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娱乐消费的炫耀性。尽管崇尚奢华是上海地方居民在农耕时代就早已形成的消费风格，［10］然而，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与移居自身社会价值尺度失范状态的混合，进一步冲破了原有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对娱乐消费活动的些许制约，起而代之的是“金钱衡人”，并成为20世纪前后社会新的价值取向。具体如下：一耻衣服之不华也，一耻不乘肩舆也，一耻坐只轮小车也，一耻狎幺二妓也，一耻肴馔之不贵也，一耻无顶戴也，一耻戏院末座也。参见海上看样十九年：《申江陋习》，《申报》1873年4月7日。在这种社会价值尺度的导向和怂恿下，娱乐活动中的奢华之风逐渐转变为炫耀性的娱乐消费行为，炫耀性消费是指人们旨在摆阔气、炫耀自身财产、身份和地位而非出于需要而花钱购物的消费行为。参见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页。并蜕变为一种特殊的娱乐消费现象，在整个上海的娱乐活动中蔓延和渗透。那些富足的商人们，“他们在社会公共娱乐和消费生活中也是最阔绰、最显眼、最主要的消费者。”［11］（p.156）还有那些一掷千金的纨绔子弟，总怀着“吾欲腰缠十万贯，在此筑销金库”的梦想来上海进行疯狂娱乐。上流社会这种摆阔奢侈的消费方式，对社会的较低阶层必将产生示范或诱惑作用。因为“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自己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12］（p.64）所以，在城市富裕阶层炫耀性娱乐行为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市民上下竞相效尤，形成重奢华、趋享乐的社会消费风气。
二、年龄构成：人口年轻化的市场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还是个年轻的城市。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上海开始成为近代意义上城市的历史非常短暂，从19世纪中叶开埠到20世纪30年代还不足百年时间，所以年轻的城市孕育了年轻的市民群体。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工商业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吸纳劳动力的两大引力场，而按照资本主义岗位就业效益量大值的游戏规则，能够在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谋职的人，绝大多数只能是身体健康的中青年群体。从城市人口的增长方式看，由开埠之处的10万人增加至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人，上海主要是通过移民方式完成了城市人口的积累和跨越过程。而移民城市的一般规律表明，移民基本上那是以青年人为主，［13］（p.176）因而成为上海城市人口年轻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城市人口年轻化主要是通过中青年人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表现出来的。在当时，年龄划分标准有两种，一种是租界地区采用的方式，以15岁作为划分成人起始年龄阶段。从统计结果看，租界地区成人的比例大致占70%至75%左右。［14］（p.127）另一种是华界地区使用的统计标准，将居民人口年龄分成三个档次，1-12岁、13-40岁和40岁以上三个年龄阶段，其中成年人的标准往下调至13岁。［14］（p.126），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13岁已经属于劳动就业人口之列。陶冶在统计1935年成人劳动力人口的时候，年龄划分阶段是从13至60岁。参见陶冶：《近半个世纪上海城市职业构成的演变和三四十年代人口的经济属性在探讨》，载《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其次，与租界地区相似，华界地区15岁以上的成人比例大致也占总人口的70%左右。根据统计，13至20岁年龄段青少年占华界地区总人口的比例约在14%左右。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根据表313可知，华界地区13岁以上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5%左右。如果除去13至14岁两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值，15岁以上的成人比例大致也占总人口的70%左右。再次，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数据也表明，13至40岁年龄阶段的中青年群体人数基本维持在53%左右的水准上，占华界社会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加上1-13岁未成年群体的数量，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约占整个华界地区社会人口总数的76%左右。由此可以看出，30年代上海社会人口年轻化结构奠定性较强。
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对30年代娱乐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从消费市场结构看，中青年群体构成娱乐消费客源市场的主体。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地区，13（15）至40岁年龄阶段的中青年群体要占到整个成人娱乐消费市场人数的70%左右，而4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仅占30%左右。中青年群体的市场优势已是不言自明。据调查资料表明，在30年代大众化的游乐场中，21—40岁的游客人数约占总数的74%。［15］（p.7）至于舞厅里面，少爷、小开、大学生等青年人群也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电声》1934年第3卷第41期，第818页。墨以至于每逢“星期六之晚，于是成了学生洋行及机关职员等阶级的狂欢节。”《舞场特写》（创刊号），上海一鸣出版社，1939年6月10日，第19页。尽管游乐场和舞厅并不能代表娱乐业的全部，但是却能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青年群体在娱乐市场消费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从消费心理和需求动机上讲，这一年龄群体具有开放的消费心态，消费动机具有时代感，追逐流行和倡导时尚是他们最重要的娱乐消费诉求和行为体现。如跳舞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项时尚化的大众娱乐，其中年轻人更是玩转时尚的先锋。那时“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16］又如对于跑狗，“由于这是从国外传来的板高贵的娱乐，（高贵人不当它是赌钱的）是新奇的，兴奋的，中国的小姐少爷们有的是钱，只要是时鼍的，有风头好出的，何况还有赢钱的希望呢。从此跑狗场的玩意在上海绅土淑女们的心田里打定了根基。”［17］（p.21）从跳舞到跑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青年人群体的一种娱乐价值倾向。二三十年代是上海城市娱乐业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最具诱惑力的年代，各种新颖的娱乐括动方式层出不穷，从电影、跳舞、跑狗、溜冰、游泳、到郊外旅游，无一不是中青年群体在引领娱乐消费的时尚。
第三，从消费方式上看，这一群体敢于尝试超前性和透支性的消费方式。任何时代，青年人的消费观念历来是新奇别致，刻意追求，有时甚至误入贪图享受、酷爱虚荣的歧途，表现为娱乐活动的消费支出水平，常常与其收入水准不成比例。30年代，喜爱跳舞是中青年人的娱乐兴趣所向，可是“舞场的人几乎十有八九和当铺脱离不了关系。”《舞场特写》（创刊号），上海一鸣出版社，1939年6月10日，第2页。即便妇此，经济上的尴尬局面并未能够阻止人们进行娱乐消费的势头，舞厅还得去，“可是天天逛舞场得换换‘行头’，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宁可牺牲几毛钱的利息，在当铺里面换衣服，谁也不会知道他除了身上穿的那一套外，其余的都在当铺里。”同上。第3页。
如果说城市人口基数庞大只是准备了充足的市场条件，那么人口年龄构成的年轻化，则准备了旺盛和持续的市场消费动力和消费欲望。上海娱乐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被疯狂地推向一个又一个发展的高度。
三、性别构成：男性化主题的娱乐内涵
性别构成是体现城市社会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在上海开埠以后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上海租界地区城市人口的性别比率曾出现极其严重的失衡，1870年男女性别比率一度达到290。此后，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性别比开始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是，男女性别构成的不合理程度依旧非常严重。［18］（p.30）1935年，公共租界为156，法租界为141，牮界为133。［14］（p.123）结构中两性比例失调，必然导致未婚男子数量居高不下，据统计，这一时期未婚男女之比率更是高达2167。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这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对城市娱乐的发展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力，使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具有一种以男性为主导和以男性为主题的特殊含义。“上海这个地方于单身汉子是最便利的，夜间生活极为发达，甚至可以说是居全世界之冠。在雪亮的霓虹灯之下是数不尽的舞场、赌坊、戏院、茶室、妓院、酒吧，而且处处都是人头拥挤，十分热闹。”［19］（p.184）第一，城市娱乐活动男性化。关于城市娱乐男性化主要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从城市娱乐活动的构成看，30年代娱乐活动突出了适合男性娱乐的活动特征。如果将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回力球场、戏院、电影院、游乐场、舞厅、茶楼、酒吧、咖啡馆、妓院、按摩院等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娱乐场所进行罗列，那么除了电影院、戏院以及游乐场中女性观众比例稍有增加外，余下的几乎都是男人占垄断地位的娱乐领域，上海公共娱乐活动场所仿佛成了城市男性的娱乐领地。二是从娱乐场所游客构成的人数看。虽然关于30年代娱乐场所游客性别的统计数据极为稀少，但是，根据1938年所作的关于上海游乐场的市场调查发现，男性占80%，女性仅占20%。［15］（p.7）尽管这只是一个调查个案，但也反映出在游乐场这样一个具有大众化娱乐内容的地方，男性也占有绝对的多数，更遑论在跑狗场、回力球场等令男人为之疯狂的场所。30年代的上海，城市娱乐场所作为公共活动领域的性质实际上已经被悄然地异化，然而，这一现象却往往被城市娱乐夜生活繁华和喧闹的表面所掩饰，以至被忽略。
第二，城市娱乐活动色情化。这里所说的娱乐色情化主要指专门为男性提供色情娱乐活动的场所以及色情化的娱乐环境。30年代拥有执业资格的色情娱乐场所主要是指妓院1933年，在工部局登记注册的妓院经营执照就有4295张。参见《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3年）。和按摩院等。30年代末期，上海共有105家按摩院，雇用了2800名女按摩师。（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此外，被各式变相的色情活动污染的娱乐场所也不计其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舞厅的色情化。30年代初，人们热衷于跳舞，原本是作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但是，渐渐地除了快慰以外，还有来自于色情化的感受，舞厅因而“就给一班色情狂，或图利拉同人视作色情营业”。［20］时人曾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迷恋跳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它含有神秘性诱惑性习惯性和麻醉性的缘故……半裸的雾谷轻盈，全身的肌肉，隐隐显露在你面前，绯红的樱唇，波纹的黑发，柔媚的双眸，细腻的纤手，混合了一片脂粉，肉和酒的香味，真使人陶醉，使人迷恋。”［21］（p.18）由于深陷色情化之中，“舞厅也沦为一个社风日下，色情角逐的黄色境地，完全迷失了其本来的面目。”［22］（p.7）于是，在李欧梵看来，“到30年代，舞厅成了上海城市环境的另一个著名，或说不名誉的标记。”［23］（p.29）此外，其他如游乐场为取悦和吸引男性游客，“往往让妓女、向导女等不良女子公开活动，不加禁止。”［22］（p.7）在大世界游乐场，“一万人的游客，这其中有几成（或至少是一成）是卖春女。她们将这里作为绝妙的赚钱场所，所以都买了折扣票进场来。”［24］（p.203）于是“游客借此来‘吊膀子’、‘轧姘头’，就愈发多了起来。”［25］（p.114）伴随30年代城市娱乐繁荣而滋生和蔓延开来的色情化现象，成为上海娱乐夜生活的又一种内涵。
造成城市娱乐男性化和色情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城市人口中男女性别结构失衡形成的特殊的男性娱乐需求市场。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不少城市是如此，［26］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天津也是这样。天津是北方的移民大都市，1939年的性别比率也高达145，［27］以致“有数以十万计的生活贫困、处于青春期和婚龄期的产业工人和店员职工，他们‘要求娱乐和消遣，然而仅仅有一七七个娱乐场所和少数的公园，不能满足劳累了的工人、店员们的精神需要，促进了性欲的苦闷，’本局关于游妓、暗娼、清音调查材料（1952年），14—65—58，转引自江沛，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J］.近代史研究，2003，（2）：185。这是他们常常光顾低等妓院的重要原因之一。”本局关于游妓、暗娼、清音调查材料（1952年），14—65—58，转引自江沛，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J］.近代史研究，2003，（2）：185。这似乎可以解释性别比率的严重差异就是导致天津妓院业兴旺的重要原因。随着20世纪初“上海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重镇，娼妓业的行市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前找名妓，主要为精美奢华的享乐，现在城里经商做工的人群急增，这些人有未婚的，也有离开了乡下的妻子进城的，于是娼妓业也适应市况，为这些人提供性服务。”［28］（p.63）因此，上海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以男性为消费对象的娱乐色情业发达这一特性。当然，对众多的男性市民而言，或逛妓院，或打野食，无论从事何种类型的嫖娼活动，固然与其自身道德制约力弱化有关，但是更与移民群体中长期单身者、下层市民中无力娶妻者的长久被压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有关。正是男性这种性娱乐需求的现实存在和潜在愿望，才成为驱动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色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