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
新春时节,获赠一箱子书,星云大师的《百年佛缘》。四函,十五册,可谓洋洋大观。同时收到慧宽法师的信函,说星云大师希望知道我读这部书的感想。
要读完这么多书,需要花一些时日。我随手拿起一函,抽出一本翻阅,发现文句清顺流畅,如恂恂口语。看前言才知,原来是星云大师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所做的一次系统口述。我耳边,又响起了他温厚的扬州口音。
刚翻几页就停下了,因为看到了书上的一帧照片。照片上有十几个人,最中间的是星云大师。他的左边,站着辜振甫先生,而他的右边站着的那个人,有点眼熟。比他们两位年轻一点,个子也小一点,居然乐呵呵地闭着眼睛。照片下面注着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终于我想起来了,那个人就是我。那一天,是辜振甫先生的八十大寿。辜振甫先生的寿宴,全家子女到齐,济济一堂,围坐成一个大圆桌。客人只有两人,那就是星云大师和我。寿宴设在佛光山台北道场,辜先生向全家介绍我们这两个客人后,郑重地说:“过生日,就是纪念生命,因此每年这一天都吃素,不杀生。”
我一听,心想,真是慧言嘉行。然后,辜先生向我们两人一一介绍在场的子女。“这个是赚钱的”“这个是筹钱的”“这个是数钱的”“这个是存钱的”“这个……”“这个是花钱的!”这是他的女儿辜怀群自己在抢着说,全场都笑了。辜怀群我知道,是戏剧家,排戏、办剧场,当然是花钱的活儿。她随即以同行的口气对我说:“余先生,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笑:“还想花钱?”大家又乐了。寿宴结束后,全体人员拍摄了那帧合影。辜振甫先生夫妇又邀着我,在外面的客厅里谈了一会儿话。他们很懂文学,也都读过我的书,因此一起说:“每次从报纸上知道你来,又找不到你。下次再来台湾,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点头,顺口对辜先生说:“与您会谈的汪道涵先生,倒是我的书友。他凡是见到好书,都会多买一本,与我分享。”
辜先生说:“请代我向他问好!”我转而对他夫人说:“尊祖父严复先生,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真正的中国近代,由他开始。”辜夫人笑着说:“谢谢!”
看我们谈得差不多了,星云大师就走了过来。星云大师比辜先生年轻十岁,但辜先生面对他,却像面对兄长。
二
那么,我怎么会被邀参加辜先生家宴的呢?完全是因为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从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我在台湾太忙碌了。怕我累着,他请陆铿先生转告,让我从闹市区的福华饭店搬到佛光山台北道场来住,那儿清净,可以免去很多打扰。
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倒不是为了逃避忙碌,而是为了再次向他靠近。
星云大师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首度当面拜识,却在寿宴前的五年,一九九二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暨“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发表演讲。演讲是由星云大师亲自主持的,他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永久荣誉会长”。那个演讲现场颇为壮观,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按国别层层排开,以同样的经颂、同样的仪姿礼拜。我那天的演讲,题为《行脚深深》,讲述中国古代的一个个佛教旅行家的事迹。
那次演讲的地方,在高雄佛光山总部,因此我是从台北松山机场飞过去的。陪我去的,便是陆铿先生。陆铿先生比星云大师还年长八岁,早已是古稀老人,但在接获星云大师指令后,居然变成了一个小伙子,一路上对我这个晚辈殷勤照拂,甚至一次次试图来搀扶我,帮我提包。当时我就想,在通向佛光山的路上,好像大家都没有了年龄。
那天到了高雄佛光山总部,星云大师一见我便说,昨天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尼拿着我的书找到他,建议邀请我到山上来讲课。大师当时哈哈一笑,说:“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余先生明天就上山。”
为了证明这件巧事,星云大师随即吩咐身边两位年轻僧人把那位比丘尼找来。很快找来了,几个僧人不分尊幼地就在庙檐下谈起了我的散文,包括大师本人。
这情景让我吃惊了。我写的并不是宗教书籍,在这里居然可以谈得那么热烈。可以想象,他们对一本哲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经济学著作,也会这样。这就是佛光山吗?精神体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
星云大师领着我,走进一间山景满窗的敞亮办公室,向我介绍慈惠法师和其他法师。慈惠法师微笑着看了我一会儿,说:“我觉得《山居笔记》比《文化苦旅》更好。从这本书可以推测,你的写作目标不只是散文,更是整体文化研究。但是,散文让你的研究有声有色。”
我又吃惊了,说:“没想到在佛光山遇到了文化知音。”那天,我与星云大师畅谈了整整一下午。他那时身体还很健硕,引着我走遍了佛光山的各个重要所在,还参观了他小而整洁的卧室,以及卧室外他每天运动的一个小球场。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路都在谈话。他在茫茫尘世间的经历,他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他在五大洲兴建一个个佛教道场的努力……这一切,都娓娓道来,声声入耳。
我侧身注视着他袈裟飘飘的高大身影,心想,这实在是一种人间奇迹:气吞山河却依然天真,成功连连却与世无争,立足经典又非常现代,面对仇怨只播撒爱心。
为什么说是奇迹呢?因为按照常例,大气魄、大成功总是离不开权谋、搏斗,老法师、老经典总是免不了孤寂遗世。星云大师和佛光山,完全打破了这种常例,处处实现了两全其美的圆满。因为不合常例,也就构成了奇迹。
我在五年以后住进佛光山台北道场,就是想进一步深入这种奇迹,进行文化思考。
三
在辜振甫先生寿宴前后,我在台北道场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与星云大师交谈很长时间。
这十天中,我思考的问题很大,主要有这样三个:第一,当代社会,信息密集、科学发达、沟通便捷、流转迅速,与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已经有了极大差别,那么,还有可能让大批年轻人接受神圣的感召,进入一种脱离家庭生活和社会功利的宗教团体之中吗?
第二,进入宗教团体的人(在佛教中也就是僧侣队伍),在今天还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乐、纯净、高尚,带动周边广大的信众吗?有可能为今天纷乱无比的社会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吗?
第三,这种在宗教旗帜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给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华文化圈带来和解、友爱,减除彼此间长久的隔阂吗?
这几个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宏观难题。星云大师都以自己的实践,作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这种当代回答具有极大的历史开创性。因为千百年来的佛教大师,没有一个遇到过那么强大的现代冲撞,却也没有一个组建过像佛光山那样的盛大欢乐。
我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先后发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国文脉》一书中,有专文研究佛教的盛衰历史,其中有一段结论性的阐述: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澈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
我的这一论述,曾被大陆的权威佛教学刊和其他学术刊物一再转载。早在一九九七年那十天间,我就把这种感受告诉了星云大师。他谦虚地说:“过奖,过奖!”当我说到以佛教精神减除大中华文化圈长久隔阂的时候,他给我谈到了一九八九年与香港一位先生有关的事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又谈了自己超越政治对立的包容情怀。但是,这一事件,已经阻断他再度返回大陆的行程好几年。
从台北返回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想着如何由自己出面来疏通一下。星云大师在那个事件中本来也是想起疏通作用的,却被误解了。我既然听了他的叙述,也就承担了责任。但是,我自从辞职后彻底割断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不再与官员接触,因此找不到疏通渠道。我在飞机上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觉得看到了一线光亮。
似有神助,我下飞机后刚进关,在机场过道的转弯处,恰恰见到了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忘年书友汪道涵先生。他像是在等一位接他的人,独自站在一个角落。由于做过上海市市长,很多人都认识,他便把脸转向过道外面,背对人群。我上前招呼,他转身一见我,高兴极了。
我立即告诉他,辜振甫先生向他问好。然后,我顿了顿,说想约他长谈一次,内容非常重要,有关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他略一迟疑,便扳着指头算日子,约我再过一个星期,到康平路一六五号找他。
到了那天,我把星云大师讲的话,几乎一句不漏地告诉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耐心地听完,又反复追问了几个细节,然后用手轻拍着椅子的扶把,想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对我说,由于事情复杂而又重大,我必须把刚才讲的内容写成一个完整的书面材料,交给他,由他负责递送。
书面材料我很快写好,送去了。过了几天,他又告诉我:“材料已经转送,想必事态会缓和下来。但不要急,此事牵涉比较复杂,需要时间。”
四
文明的进一步考察。其间还被香港凤凰卫视聘为特邀主持,贴地历险四万公里,遍访了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的遗迹。在这过程中,更是虔诚地巡拜了佛教文化的圣迹,从尼泊尔释迦牟尼的出生地,一直到他山洞苦修、菩提悟道、初转法轮等等遗址,全部一一到达,并长久留连,细细询问,详尽记述。从四万公里返回后,我又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考察成果,特别是提醒人们注意正在发酵中的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
那些年,我也曾遇到过比汪道涵先生更大的高官。一见面,他们总是谈我的书,而我则永远与他们谈星云大师的事。我说,哪片土地如果连星云大师也容不下了,那不是他的损失。
直到二○○二年春天,凤凰卫视告诉我,星云大师可以回大陆了,而且领衔到陕西法门寺恭迎佛指舍利到台湾。他会在三月三十一日护送舍利回来,凤凰卫视希望我到西安机场迎接,到时接受采访。我历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接受媒体采访,但这次由于星云大师,立即动身。那天在西安机场,采访我的不仅仅是凤凰卫视,还有别的很多电视台。那些电视台一见到我,便一下子奔涌过来,全都把话筒塞在我嘴边。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就比较完整地讲述了佛教精神对于当代世界的意义,以及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行藏与中国历史兴衰的关系。很多电视台都播出了我的这段讲话,这也就让佛教话语罕见地在大陆传媒上成了主流话语。
后来,法门寺重建立碑,邀我书写碑文,我就把那天在西安机场讲话的内容概括进去了。大家可以从《秋雨碑书》的《法门寺碑》中看到:
佛指在此,指点苍茫。遥想当初,隐然潜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渺渺千年,再见天光,苍生惊悦,世运已畅。觉者顿悟,兴衰巨掌……经》碑刻拓片,一起送给了星云大师。回想那天在西安机场见到星云大师时,他显得相当疲惫。连续三十七天大规模的迎送活动,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他,他太劳累了。毕竟,他已经七十五岁高龄。
五
在这之后,我见到星云大师的机会还是很多。尽管,我仍然是一个严格拒绝传媒、拒绝集会、拒绝热闹、拒绝广泛交往的人。
去台湾时,曾在高希均、王力行等朋友的陪同下,与星云大师同台进行对话,同桌围炉过年。更多的是在大陆,只要是他的行迹,我常常会“不期而遇”。当然也有事先安排的,例如,我陪他去普陀山。
记得那天的普陀山,凡是他要走过的地方,都铺上了红地毯。两边全是僧人执礼恭迎,黄红两色连成长廊,蜿蜒盘旋。我是普陀山的“名誉岛民”,便以主人的身份扶着他,在长廊间缓步行进。
他与普陀山当时的总方丈戒忍法师见面时,方丈说:“大师,我在这儿帮您看山。”
星云大师回答道:“其实佛光山也算是普陀山的一脉。”第二天一早,我又陪着他,到普陀山一个安静的高处,为太虚法师的遗迹奠基、栽树。他在那里,即兴发表了一个充满文学性的演讲。他平日的演讲,绝大多数是面对千万信众开示。但这天就不一样了,他在与太虚法师进行“隔代相晤”。一个在全世界弘扬了“人间佛教”的实践者,突然来到了“人间佛教”先驱者留下的精舍,有很多心里话需要倾诉。这种倾诉,情真意切,当然具有文学性,全被我“偷听”到了。
我与他最近一次见面,是偶遇,在山西大同。大同华严寺请大师开光,而我,正巧也在大同考察北魏文化的遗迹。于是,我们又有了愉快的夜谈。
据我长期研究,公元五世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北方少数民族领袖的彪悍雄姿问鼎中原,既虚心学习汉文化,又大力接迎佛教文化。在接迎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又顺理成章地引入了犍陀罗文化,以及犍陀罗身后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于是,以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为中心,当时整个世界的优秀文化全都浩浩荡荡地集中了,互溶了。由此产生的成果,就是伟大的唐代。因此,我应邀为大同云冈石窟书写并镌刻了一方碑文,文曰:“中国由此迈向大唐”。人们看完了那些雄伟石雕,就能看到这方碑刻。
在大同圣洁的夜空下,与星云大师轻声交谈着千余年来的辉煌和岑寂,实在是一种醇厚无比的精神体验。
原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