野心驱使他支持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制。他以身作则，倡导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训练的军队、建筑的要塞、组织的舰队、成立的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显然都是地方性的；当和日本爆发战争时，对于中国的其他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的战争。
李鸿章的海军陆军计划和南方总督制定的海军陆军计划的差异，以及近代中国舰队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区别，只有能力的不同而无动机方面的差别。比如，主要是因为他的特殊优势，才能让李鸿章能够在旅顺和威海卫建立海港，而且可以从户部获得这种改革所需的资金。
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陆军是区域性的，在这些事情上，他和其他总督级别的同僚一样，都尊奉着中国古老的传统。但是在他的生活记载中，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试着根除这样的传统，或者说是要结束这种体制，即从一开始就明显让中国无法建立起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有效国防系统。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有杰出才能的人为什么会毫不反抗地继续在这个体制下工作？他的智慧一定让他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国家危难时刻是注定失败的。另外，我们在提出以上问题时还要面对重要的财政因素，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地方行政系统只是封建家庭体制和裙带关系的发展结果，所以在骨子里就存在着这种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端。在这样的地方体系中，李鸿章能够（而且做到了）给亲戚和追随者提供官职，还给许多同乡提供了职位。甚至他采用西方方法训练的军队也招的是安徽籍老乡，大多数军官都是他的家族成员。指挥北洋舰队的丁提督就是安徽人，但他的那几位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却是福建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因此在琅威理上校在1890年离职后出现了家族搞阴谋的行为以及部队纪律松散的局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能打胜仗。李鸿章承认并接受了这个体制，这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有合理的军事原则。
李鸿章和所有亲戚利用清政府管理的漏洞不断获取利益，同时如果这些舰队在国内外给人留下了具有实力和明确目标的印象的话，他们就十分满足了。当有人问到“虚张声势”被揭露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忠实地工作和战斗在李总督军队中的欧洲人提供的证词中找到答案。他们的话最终证明了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李鸿章是这类腐败的知情人和容忍者，所以应该为这次雄伟壮丽的军备计划惨遭失败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其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任用的那些人，还在于他自己。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李鸿章获得军事权威声誉的源头，即他和戈登合作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发现他所表现的素质是人们期待官僚学者拥有的那种--睿智、非凡的策略、明哲保身的意识、书写公文的才能。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和戈登的关系牵扯到双方不断的斗争，即戈登为了部队及时的粮饷，而李鸿章为了逃避付钱。白齐文是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但就是因为同样的金钱纠纷才投降了敌人。
在处理白齐文叛变事件中，就像李鸿章在通缉令中说的那样，只要抓到白齐文，不管死活都好，这就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他的观念没有因为他和英国军官的交往而改变了东方模式。他有着丰富的政治策略和远见，但在军事战术方面他和著名的同僚张之洞一样简单粗浅，他的认识水平还在明朝使用弓箭的年代，即头戴凶猛的面具，大声叫唤吓退敌人。在他和捻军交战的时候（1866-1867年），命运又眷顾了他。
1865年捻军打败了僧格林沁，让曾国藩在山西和湖北击败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事实上，捻军是太平天国的分支，在清朝对长江流域恢复秩序后，他们分散成为小型的游击部队。但是就连对付这些游击部队，李鸿章还常常避免直接的进攻和对抗战；他的方法就是把捻军包围到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通过断绝他们的供给来“把他们驱赶进海”。以上方案意味着把捻军赶到相邻的几个省份里，那些省份为了镇压捻军就得付款（给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报告中描述了他的部队在围剿中是如何的积极，敌军的力量是如何的强大，他需要多少军费支持，这些军事认知都被中国的学者看成是作战将领的典范，以此证明李鸿章适合指挥军队。
在政治知识和普通常识方面，李鸿章走在了同代人之前，他知道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没有希望在与欧洲军队作战时保住阵地，而且他在军校聘请了外国教官，还为要塞的建造、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建立聘请了外国专家，这些都说明他公开地和保守观念进行对抗。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并从曾国藩手中接管这个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因此他很容易凭着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而高枕无忧。但是他和华尔、白齐文和戈登交往时引进的欧洲军事科学，以及他在南京建立兵工厂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他开始用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一支海军。他跟朝廷解释了自己的政策，说他雇佣外国顾问、引进外国设备的目的是为了能让中国可以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日本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他的目的是合法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但是经过了25年的努力后，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化为泡影了，因为他没法让海军、陆军的管理免遭官场腐败的侵蚀而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李鸿章在1870年到1894年间为了重组和改革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从所有表面迹象看，这些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琅微理上校的治理下，北洋水师（两艘铁甲舰、六艘巡洋舰和一些辅助的舰队）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效力，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海军港要塞的防御工事都是在冯·汉纳根先生（李鸿章在军事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下完成的，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工程。
大家普遍认为李鸿章采用这种西方军事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的军队可以和任何一个列强的军队相媲美。事实上，中国龙号称是不可战胜的大型动物，但是有机会看到它表面之下的人都清楚，表面光鲜的权宜之计和弄虚作假的伪装只是一个坚固的外表，里面空空荡荡。赫德爵士和德璀琳先生这样的顾问对军事并不熟悉，有可能会被这样闪亮登场的虚假外表所欺骗，但各个方面的专家尤其是李总督部下的专家，都深深地明白中国安全依仗的这个结构已经腐烂到了核心。
首先来说说海军。北洋水师的组建体现了20多年来的努力。1886年，舰队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1890年达到了最高效率。1891年，北洋水师在丁提督的率领下参观访问了日本，并给日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让日本政府迅速增加了大量的舰只。中国船员（大多数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整洁干练和严明守纪也得到了好评。
李鸿章对沿海海军防御每三年会视察一次，最后一次（1893年）的视察显然是一次胜利的巡视。那里是他毕生的心血，所有人都对亲眼所见的这些成就给予了赞美；他的要塞、军校、铁路、码头、战船和枪炮全都油光锃亮。枪炮鸣礼，龙旗招展，都在迎接着他的到来，欢送着他的离去；同僚们对这些印象非常深刻。慈禧太后也是这样，很快就赐予他三眼花翎，这个待遇是汉人官员所得的最高荣誉。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因为李鸿章从来没有打算隐藏他任何一处闪光点，而且“自己的记者”人数众多并在那样的场合给予了他十足的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