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唐贞元十八年五月（公元802年），时值初夏，风光明媚，初露头角的韩愈，作华山游。那年，他三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何况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情致当然很好。虽然四门博士，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属较低职位，不为人待见。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一级作家”字样，会有人因此将他，或她，当作一盘菜吗？不过，京师官员的身份，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也算讨到一个正果。做一名公务员，古今类同，在有保障这点上，总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从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来到京师应试。此乃全国通考，要比当下高考难上十倍，他用六年工夫，一连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孙山告终。直到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第四次应试，老天保佑，得中进士。随后，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中了进士，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还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只有成为公务员，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举，一方面要有学问，一方面要靠关系，且后者甚于前者。韩愈是个弱势考生，一无门第背景，二无要人荐举，不过他性格倔强，相信自己本事，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三次扑空。不认输的韩愈，接着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还是信未送达，写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来命也运也，难以强求。
正好，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后来，董晋病故，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不久，张建封也病故了，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干不成，只好回到洛阳赋闲。总而言之，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他有一首《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的诗，其中一句“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读来十分辛酸。不过，文学讲夸张，诗歌讲比兴，难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确是事实。所以，韩愈一生，怕穷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穷文》，大谈穷鬼之道。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还奇怪他：“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韩愈发达以后，很会搂钱，渐渐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稿酬之高，骇人听闻，但有了钱的他，为人为文，仍哭穷不止。现已查不到他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位置的，但可查到“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请愈为博士”（见《年谱》）这样一条花边新闻。看来，他有群众，还有舆论支持，说明他颇具能量，挺能折腾。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聚集紫禁城下，伏阙示威，要挟最高行政当局，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学运从来是领导人头疼的事，也许因此，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这说明十六年他漂在长安，混得不错。穷归穷，诗归诗，苦归苦，文归文，声望日高，人气颇盛，否则，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铁杆粉丝。
一个有才华的文人，不使劲折腾是出不了头的，韩愈一生，证明了这条真理。话说回来，你没有什么才华，或者，有点子才华也不大，还是不宜大折腾，因为要折腾出笑话来的。同样，你确有才华，确有本事，你要不折腾，对不起，你就窝囊一辈子吧！在整部文学史中，所谓的文坛或文学界，无论过去、现在、益者，因为害怕失去，无不保守求稳，循规蹈矩；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不让他们出头；凡未得利益者，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无不剑走偏锋，创新出奇，想尽办法，使出吃奶的劲，踢开挡道者，搬开绊脚石。看来韩愈成功的“葵花宝典”，奥秘就在与他始终以先锋、新潮、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
应该说，要想在文坛立定脚跟并发扬光大，第一领先，走前一步，第二创新，与人不同，第三折腾，敢想敢干，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哪怕用膝盖思索，用脚后跟思索，也该明白，沿续前人的衣钵，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一个人，即使对亲生父母，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何况有头脑，有思想，有天赋的文人呢？所以，一个青年作家，若总唯唯诺诺于文学大师，点头哈腰于资深前辈，鞠躬如仪于理论权威，烧香拜佛于文学官员，绝对不会有出息的。不敢说NO，不敢逆反，跟着一帮文学木乃伊走下去，结果成一具文学僵尸，那是必然死定了的事情。
在韩愈之前，有一个叫陈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颇受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相当于国务秘书）。因他见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为独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关过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遗，官四品地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将他抛弃。最终，诗人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构陷，瘐毙狱中。死时只四十多岁，实在令人惋惜。当初，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这个慷慨任侠，风流倜傥的文人，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时代的，风头的，逆反的，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长安很大，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没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实行戒严，这一伙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边。陈子昂不甚有钱，但敢花钱，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经常邀朋聚友，高谈阔论，文学派对，座无虚席，或评弹文坛，或刻薄权威，或笑话同行，或索性骂娘。因为，初唐文人仍旧宗奉“梁陈宫掖之风”，骈文统治文坛，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以宫廷诗人的身份，所写的当恼火，什么东西，老爷子这种“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玩艺，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热之余，拍案乱喷狂言，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蓟北台，朔风呼啸，山海苍茫，天高地阔，心胸豁朗，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大场面。他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空洞无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颓的文字；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骈偶浮艳，华而不实，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悖的文学状况，随即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结论。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读不到震撼灵魂，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于是，脱口而出，写下这四句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解释者也其说不一，其实，陈的这首吊古伤今的《登幽州台》，并无悲天悯人之意，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人绝境的忧虑。有人说他呼唤时代，呼唤英雄，这就是绝对的扯淡了。从李世民到武则天，皆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二人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么？这四句诗，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从此揭开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
韩愈有一首《荐士》诗，其中一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从陈子昂到韩愈，约一百年间，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络绎不绝。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阁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他也认为唐代文风，没有什么起色，“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让他感到沮丧。同期还有萧颖士，李华，颜真卿，元结诸人，用散文写作，推动改革。但改骈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气候，有什么办法呢？文学老爷的厉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动他，比撼山还难。上官婉儿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帮文学小青年徒翱，皇甫湜等志同道合，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但若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它俩是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时吻合一点，有时疏离一点，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时代变了，文学也得变，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运动，取白话文，去文言文，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竟比民国后剪掉清朝辫子，更让国人震动，这也是时代变了，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同样的道理，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学瘪三，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地大放厥词，话也许不甚中听，但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热忱之心，情急之意，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逝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享年五十七岁。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后迁孟津（河南省焦作孟州市）。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谥文，又称韩文公。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唐宋两朝，乃中国文学的最最黄金时代，文人如满天星斗，璀璨夺目，作品如大海涌涛，波澜壮阔。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中，选了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为大家，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我们知道，诺奖每年一个，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选了这八位，平均下来，每一百年才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首席韩愈，成为“百代文宗”，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