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郭绪印.城市转型中近代上海会馆的特点［J］.学术月刊，2003.（3）.
［6］何泉达.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7］向荣奏稿［A］.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8册［Z］.
［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吴煦.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0］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11］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Q6，目录号18，案卷号277［Z］.
［12］（美）顾德曼.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J］.上海史研究论丛：第四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13］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六届征求会员纪念册［Z］.1928.
［14］（美）顾德曼.社会关系网络——从政府和社会福利概念的转变中对地方、个人与公众的忠诚谈起［J］.“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15］无锡旅沪同乡会十周年纪念册［Z］.该会1933年编印.
［16］［日］小浜正子.葛洪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3）.
［18］上海碑刻资料选辑［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9］李瑊.上海的宁波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Q117，目录号5，案卷号27［Z］.
［21］现代上海大事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22］申报，1919—05—05.
［23］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Q117，目录号4，案卷号1［Z］.
［24］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Q117，目录号4，案卷号42［Z］.
［25］（美）N.斯梅尔瑟.方明、折晓叶译.经济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6］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R117，目录号5，案卷号36［Z］.
旅沪宁波移民自然构成、社会构成分析
李城
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上海在开埠后由一个普通的地区商埠迅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乃至远东金融中心，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移民“一直是上海最大的资源之一”。在各地迁居上海的移民中，宁波移民本文所论及的宁波是指广义的“大宁波”，包括宁波府城及所属的鄞县、镇海、奉化、慈溪、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后划入的余姚、宁海。鄞县、奉化、慈溪、镇海、象山自明清时起一直属宁波府辖区，行政区划并无很大变动。其中，镇海原名定海，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舟山昌国县并入；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于昌国县故地新置定海县，为避同名改为镇海县。象山，唐代设县时属台州，广德二年（764年）改属明州，以后一直属宁波府；1954年改属舟山专区，1958年宁海县及三门县部分地区并入，仍属宁波专区，1961年分置宁海县。宁海，解放前一直属台州府，1952年改属宁波专区，1957年属台州专区，1958年撤销并入象山县，属宁波专区，1961年宁海县恢复，属宁波专区。余姚，明清属绍兴府，1912年后废府属会稽道，1927年废道直属于省，1935年属浙江第三行政督察区，1949年后属宁波专区、地区，故本文亦将宁海、余姚归属广义上的宁波地区（陈桥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浙江省》，商务印书馆1988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优势群体。本文拟藉社会人口学、城市社会学理论，多层面地分析旅沪宁波人的构成，以揭示宁波移民集团在上海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旅沪宁波人的构成主要是指其本身所具有的素质而言。迁移者的素质是影响迁移动机、迁移作用的重要变项，各种人口迁移理论都非常注重移民素质的探讨，如雷文斯坦的引力模型定律，特别是E·李集大成的推拉理论，更注目于对迁移者特征的研究。这些理论认为，迁移者并非原住地人口的随机样本，而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如年轻、高教育程度及未婚者较易迁移，因为他们克服中间障碍能力较强，并且相对而言，能够产生较大的净利润，因而最富正面选择性。
人口的地域构成、自然构成、社会构成是人口结构的三大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其中人口的地域构成是指迁移者来自不同的地区.原居住地对迁移者的不同影响而导致迁移效果各异。宁波山海相连，地理环境铸就了宁波人刚劲、冒险的性格特征；商文化的长期濡染又使其愈形精明、审慎。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宁波移民集团”都是由宁波及所属各县（包括鄞县、镇海、慈溪、奉化、定海、象山）迁入上海的移民，其地域构成是相同的，兹不详论。现就上海宁波移民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作一分析。
旅沪宁波移民的自然构成
旅沪宁波移民的自然构成是指其年龄、性别、婚姻的状况。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等与迁移的关系虽因社会、经济、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殊异，但人口迁移的通则是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易迁移。从一个人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来看，在生命周期中，一般来说，20—25岁是就业准备、职业安置阶段，至25岁身心发展达于完全临界点，此时他身体强健、精力充沛、适应能力强，更能在复杂多端的社会环境中开创新的天地，这种状态延续至35岁，又逐渐希望能获得较为安稳或固定的职业与社会地位；迨至“知天命”、“耳顺”之年，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大抵定型，较少有改变职业的想法，迁移的情形自然较少发生。另外，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15—35岁的迁移者被认为可塑性强而较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年龄较大的迁移者要改变己深深烙入其思想人格之中的旧的价值观而接受新观念则较为困难，况且迁入地的就业选择也不利于35岁以上的迁移者。
从性别构成来看，一般而言，男性移民相对多于女性，这与中国传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传统社会中，男性是家庭生计的主要负责人，而妇女则一般很少出外谋生，上层妇女足不出户，下层妇女纺纱织线；况且若是长途迁移更需充沛的体力，这也是女性所不具备的。当然，因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引发的迁移另当别论。
从婚姻构成来看，公认的规律是未婚者比已婚者容易迁移。这也较易理解，因为即使在成婚年龄较早的传统社会，十几岁的男子也还是处于职业准备阶段，若在迁移前未订有婚约，则没有后顾之忧而更易迁移；若在迁移前已订婚契，也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在迁移的初期大多是一人独闯，较少举家阖迁。
，宁波旅沪移民中多是年轻、未婚的男性是不争的事实。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因为人口迁移所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比人口总数的变化更能影响迁入地经济的发展。不同年龄的迁移者，其“经济意义”是不同的。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一个人在婴、幼儿和少年时期，是一个纯消费者。到劳动年龄以后，是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也是劳动能力、参与意识最强的时段。进入老年以后，“纯消费者”成份又占多数。人口迁移群体往往以经济活动人口为主，青、壮年男性居多，幼儿和老人相对较少，从而使迁入地劳动力资源增加，人口趋向年轻化。包括宁波人在内的各地相对年轻、强壮、富有技能的移民与上海经济迅速发展而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上海良好的职业教育环境等因素相结合，产生出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为上海崛起发展为经济中心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旅沪宁波移民的社会构成
旅沪宁波移民的社会构成是指其具备的知识结构、教育程度、职业分布等因素。人口的社会构成是人口在社会中的组合状况，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发展决定了人口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动，人口的社会结构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如不少人口迁移研究都支持教育程度与迁移成正比的说法，即教育程度高的个人有较高的迁移率，因为教育不仅可以充实知识、补充技能，更可以改变受教者的生活态度、社会期望以及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教育因而成为影响迁移行为及迁移效果、适应程度的重要因素。
1.宁波旅沪移民的知识结构
考察宁波移民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程度是剖析他们之于上海社会发展作用的重要一环。移民所具备的知识积累须具有实用性，才能对迁入地产生正面功效。然而从中国传统知识结构来看，政治性文化超强发展，经济意识却相当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宁波移民的教育程度而言，他们大多幼年受教于私塾，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条件入新式学堂就读。从表面上看，这种知识结构对迁入地——上海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宁波与其他内陆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贸易商埠，宁波人长期耳濡目染，而且他们大多出身商人或与商业有关的家庭。“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25页。因而宁波移民的家庭背景、实践经验、知识底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迁入地——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影响即使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潜移默化的，上述因素亦是宁波迁沪移民能在上海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详见表1）2.宁波旅沪移民的职业流向宁波旅沪移民的职业流向繁复多样。移民的职业选择固然受社会需求、待遇报酬的影响，亦受个人能力、动机意愿、身心状况的限制。从总体来看，宁波人迁入上海后大致从事商业、工业、服务业，亦不乏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流向帮会者及沦为无业游民。
近代工矿企业（包括外资和华资）是宁波移民来沪后最主要的职业流向。在上海开埠初期兴办的外资船厂中，木工、翻砂工、木模工皆以宁波人居多。宁波籍木工，又称“红帮木匠”，在上海专门从事中外各种船只的新造和修理，咸丰三年（1853年）由陈云庆、张礼生等人发起成立了浙宁红帮木业公所，可见上海宁波籍木匠之众。1856年美国人贝立斯在吴淞建造的长68尺、装有12匹马力引擎、载重40吨的汽船就是宁波木工建造的。1894年时，上海的宁波籍木工约有600人左右，其中2／3受雇于外国船厂，其余为流动木工。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机器业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宁波人在上海外资船厂的翻砂工及木模工中也占绝对优势。祥生船厂一、二、三任翻砂间领班全部是宁波人，1905年该船厂50～60名翻砂工人和学徒工中，宁波人就占2／3。外资船厂的木模工人（又称样子木匠）同样是宁波人的一统天下，祥生船厂的历任木模领班都是宁波人，经常雇用的20~30名工人中，亦大多是领班的亲属和同乡。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机器业工人运动史》，第37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4页。历届外资船厂机器部头脑及领班的更迭中可见，5个外资船厂的15个头脑及领班中，非宁波籍者（广东、江苏）只有5人，其余10人皆为宁波人，由此约略可以看出宁波人在其中的势力之大，人数之多，这尚且不算人数更多的学徒工。因为外资船厂雇用工人，大多是通过头脑和领班的关系，故而宁波籍头脑及领班必然大量引荐与自己有关系的亲戚、同乡，这就使得外资船厂中的宁波籍工人在人数上、地位上日增，形成“宁波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54页。
在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中，也有大量的宁波人谋生其中。据朱邦兴等人于1939年编著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中对上海产业工人籍贯的调查情况来看，针织厂中大多是绍兴人、宁波人；机器及铁工业的工人中以宁波人为最多，特别是机铜匠多为宁波人；卷烟厂中宁波、绍兴一带的人数总计占45％；面粉厂中也有宁波人，但为数不多；榨油厂中，宁绍职工人数仅次于通州人；码头业中，宁波籍人数不及苏北人，但栈房职员多是宁波人；上海两租界工部局工人中，宁波人人数虽少，但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机器间工作；此外，英商公共电车业、法商水电业中，机务部都以宁波籍者为多。华商电气业中，宁波籍工人也占一定数量；在民信局及邮政业中，宁波帮势力最大，“几乎独占了这种营业”。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重印本（1939年版），第20l、552、574、615、629、634、684、239、273、366、419—420页。
从商，包括做店员学徒、从事贸易，是宁波移民到上海后的另一个主要职业选择。从表1中可见，宁波人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职业大多是“学生意”，即做学徒，包括日后名噪一时的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王伯元等人也概莫能外。此外，在外国商行或银行中谋职，即充当买办，也是旅沪宁波人的一大出路。上海开埠初期，诸如怡和、旗昌、琼记等洋行的早期买办，大都来自广州或香港。然而19世纪50年代后，广东人在此职业的垄断地位逐渐受到宁波人的挑战。虽然宁波人在对外贸易方面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但他们也有相当的有利条件。首先，宁波人早在长江流域建立的商业网络，对于外商颇具吸引力；其次，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特别是采购过程中拥有长期、丰富的经验；又因为宁波毗邻上海，信息传递迅速、交通往来便捷；再次，宁波商人能熟练地使用汇划制度并且是钱庄的主要投资人，享有信用可靠、财力坚实的盛誉。除此之外，宁波很早就是外贸商埠，是全国领风气之先的地区之一，因而宁波人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外向意识，较少盲目排外情绪，敢于涉足当时为传统势力所鄙视的买办职业。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的浙江籍买办（主要是宁波人）已大大超过了广东籍买办，正如《定海县志》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昔日通事）、跑街（日煞老夫），亦实繁有徒。”民国《定海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