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起，近代工业在上海得到发展，洋务运动及甲午中日战争后外国对华的投资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吸引着大量的移民进入上海，使上海的人口持续增长。由于闽粤人的退出，其他省籍的移民取而代之，以江浙籍移民为主要来源。
江浙籍移民能够成为主要的移民群，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江浙地区的土地和人口比例关系的失衡。人口迁移中经济的因素一般占据主要的地位，这类迁移被称为生存型移民，即移民为了维持生存而离开原来的住所寻找新的居留地。产生这类移民的原因是原住地的生活环境的恶化。江浙地区移民的大规模迁移，人多地少是主因。明代时全国的人口分布，“以江南言之，闽粤、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于慎行：《谷山笔麈·形势》，转引自李城：《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浙江各地区中，东部沿海地带的人口密度更高，如1820年，宁波人为2354.674.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32.26人。［10］（p.45）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如1917年时，江苏有近54％、浙江有67％的农户给人当佃农。而每户所获得的耕地也有限，特别是浙东一带，一家只有六七亩田可以耕种。每年的总收入不超过120元，用60元或相应的实物作佃租，自己只剩下60元，张镜予：《中国农民经济的困难和补救》，《东方杂志》，第26卷，第9号。几乎无法维持一家的日常生活费用。还有田赋的增加到了惊人的程度，国民政府在1932年公布的报告中指出，浙江的田赋附加有七十余种，江苏竟有105种之多，附加税远远超过正税。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则农民不能不求副业——当苦工于城市。”［11］（p.119）据《江苏省乡土志》记载：“江北农民生殖率比江南为高，失业者众。无田可种之壮丁，即奔往镇江、苏州、上海一带做苦工与拉车。”《民国江苏省乡土志》，第363页。人口过剩，使百姓的生存发生危机，乃纷纷逃离家乡，到上海谋生。
第二，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影响。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挥师东征，浩浩荡荡地杀向江浙地区，先后攻占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第二年底，攻克杭州，以后又连克金华、绍兴、宁波等地。太平军江浙战事有力地冲击了江南原来的人口秩序，大量的绅士、地主、官员及百姓纷纷涌入被视为安全区的上海，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2］（p.52）曾以经商著名的苏州洞庭商人就是在此时东下上海。严国芬在《洞庭东山会馆记》中说：“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河间。前清咸丰朝，发匪（指太平军——引者）蹂躏东南，商业荡然，征贵贱者，群趋沪江，迨苏城陷，东山继之。……山人避地来沪者众。”［13］（p.89）这股难民潮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大部分返回了家乡，上海的人口曾一度减少，但仍有近15万难民继续留在租界，成为上海市民。［14］（p.66）而还乡的难民目睹兵灾之后的家乡已经无法维持生活，便又重返上海，或做工，或经商。
第三，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地理上的空间位移是人口迁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距离的远近对移民的移动有明显的影响，移民的数量与距离的远近成反比。就文化而言，移动者的调适可能被视为是涵化的过程，他获得或熟悉目的地之物质与非物质特色。移民在目的地社区的满足或不满足会关联到他的同化。移动者对新社区环境及其组成部分的反应，可能包括从最高满足到极端不满足的整个范围。这种反应可能是有关整个社区情境或特别事件；后者如工作情境、住宅、邻里、人际关系、娱乐设施等等。无疑地，这种反应均会关联到移动者在组织上与文化上的调适。因此，原居地与目的地之文化规范的一致程度会减少移动者适应的困难，而增加他在新环境的活动与整合。上海与江苏、浙江相邻，关系比较密切；江浙沪在文化上有相通之处，包括服饰、饮食、语言，有利于移民的调适。
大量江浙移民的进入，使得群体效应愈加明显，大部分移动者与亲族维持一种相互关系，如“宁波人是大家庭制度的拥护者，乡党的观念非常强烈。只要有一个人在一处地方成功，立刻一家一族，朋友亲戚甚至同乡都闻风汇集了，不数年间就成为一大群”。上海通社编：《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亲戚邻里构成了迁移的网络图和目标地，也使更多同乡人移民同一个地区，上海是他们的目标，江浙移民自然成为上海最大移民来源地。移民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也离开了土地，他们到达了新的地方之后，除了部分有钱人开店、办厂之外，大部分人便要寻求工作，或去工厂做工，或去当学徒。江浙籍移民在近代以来便在上海发展，形成了一股势力，特别在工商界有势力，从而推动了本地人向上海的流动。
到19世纪50年代末，浙江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广东人”，梁元生：《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集团之间的竞争》，《上海经济科学》，1984年第1期。而后江苏人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上海逐步变成江浙人的天下，呈现了近代移民的新格局。（责任编辑付长珍）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2］张仲礼.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的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4］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王韬.瀛壖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Z］.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8］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9］梅朋、傅立德，（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10］王嗣均.中国人口·浙江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1］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M］.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1933.
［12］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熊月之.上海通史·晚清社会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邱国盛同乡组织是近代上海众多社会中间组织之一。所谓社会中间组织，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非营利且带有自愿性的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又被称为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同乡组织在近代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在外来人口中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从而不仅是沟通政府与外来人口的桥梁，同时也成为两者间矛盾的缓冲地带。同乡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既是近代上海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又是近代上海社会平稳运行的非官方基础。
一、政府缺位与开埠前后的同乡组织
上海城市的移民性特征早在开埠以前便己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以后，上海的商业航运业便获得空前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1］（p.556）商业的发展使近代前夕的上海聚集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以商人为主的外来人口，甚至有人夸张地认为：“游贾之仰给于邑中，无虑数十万人”。［2］（p.69）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自1754年安徽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徽宁会馆以后，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3］同乡会馆本是由官方批准建立的民间组织，但是，由于清代上海知县既受制于财力的不足（实际上，在当时的财政体制下，上海县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的地方财政收入），又受制于人力的局限，因而除征收赋税和维持治安外，官府很难对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理。这种独特的政治生态结构使地方官府许可之下成立的会馆组织成为外来人口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中间组织，尽管这种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民间的自我协商。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前近代时期的中国城市，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4］（p.654）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便将前近代时期上海的会馆定义为“基于商业移民和传统的乡土观念，客籍商帮在沪地为了内部互助互济和对外竞争排难，而集资公建的同乡、同业祀神集会的庙宇式的馆舍和公约性的为工商业服务的社会组织”。［5］当然，这种自我管理在某些时候又得到官方的鼓励与放大。比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时两江总督铁保便规定：“上海一地，凡各省商船进出口，皆需本省会馆出具保结。”［6］（pp.86-87）因此，清代前期上海会馆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国家的权力让渡。
如果说通过会馆、公所这类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对工商业有效管理的权力让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官府故意安排的话，那么，后来的形势发展却超过了官方对于会馆功能的最初考量。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航运业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长期活动在海、陆运输和码头搬运上的既无恒产、亦无恒业的“游民”数量不断增加，其频繁的流动性远远超出了清政府官方的制度设计。在传统保甲制度难以对他们像本地人口那样进行约束的同时，来自本地官府的驻防、差役力量也缺乏足够的实力对他们实现有效的控制。因此，官府不得不求助于与这些“游民”来自同一地区、且常常属于他们雇主的会馆董事们。这一办法一直延续至1840年以后。据开埠初期大臣的奏章所述：来自广东、福建的游民们“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自上海以至苏州，动辄聚至盈于累百，向皆责成会馆董事稽查约束，分别遣散”。［7］（pp.546-547）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面临小刀会的“结党为患”，以道台为首的地方官员在“事先听到了他们的意图”之后，也主要是“召集各地会馆董事，责成他们对不逞之徒严加管束”。［8］（p.53）有学者就此评论说：“由此足可见上海地方政府在对外省籍人员管理方面的一筹莫展，以及会馆公所在这方面的影响与号召力。”［3］但是，在缺乏强大政权力量的前提下，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力让渡——通过会馆对外来人口实行直接管理的最终结果是随着“闽广七党之乱”的爆发而以失败告终。会馆难以承担起对同乡“游民”直接管理和约束的原因很多。从体制的角度考虑，在传统行政体制之下，清政府从未深入到社会底层对城乡人口实行过直接的控制，绅士地位的突出和绅士功能的强大作用乃是封建政府对整个国家实现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必要中介。对大量流入的外来人口的管理求助于会馆绅董则是这种管理模式的模仿与延伸。但是，会馆绅董们与地方绅士间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来自其他地方的会馆绅董们并未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他们既不像绅士们那样具有崇高的道德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使命感，也缺乏对本地强烈的归宿感，当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对政府的忠诚相冲突，当同乡纽带的现实需要超越国家政治目标时，会馆董事们并不能完全按照当局的要求对同乡进行约束，而往往是“阳诺阴违，居其间”。［8］（p.128）因此，当他们的同乡最终在上海发起小刀会起义之后，他们自己也被裹挟其中，“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救济”。［9］（p.84）可以认为的是，由本为社会中间组织的会馆承担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不管是在前近代时期，还是开埠以后，都超出了它们的时代命题。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同乡组织很难真正实现对外来人口的有效管理。
二、同乡组织的更新与管理现代性因素的成长
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争相继失败以后，随着国家统治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上海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在这以后直至清末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新的同乡会馆如潮惠会馆（1866年）、京江公所（1876年）、江宁七邑公所（1886年）等相继出现，但从整体上讲，作为社会中间组织的同乡会馆却发展相对缓慢。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有关同乡会馆的研究成果中都并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虽然并无明显的史料证据，但极有可能是经过小刀会起义之后，来自官府的不信任使会馆的发展遭遇到一定的阻力。另一方面，“同治中兴”时期政府统治力量的强化又限制了会馆如以前那样可能的发展空间。而且会馆在自身的功能调适方面似乎也是彻底放弃了对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介入，而依旧延续着传统的轨迹朝向调解同乡商业纠纷、实施商业自我管理和同乡救济等方面发展。因此，同乡会馆的发展又回到了与这一时期上海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不协调的老路上。
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会馆在19世纪后期的发展，但进入20世纪以后，同乡组织的发展方向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晚清政府新政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政府垮台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相继出现。对于会馆原有的商业自我管理功能来讲，商会的成立显然是一个较为强烈的冲击。自1905年上海总商会成立以后，商人与会馆的关系日趋松散自愿，建立在官方授权基础上的会馆管理同乡商人的现象在民初上海已很少见。随着会馆在工商业管理中作用的下降，其活动范围似乎只剩下慈善活动一块。
但是，与其他纯公益性慈善团体相较，同乡组织却又有着慈善团体所没有的诸多特征，尤其是新的同乡组织——同乡会兴起之后。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上海的同乡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曾经达到过的规模。根据郭绪印先生对上海市档案馆有关同乡会全部档案的查阅，民国期间上海出现了119个同乡会。参见郭绪印著：《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