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收容是改造的基础。一般而言，社会改造就是针对社会基本的矛盾，采取相应措施变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和生活习惯，以推动社会进步。就此而言，社会改造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社会工程，即使包含于其中的具体工作游民改造亦是如此。这是因为，游民不同于一般的流民、难民，相对而言游民更为固定，并且组织化程度较高。因为有着固定的组织与文化，游民俨然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周育民：《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上海〕《控史研究》1992年第5期。。一位党的干部如是说，上海“游民的多，他是全国各城市不能比喻的。上海瘪三、扒手的地痞流氓，已形成一种特殊力量”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有鉴于此，在整个改造工作进行之前，首先必须对游民进行大规模的收容，以保证游民群体被尽可能全面地纳入到社会改造的框架之内。
自有游民始，游民收容救济事业也就开始了。在传统社会，游民救济多采取赈抚政策，如发放“恩赏米石”，收养老残病弱等丧失劳动力者，设立粥厂，收留灾荒与战争性无业游民等。清朝政府对游民的收容有了较多的改进，已经开始采取垦辟荒地和开办技术传习性质的公艺局所的办法来安置游民。晚清时期，政府曾经对无业游民进行救助，这些救助活动一度改变了传统制度下单纯的、临时性的救济方式，而是采取了复合的、长远性的教养兼施的救助，取得了一些成效参见彭南生：《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的救助行为》，〔开封〕《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上海市收容游民情况统计表（1949—1958年）单位：人资料来源：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近代上海在游民收容与救济工作中承担了主要角色的，是以各种慈善组织、同乡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原因是开埠以来，大量游民汇集于上海，传统的游民救济办法和机构逐渐不能满足游民的收容与救济工作，社会中间组织于是参与到游民收容与救济中来。早在1922年末，上海主要慈善团体的30多名代表就商议成立收养游民的工厂。到1925年，游民人数日益增多，游民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当年底，上海华界、租界的士绅联合发出倡议，扩充原先作为残疾人收养机构的上海残疾院，成立了收容乞丐的凇沪残疾乞丐游民教养院转引自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南京〕《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该所以传授工艺技术，增强生存能力，图求社会的安宁为宗旨，随后，淞沪教养院也设立。1927年，南市慈善团体会同上海县当局和上海县警察局，在漕河泾建立了乞丐习艺所，后改称游民习勤所。到1931年6月，该所共收容游民1347人，其中763人习得技艺，重新走向社会转引自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南京〕《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然而，社会中间组织所进行的慈善活动，往往具有不稳定性，更缺乏全市性的统一行动，各种救助活动犹如杯水车薪，于问题无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收容机构，并全面承担了游民工作的职责，各种社会救济团体逐渐淡出了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政府全面接手收容工作后，收容工作体现为突击性与经常性收容，临散性和全面收容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游民收容工作的有效性（见上表）。
如上表所示，从1949年到1958年上海市共计收容各类游民69573名。通过突击性、经常性，以及对各种类型游民的全面收容，流浪于街头巷尾的游民大为减少，社会治安情况也有了较大的改善。据沪北地区公安局报告，突击收容了游民集中的哈尔滨大楼后，至少使沪北地区内的治安案件减少了40％《上海市收容散兵游勇办法》，上海市档案馆B168-1-1932。。从全市的情况来看，治安状况也随着游民的收容有了起色。据市公安局的统计，自大规模收容工作开展以来，偷窃盗劫案件逐渐减少。1950年10月份（未收容前）的全市偷窃案发生2937件，11月份进行收容后全月发生2492件，减少435件。以灾民较多的闸北区为例，11月份上半月和收容后的下半月来比较，上半月偷窃案计73件，下半月为51件，减少了33％《大力收容灾民游民有助搞好冬防工作》，〔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2月20日。。
然而，这种好转是暂时性的。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游民收容并不能解决游民问题本身，一段时间的集中性收容治标不治本，收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游民群体亦会死灰复燃。如何彻底解决游民问题，纠结不在于收容，而在于改造，并且这绝非一般意义上改造，而是一种异质性的消解。
三、游民改造：异质性的消解
作为社会改造的一部分，消解社会异质性的游民改造工作并非易事。“改造这些人，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他（它）不仅要有充分的财力，而且要有大量的干部。当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改造这些落后分子经验的时候，就是有钱有干部也不能贸然来大批收容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这是因为，社会改造本身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多维进行，才能达到釜底抽薪彻底解决游民问题的目标。纵观上海游民改造历程可以发现，为了完成对游民的改造，上海市政府制定了有效的过程管理模式，渐进推行。
（一）扼灭游民思想上的腐朽性：思想之重塑
游民的阶层意识形态往往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不符甚或相对立，很难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通过教育的方式，重塑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是改造游民的前提。
任何阶级、阶层一旦形成，必然形成其特有的思想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它集中代表着该阶级或阶层的愿望、要求和根本利益。游民阶层也是如此，他们在经济生活以及组织形式上的种种特征，也反映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倾向、道德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上。瞿秋白就认为，游民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国民文化主义”，并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在政治生活和组织观念上表现为“首领式的个人主义”、“盲目的服从”的意识、“流氓式的纪律观”；在行为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个人恐怖主义”，甚至“主张烧毀城市的倾向”《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342页。。
这实际上把游民中最腐败分子的特质扩大为整个游民阶层的。但这种观点构成了新政府对游民的基本认识，这样一个印象化的群体，显然难以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标准。因此，新政府对于游民的基本态度是，“必须采取坚决的强迫劳动、教育改造的政策与长期耐心的教育相结合，启发他们的政治认识和自尊心，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从而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劳动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力之一部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游民在进入收容所后，往往先集中半年左右时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培养其劳动人民的品质。
这些教育包括政策纪律教育、阶级教育、爱国守法教育、劳动与前途教育四个方面。例如，政策纪律“教育的目的是逐步清除游民散漫的习性，培养其集体生活的习惯，使游民了解政府的政策和他们的光明前途”《把旧社会的渣滓变为有用的人，本市游民改造工作获得成绩》，〔上海〕《文汇报》1951年10月19日。。教育内容一是讲收容改造的目的与好处、人民政府改造游民的方针政策；二是组织游民学习有关生活、卫生、纪律等方面的规则，使他们养成服从改造、遵守纪律的习惯。阶级教育主要是“运用诉苦和坦白方式使游民深切了解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迫害，启发他们的觉悟性”《把旧社会的渣滓变为有用的人，本市游民改造工作获得成绩》，〔上海〕《文汇报》1951年10月19日。。
除以上教育外，管教部门还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向游民宣传国家总任务、总路线、宪法等，中间也穿插进行有关时事政治的教育，以提高游民的思想认识。游民所受到的教育完全是一种社会主义色彩的教育，而教育在游民的社会主义社会化过程中，能够“以完整的、系统的、正面的、强制的方式对‘游民’进行社会化”，从而塑造出具有社会主义人格与素养的公民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在此过程中，游民思想中的腐朽性被扼灭，游民的阶层意识为新政府的政治文化所同化。
（二）改变游民的寄生性：身份之再造
游民的出现源于其生活的无保障，游民形成并不断劣化的主因也在于此，如此一来，改造游民的关键就是改变其寄生性，再造“公民”的身份，以方便其被纳入正常的社会序列之中。
人口的游民化以及游民的阶层化都源于生活的无保障。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在我国社会内部，一方面出现了代表新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被排斥于社会生产之外的空前庞大的无业人群周育民：《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上海〕《控史研究》1992年第5期。。这个庞大的无业人群，因失掉了土地和赖以为生的职业而游民化。而部分游民在生存危机中，通过从事不正当的职业以谋生，“当这些由于过分都市化而产生的庞大而又复杂的游民阶层形成并迅速扩展时，由于求安全，求温饱以及求发展的本能”，使他们纷纷投入的帮会组织体系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这样，具有庞大群体规模、帮会化的组织体系，以及鲜明文化特质的游民就逐步阶层化。也由于生活来源的极不稳定，遂使这个阶层成为具有随时沉浮、变化无常的阶级特性，可以说是“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转引自郑春苗：《论土地革命时期的游民问题与党的策略》，〔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而作为一个整体都边缘化的庞大存在，游民很难为社会所消纳。与此同时，作为阶层分化十分突出的群体，它又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流动不居，不仅寄生于大社会，而且向社会的各阶层渗透参见彭南生：《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的救助行为》，〔开封〕《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腐蚀着整个社会。
防止游民阶层异质性对社会的腐蚀是游民改造的根本，而其关键是改变游民的寄生性。换言之，只有使游民具备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才能使其因新获得的经济地位而重新被纳入社会的不同层级内，而不伤及社会本身。在上海，这一过程是通过赋予游民劳动者的能力、意识和身份来进行的。当游民从异质性群体转化为普通劳动者——公民时，也就在事实上完成了对游民阶层的分化以及对该异质性群体的消解。具体过程如下：
在游民进行收容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收容所的人满为患，大量人力物力被耗费，而游民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游民收容工作突破口打不开，一度陷入两难的尴尬。通过对游民的调查发现，很多游民不仅曾经有过职业身份，而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根据1950年5月对6293名游民的调查统计，这些游民的文化程度都不低，其中，私塾263人，小学3238人，初中256人，高中61人，大学10人，专科22人民，只有少数为文盲。在这些人员中有生产技术的占总数80％以上，其中具备农业生产技能的有3313人，工业1630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在有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这些人只需接受短期教育培训，即可成为白食其力的劳动者。
有鉴于此，教养部门把改造游民的活动围绕劳动教养和培训展开。“对长期以偷盗、抢劫、欺骗、敲诈、乞食、贩卖违禁品、赌博维持生活的游民，强制其离开上海市，到农村中劳动生产，在生产中教育改造他们成为劳动人民。”《上海军管会制定方案，疏散二百万人回乡生产》，〔北京〕《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最初，为了配合劳动教养，政府组织了一些手工业、建筑工程、农业、饲养业等生产活动。1950年开始，又先后组织起缝纫、制鞋、装词、麻袋加工、理发、摇绳、织袜、弹棉花、泥水工、竹木加工、打铁、制豆腐、发豆芽以及牧羊、养猪、种菜等30多个生产项目。上海市新人习艺场“把游民中有工业技术与一部分年青而有学习技术条件的游民，集中该厂进行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场内先后设立营造、缝纫、制鞋及汽车修理等生产部门，创建一年就在劳动生产中培养出670多名技术工人《新人习艺场出现新气象》，〔上海〕《新民晚报》1953年8月24日。。
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训练，游民掌握了一定的谋生技能，提高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成游民向公民的转化。
从1952年5月起，游民教养所开始对参加生产的游民实施按月给予生产奖励金的办法，每人每月2-7元。1953年5月起，新人习艺场实行工资待遇办法，工资标准为：定有劳改期的游民每月按劳发给奖励金；已恢复自由因无出路自愿留所与自投入所的劳动者按每月70个工资分（折合人民币15元）加奖励金发给；职工实行计件工资与固定工资相结合的办法，有特殊技术者酌情增加报酬。此后，根据教养单位生产发展的程度，各教养所都先后实行计日、计时、计件工资等多种工资形式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工资待遇办法的实施改变了最初教养所“不要报酬白做工”的义务劳动制度，意味着游民已经成为经济独立的劳动者，这一制度的改革是游民身份转换的一个转折点。
1953年初，市民政局贯彻国家内务部关于“规定三年为游民改造期限”的指示精神，拟定《评定游民成份及确定改变成份的实施细则（草案）》。《草案》针对收容人员的行为、品质、历史情况、流浪时间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定改造期或定改造期的详细规定。一般游民的劳动改造期限定为三年，游民改造期满后，恢复政治自由，不再称为游民，由劳动教养所宣布出所，发给出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