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则闽馆、川馆最为时尚，闽馆首倡者为小有天，初在三马路广西路口，局面甚小，后因营业发达，遂移今处。断之者为别有天，在小花园，早闭。后有消闲别墅，虽不及小有天之大，然其肴馔之精，定价之廉，实非小有天所及也。……徐珂《可言》‘沪之蜀、闽酒楼相踵而起，固有之京、津、粤、甬、扬、镇诸馆为之减色，徽肴更无论矣。’”胡祥翰.上海小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40）上海福建人群体个性突出，乡土观念极强，又加语言与本地方言格格不入，好勇斗狠的个性与上海本地人的温文尔雅也截然不同，在上海人群中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上海开埠后，福建人首先与积极在上海拓展疆域的洋人发生多次大的纠纷，他们的群体特性在这样的冲突中得到充分张扬。比如在上海跑马厅的修筑过程中，就不止一次地与英法殖民者发生冲突，“酿成骚动的场面。
谈判延续了好几年，才达成协议”。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P754）上海福建人的乡土观念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乡土观念重，异乡的福建人等级观念要弱于乡土观念，同乡互助、接济表现得比较充分，一旦有事，极易聚众而起。另一方面，福建地区原本方言丛生、族群复杂，以语系可分为若干群落，如福州人、闽南人、莆仙人和客家人等。不同语系的福建人也畛域分明，往往以一二县属结成一个个同乡团体，表现出分群扎堆现象。上海的福建通省会馆从未出现过，总有六、七个会馆同时在活动，这决不是单单以行业影响能够说明的。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民国以后的上海福建同乡会同样较其他省要多，尽管福建同乡会中仍以上海闽商占据多数，但大致也以语系地域分门别类。
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福建人重视会馆，依赖同乡组织。会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商业、慈善、互助和宗教，甚至是娱乐休闲场所，使他们在异乡有了极大的归宿感。这可从晚清民国时期不时地抵沪居住一段时间的上海福建名人郑孝胥的一段日记可窥一二，它从一个侧面检视客居上海的福建人的生活。
此时郑孝胥的身份是士绅兼商人，他在上海有过一段企业经理的经历，从日记中可以了解到，从1898年3月20目至6月8日。在2个半月时间里，郑孝胥去了三山会馆9次，差不多每周去一次。在他的生活中，三山会馆就是一个娱乐、交往的公共场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P647、P653、P655-659）上海的福建会馆、公所虽属商人自发的同乡同业组织，但同时又类似公立的庙宇，祭祀神偶的情结比较重。闽商会馆的祭祀职能使它具有很强的聚集力和亲和力，最终成了保持会馆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晚清到民国，有资料可查的闽商会馆、公所有七、八所，大都合庙宇与会馆为一体，前宫供天妃，后殿奉关圣，祭祀功能甚为显露。
以福建人在上海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泉漳会馆为例，每年三月二十三日，总是会馆最盛大的集会日，馆内要请戏班子，一边喝酒、一边看戏，欢宴场面往往要延续3天。这样的惯例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泉漳特刊［Z］.1948.现今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建筑为福建果桔商人所建的三山会馆，也是中央大殿“祀湄州天后”。它的门额上刻的便是“天后宫”，故别称“天后宫”。建汀会馆一开始也是为寄柩和祭祀而设。这些都说明，上海闽商会馆的祭祀功能不是一种简单的摆设，它有具体仪式并成为福建人在异乡客地的一种精神寄托。从上海天妃庙宇建筑的沿革和朝廷对于妈祖的不断敕封看，官方的褒扬在上海妈祖信仰的推广中起了作用，但闽粤商民的信奉和传播仍然是最基本的推动力。流风所袭，天妃诞日一度成了上海人的岁时习俗。明清上海旧志记载，每年三月二十三日是节日，上海人往往张灯结彩，成群结队，到天妃宫顶礼膜拜。因此，在上海的天妃崇拜中，拟可分两类，一类为上海官民相沿成习的一些相关祭祀活动，一般以上海的天后宫为中心；另一类是上海福建人的祭祀活动，据邹《游沪笔记》载：“天后诞，粤闽各商及海舶皆演剧伸敬”，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Z］.上海：上海书店，1984.（P521）王韬《瀛壖杂志》卷2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和商业的兴隆。其热烈膜拜情景可想而知。这里的“天后宫”基本上是指闽商会馆了。
不可否认，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上海所有会馆不可或缺的职能之一，除闽商会馆供奉天后外。
老上海的其他会馆、公所祭祀妈祖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大多集中在一些沿海省份在沪的会馆、公所。据碑刻资料记载统计.全市35所会馆、公所中，奉祀天后者达12所。在105所同业或同业兼同乡的会馆、公所中，将天后设为神座的占大多数。但由于闽商成员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海而来经商者为主，且妈祖又是他们的乡神，因此他们对于天后的供奉。不只停留在一般流于习俗的岁时祭拜，其中至少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将天后作为与生命和事业密切相关的精神依托，其次是一种在异乡客地对乡族的认同。就此我们可以理解，一般闽商会馆大都豪华富丽，这一方面显示了上海闽商的富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会馆对上海福建人而言，类似于庙宇，上海闽商也乐于对它实施捐赠。资料记载，泉漳会馆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修缮，泉漳商人都不惜巨资捐赠，这种热情很大部分来自于对神偶的供奉，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祈求天妃保佑以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这样不仅使福建会馆一般都富丽堂皇，而且活动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进入民国，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的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这也成了民国时期泉漳会馆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仍能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上海福建人数量规模不大，但社会政治参与程度却很强。上海历史上的数次社会风波上海福建人都有群体的介入，并且每一次都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福建人所具有的冒险和反叛个性在运动中往往有一览无余的表现。仔细考察上海福建人在其中的表现.往往具有两大特点：1.前期更多地显示出与政府的对抗。2.吸引他们参与的原因，往往与家乡福建或客居地的同乡利益有关，乡缘观念通过参政意识表达出来。
上海福建人身在异乡，对家乡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关注是非常突出的，这也往往是引起他们群体参政的重要因素。上海小刀会起义、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中的闽籍学生游行示威等，无不与福建省内发生的变化有关。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重要背景之一是闽南小刀会活动的如火如荼。1851年，闽南发生小刀会起义，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两年后的1853年5月，闽南小刀会又揭竿而起。3个月后，上海小刀会起义也爆发。现在虽未发现上海小刀会起义与闽南小刀会联络的确凿资料.但上海小刀会中闽帮首领不少是同安人却是事实。吴煦档案中有一份小刀会首领名单，显示主要是闽粤人，而闽人中以同安人为主。上海卷入小刀会起义的兴安会馆、泉漳会馆和点春堂，正是龙溪、同安、海澄人为主，他们绝大多数从事的是糖海味洋杂货、桂圆檀香等业的埠际贩运贸易，经常来往于闽沪之间，不可能没有一点联系与影响。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菲律宾闽籍华侨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是闽籍商人积极参与的重要的直接的原因。闽人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其中菲律宾的华侨闽南人最多，并且操控着菲律宾商业尤其是零售商业。1899年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接管了菲律宾，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更为严厉。1902年美国在菲律宾正式实施禁止华工入境条例，只允许学生、教师、商人及旅游者入境，但事实上禁止华工的条例仍然牵延到工商等各阶层。这正是对于美国的排华法案，福建人的反应更加激烈的直接原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闽籍学生同乡团体在华界举行游行、散发传单，其直接原因是1919年11月底，在“五四运动”推动下，福建省也积极响应，日本人在福州大肆殴捕、枪伤学生，引起全国愤怒。上海35校闽籍学生300余人，在上海西门江苏省教育会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
民国建立以后，福建省内有任何社会波动，上海的福建同乡团体便会发表意见并有所举动。
《申报》上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笔者曾作统计，仅1919至1925年7年中，每年都有福建同乡团体就福建省内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积极表明政治态度。从重大外交问题、省级领导人人选到对学生运动的处置，无不表明态度。惠安同乡会的主要活动是为家乡建设服务，且多是代为筹措资金。从1947年惠安旅沪同乡会一年工作概览中发现，它所总结的8项工作成果，其中有6项是为家乡服务的项目。其中有捐款帮助家乡卫生事业；捐助家乡学子奖学金和赠送家乡学校书籍；争取政府和一些团体，帮助家乡的水利建设；捐赠自行车给乡公所，提高行政效率等等。一年来之惠安旅沪同乡会［Z］上海档案馆Q6-5-1054。
当然，近代上海福建人也不是在所有时间里都是以反叛者面貌出现，尤其上海闽商与闽商团体，通常与政府持合作态度，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们更多的是借助政府的政策法规，获取商业贸易利益。遵纪守法，乐善好施。平时，由于语言与生活习惯等因素，他们与上海的社会认同与融合并不顺利，但积极推动慈善公益和文教事业的行为，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上海闽商救助难民、支持抗战捐助的活动，也使他们在上海市民中获得了较好的声誉。
综上，在上海开埠后的100年间，尽管上海福建人的数量规模从来不曾超过江浙人和广东人，且无论在华界还是租界，都呈下降趋势，但上海福建人群体特性鲜明，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了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原文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
——徽宁会馆述论
刘家富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汇合了各地移民商帮。各地商人在激烈的行帮竞争、市场角逐以及各种强权力量的压迫下，需要一种支持依靠的力量。同时，传统中国社会强烈的乡土观念也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保障同乡工商业。
徽商是较早来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客籍商帮之一，早在上海开埠通商之前，徽商就已经活跃在上海及其周边城镇，一度成为上海及其周边城镇势力最大的商人群体。如此众多的徽州商人离妻别子、背井离乡，他们离开了故乡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了朝夕相处的亲朋故旧，离开了养育他们的乡土文化环境，孤立无援，行影相吊。这时，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能有一个由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组成的同乡组织来代替故乡中的“家”。于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体现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乡土观念的同乡组织——会馆就应运而生了。“乡土观念是支持同乡组织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孕育于乡土的自然环境，根源于乡土的社会关系，陶冶于乡土的特有文化，渐成于乡土政治地理区域的历史传统。”［1］因此可以说“同乡组织是中国转型时期以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组织，是由中国人注重乡谊和团结互助的传统、移民思乡的文化心态、地缘的强大凝聚力及寄希望子神灵保佑的需要而催生的。”［2］明清时期，凡徽商聚集之处，大至都市，小至集镇都建有徽州会馆，正如徽入许承尧所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3］在徽岗所创立的诸多同乡会馆之中，由旅居—卜海的徽商所建立的“徽宁会馆”是比较古代表性的一个，其影响也较大，“规制完密，董督周详，自以汉笃谊、沪思恭两堂为最。”［4］其中“思恭堂”就是“徽宁会馆”的前身。
一、徽宁全馆的建立及沿革
徽宁会馆是早期上海各旅居商帮所建的同乡组织中较早的一个商人同乡团体，是由寄寓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安徽徽州、宁国两地商人共同建立的。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安徽徽州、宁国茶商集资购大南门外30余亩田，建思恭堂，栖停棺柩，设立义冢。”［5］由此可知，徽宁会馆最早是由徽、宁两地旅沪茶商于1754年建立的，开始称为“思恭堂”。
随着旅沪同乡商人的不断增多，嘉庆年间徽、宁商帮“复议捐资，添建丙台三十余间，并增堂口外铺石路四百余丈”；并先后于1822年和1836年两次呈请松江府上海县地方政府“给示勒石”，立告示碑保护坟冢［6］。1836年，徽州休宁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乃倡建西堂，请免地征。诸茶商助施衣衾，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于是堂之制益扩充矣”［7］。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徽宁会馆遭到部分破坏。太平军撤退后，徽商出资“兴修重葺”，”焕然如故”［8］。1867年众徽商再次捐资扩建，“捐数稍裕，始得兴工大修，兼添建仿停棺屋，秋末各工告竣，两次修葺，计费万千”［9］。嗣后“思恭堂”这一名称逐渐被“徽宁会馆”取代。
光绪年间，“徽宁会馆”规模逐渐完备。1898年，“徽宁思恭堂重建武圣大殿，规模宏敞，气象聿新”［10］。
光绪戊子改建西厅奉朱文公神位于前进，而以后进为先董祠，旁添内外各三间为办事处，并改造大堂为武圣殴，殿之下得古歙程君谨轩赠一大鼎峙立如塔，殿之前为剧台.金碧辉煌，炫耀人目，殿之两廊架以看楼，殿之门外石狮对立颇具壮观。其余地复铺石，环以高垣，辟辕门于两侧。浚水池，池上亦峙一鼎，其势巍然，按鼎与狮皆绩邑馆业所助也。岁丁厂末同人议将殿东空地续建东厅，定名进为朱文公专祠，而以前进为思恭堂，由各殷实同乡垫资兴造，故公家经费虽纰，无伤也。越年落成，其神座龙龛与全堂灯盏则为麦邑各业所助，烛光辉映，色色俱新，于是奉升朱文公神位于新祠，腾出西厅为同乡团拜处矣……于墻内添建殡房十一间，更楼一间，盖自此而会馆一切工程可云美备矣。［11］这段记载说明了徽宁会馆进一步扩建的过程、规模与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