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土壤多为沙石，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不易生长，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活。我们兄妹四人，我在家是老大，日子过得很苦。
但母亲没有听邻居大叔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
从我记事起，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石头才能挣5毛钱。母亲在田里劳作，操持一家人的生计。常年的辛劳使她患了一身的病。
我12岁那年，考上了县城一中，这对于一个农家娃来说十分不易。在县城一中读书那几年，我一日三餐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充饥，发愤苦读，为的是考上大学，让母亲得到些许的安慰，没想到日后我以5分之差落榜。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家时，母亲正蹲在地上剁地瓜皮。见我回来，她期盼地问：“儿子，考上没有？”
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别泄气，考不上再考。”母亲又继续剁地瓜皮。只听“哎哟”一声，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捂着翻地瓜的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淌了下来，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
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上，疼了整整好几年啊！
第二年，我考上了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母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她东借西借只借到了70块钱，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差得太远。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看见母亲更加消瘦的脸和日渐增多的皱纹，我哭了：“妈，这个学我不上了。”“说什么傻话，多读书没坏处。妈会想出办法的。”第四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她去姑姑家借些钱。
那天，我和父亲坐在灯下一直等到半夜12点，母亲还没回家。我坐不住了，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的坟地，就是白天走，也叫人毛骨悚然。我懊悔极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要陪母亲一起去呢！父亲也急得不行，就在我们准备出门接母亲时，母亲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
我扑过去：“娘，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路上遇到打劫的，要钱，我说没有，他搜了半天，没搜着，就把我打了一顿。”说着，母亲脱掉鞋，从里面拿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儿子，拿去交学费吧。”
接过母亲差一点儿搭上性命换来的两百多块钱，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在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里，每当就餐时，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馒头都会想起母亲，体弱多病的母亲长年累月咀嚼的都是地瓜煎饼呀！
寒假结束返校前，我故意对母亲说学校的饭票吃不饱，母亲心疼地为我连夜准备了一大尼龙袋地瓜干煎饼。
回校后，我把煎饼放在床下的木箱里，每当吃饭时，我就拿上几个偷偷溜出校园，眺望遥远的故乡，啃那令我既爱又恨的煎饼。放暑假时，我用省下的50多斤馒头票去食堂换回了两袋馒头。
当我把馒头捧给母亲时，母亲迟迟没有伸手，愣了好半天，她才说：“儿子，这是你偷的吗？”“娘，不是……”“不是偷的，怎么能有两袋白面馒头？这么多年，娘见也没见过这么多白馒头呀。”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后说：“娘，自从我记事起，您就天天吃地瓜干煎饼，这次您就接受儿子的这份孝心，吃顿白馍吧。”
母亲怔怔地望着我好大一会儿，伸出双手颤抖地接过馒头，喃喃地说：“好儿子，娘吃。”
1991年，我从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找个好工作能够供弟弟妹妹上学，减轻父母的压力。可我的梦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被分配的那家工厂很不景气，经常一两个月发不出工资。后来我又调了几个单位，但都不尽如人意。我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又何谈顾及乡下的弟弟妹妹呢？
这一切对我打击很大。此时，家庭的负担已使父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这年年底，我回家过年。一天吃晚饭时，父亲对妹妹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兰子过年后别上学了，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供你读书了。”妹妹傻了一般地看着父亲，母亲则“霍”地起来：“不行。”父亲瞥了母亲一眼：“你有什么本事供她上学？”“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供兰子上学！”母亲大声喊道。父亲打了母亲，母亲鼻子里的血流在了她的衣衫上。妹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跪在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别打娘了，我以后每天都不吃早饭和午饭了，省下钱来上学行吗？”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父亲会打母亲，也没有想到妹妹会有如此执著的求学精神。
沉默了好长时间，我看见一行浑浊的泪从父亲那张苍老、枯叶般的脸上滚了下来。
他扶起妹妹，哽咽着说：“兰子，不是爹不想让你读书，是你今生投错了胎呀！”
母亲默默地对墙而坐，久久沉默无语。
第二天凌晨，大约三点多种，被一夜噩梦惊醒的父亲发现母亲不在床上，他匆忙披上衣服提着灯笼来到了院子里，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昏迷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院子一棵老榆树下，脖子上套着绳索，在绳子的另一端是一根胳膊般粗断裂了的榆树枝。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胸口，心还在跳动。很显然，母亲上吊时，树枝便断裂了，是老榆树救了母亲的命。
令我们非常奇怪的是，第二年春天，那棵本来很茂盛的老榆树竟没有发芽，过了不久就枯死了。
1995年8月，辍学两年的妹妹靠自学考取了泰安贸易学校。这本是一件喜事，但那高达7000元的学费却使母亲一夜之间急白了头。
妹妹恳求母亲：“娘，我想上学呀，能不能借些钱，等我毕业后一定还。要不就找一个有钱的婆家要7000块钱还债。”“借，我娃能考上，是我娃的本事，娘一定要让你按时上学。”
第二天，母亲让我用独轮车推着她，妹妹在前面拉着，走上了向亲戚借钱的路。这条路真难呀！我们走了几十里路，借遍了二十多个亲戚，任凭母亲磨破嘴皮也没借到一块钱。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大滴的泪珠顺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滑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母亲流泪。我知道那是失望的泪，是无奈的泪，也是自责的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我恨自己这么大的男儿竟不能为母亲担起生活的重负。
晚上，由于一天的奔波，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弟弟跌跌撞撞地闯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娘……出事了……”
我脑袋“嗡”一声，忙冲到母亲房间，只见她斜躺在床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有一个翻倒的农药瓶。妹妹抱着母亲的腿放声大哭：“娘，娘，您醒醒，我不上学了。”
悲痛欲绝的父亲招呼我和弟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迅速将母亲送往医院。
感谢白衣天使，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后，终于脱离危险。母亲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我无能，我想让孩子上学呀！”
母亲对儿女的这份真情感动了我家的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送来了2000元，其他亲戚你200元、我300元，在妹妹报到的前一天，终于凑足了所需的学杂费。妹妹启程那天，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如今，妹妹已经毕业，在一家企业上班，两个弟弟也参加了工作，我于1998年调到基层政府机关工作。家里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兄妹四人以最大的努力使母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